明十三陵在方志中竟有如此多不同面貌？其形象为何如此多变？

行

行谈君2025年10月11日约 25 分钟

明十三陵/来源：微博@中国国家地理

明十三陵葬有十三位皇帝

在明代以来的方志书写中呈现多重面貌

王朝根本重地、故国思念、

新廷厚德仁义、文化遗产……

十三陵究竟承托怎样的观念？

不同的书写出自谁手？

角色转变如何在历史流动中完成？

刘少华老师一篇力作

走近方志文献中明十三陵的历史书写与角色转变

10月18日与刘少华老师一同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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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老师

刘少华

历史学博士、博士后，曾任职于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第六届理事会历史文化专家组专家、中国明史学会会员、中国紫禁城学会会员、北京市昌平区政协文史研究专家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文化遗产等。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著有《明代军人司法制度研究》《明代的贪腐与反贪腐》《赵羾与明代的延庆》《明十三陵志》（合著）《水与治国理政》（合著）等，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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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来方志文献中明十三陵的历史书写和角色转变》

作者 | 刘少华

原文刊于《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3期，39-47页

摘要：明十三陵是北京昌平重要的历史遗迹，明代以来昌平地方志中关于明十三陵的书写方式和内容各有不同，由此建构起来的明十三陵的历史角色也不断发生变化。明代方志将明陵视为王朝的根本重地，期望国祚永昌。清初的明遗民把明十三陵作为明朝的象征，寄托对故国的怀念。清初的官方志书将明十三陵看作前朝遗迹，其书写强调清廷对明陵的保护，借以宣扬清朝的厚德仁义，从而维护其统治，清后期方志中这种思想逐渐减弱。新方志则将明十三陵视为文化遗产，其书写凸显其文化遗产价值，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明十三陵的角色转变是由于书写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个人立场和思想意识不同造成的。

关键词：明代；方志；明十三陵；历史书写

明十三陵是明代迁都北京后十三位皇帝的陵墓，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部天寿山。十三座陵墓散落于天寿山约8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气势恢宏。明代以来，昌平地方志中有大量关于明十三陵的记载，各时期的书写特点、内容、目的不尽相同，而由此建构起来的明十三陵的历史角色也不断变化，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变迁。

一、根本重地: 隆庆《昌平州志》对天寿山前八陵的书写

昌平地域，汉朝设有昌平、军都二县，明朝正德年间，升县为州，辖密云、顺义、怀柔三县。昌平州原来无志，嘉靖四十三年（1564），昌平知州曹光祖请昌平州人崔学履编修州志。崔学履，昌平州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历任尚宝司少卿、河南按察司副使等职。崔学履 “考索群集，访求故实，凡切于州者，备载无遗”[1]。该志编写完成后，由曾参与编修《承天大志》的翰林院国史编修孙铤进行校订，隆庆二年（1568）完成刊印，共4册，8卷。隆庆《昌平州志》成书时，明十三陵中只有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8陵，该志对明陵的书写反映了当时地方官绅对陵寝的认知与态度。

首先，昌平为陵寝所在，这是编修志书的重要原因。昌平旧来无志，这是与昌平的地位不相匹配的。孙铤在该志《序》中说:

昌平地接神京，天开雄镇，升自县治，甲视诸州。近之则陵寝尊安，垂神人之永祐；远之则畿辅控制，严夷夏之大防，讵不重哉? 铤滥竽史职，按图牒稽故实于诸志，素好览观。昨者与修《承天大志》。承天为世宗肃皇帝诞祥受命之区，大孝尊亲崇修陵祀，升州为府，数十年旷仪隆典，光于往昔，宜志之也。顾夫成祖文皇帝驱夷拓国，建鼎卜兆，以定万世之业，自昌平始。而列圣继兴，由前启后，代宣安内攘外之猷；由后溯前，时修尊祖敬宗之典。至肃皇仁孝天成，阅事久而虑精，集议多而制定，伟哉备矣。然诸臣未闻有以修志为言者。夫履其事不知事之所由起，习其议不知议之所由更。父老虽存，远则失传；科条虽列，涣则滋弊。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莫重于陵寝，戎莫重于畿辅也。故圣驾所经，百司秉礼；王师所寓，诸镇宣威。乃漫无事实，不加之意，何以示中外而尊朝廷乎？[2]

孙铤认为编修昌平州志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昌平地理位置重要，为 “畿辅控制”之地；其二，昌平是 “陵寝尊安”之地。作为《承天大志》的编修者，孙铤还联系到明世宗为其父亲在承天府营建显陵，继而下令编修《承天大志》，而昌平作为8位皇帝陵寝所在地，也应该编修《昌平州志》。

其次，志书中单独列有“重本志”，专记陵寝事迹，以表重本之意。隆庆《昌平州志》卷2为“重本志”，专记陵寝事迹。“重本志” 分为5部分。一为皇陵，介绍前8陵和悼陵、贤妃二井、万妃坟的地理位置，并介绍陵寝周边的形势风貌。二为陵制，介绍陵寝的格局制度，依次是红门、石坊、碑楼、石器、龙凤门、桥座、行宫、掸尘殿、松园、香帛亭等。三为迎驾，记录明世宗、明穆宗前往天寿山谒陵的情况，还抄录了两位皇帝在昌平颁布的圣旨。四为陪祀，介绍陵寝祭祀时节和程序。五为陵祀诗，收集了陪祀官员在祭祀陵寝时撰写的诗词。作者单列“重本志”，认为：“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信生人之类，唯祖功宗德为大也。我昌之为郡，祖宗陵寝在焉，即古汤沐邑也，其本不亦重乎？”[3]作者把陵寝看作是明廷的祖宗根本，“重本志”是将 “祖功宗德”记录下来，来表现8位皇帝的“遗泽之长”。

最后，志书强调陵寝的山水形势，借以象征明朝的长治久安。古代陵寝选址主要依据风水理论，强调龙、穴、砂、水、明堂之间的配合关系，最直接的就是要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四势端明”、“龙虎抱卫，主客相迎”。从风水理论看，天寿山陵区确实是一个天造地设的风水宝地，连乾隆皇帝也赞叹道：“太行龙脉西南来，金堂玉户中天开。左环右拱实佳域，千峰后护高崔巍。”[4]隆庆《昌平州志》用大量篇幅来描绘明十三陵的山水形势，极尽溢美之词：

于维皇陵形胜甲于天下，山原超于往古，我成祖文皇帝封其山曰天寿。尝自其近而观之，前有凤凰山如朱雀，后有黄花镇如玄武，左蟒山即青龙，右虎峪即白虎，且东西山口、两大水会流于朝宗河，环抱如玉带三十余里，实惟天造地设之区。又自其远而观之，山虽起自昆仑，然而太行、华岳连亘数千里于西，山海以达医闾逶迤千里于东，唯此天寿山本同一脉，乃奠居至北正中之处，环如前椅，券如崇城，包罗万象，统会群山。巍乎其尊也，浩乎其大也。在京师，有以建四方之极，在天寿山，有以位京师之上，此固第一大形胜，为天下之主山也。我皇陵鼎建于此，以昆仑为源，以太行、医闾为翼，以沧溟为岸，则王气所钟，盖真有以永保国祚于亿亿载，而镇压沙漠于万万年者矣。谓非天意之攸属，若有所待，睿虑之深长，超越千古也哉。[5]

为了更加形象地描述明十三陵的山水格局，志中绘有“昌平一州总图”，此图虽名为昌平总图，但并非以昌平州城为中心，而是以陵寝为中心。图中昌平州城、白羊城、居庸关等规模较大的城不合比例地处于图中的边缘，可以看出绘制此图的目的就是要展现陵寝的风水格局和规模建制。为了表现陵寝的风水，图中将山脉和河流描绘地非常明显，从图中看此地绝对是一处完美的陵址佳域。但需要指出的是，此图已经将山势形象化了，特别是各个陵寝背后的“玄武”山，真实的山势并非如此完美。作者为了迎合风水要求而做了修改，目的就是强调陵寝风水之好，是万年吉壤，象征明王朝的代代相传。

皇帝陵寝营建于昌平，对昌平人崔学履来说是巨大的荣耀，对昌平州也是深厚的恩泽。因此，明世宗、明穆宗在谒陵期间颁布的一些形同具文的诏书，都被收集在了州志中，被看作“惠泽普流”“概州为之沾恩”，字里行间充满着自豪感恩之情。同时，作为明王朝的臣子，崔学履对明陵的描绘不吝笔墨，他最后总结道：

此我皇陵创为一代制度也，规模宏丽，法迈百王，建设恒新，光昭万世，皆本于圣祖睿虑之所经营布置，自尔尽善尽美，巍然焕然。至于银岗象设，绣岭天开，外合中敞，延袤广阔，乃乾坤之造设，自开辟以来所未有者也。兼以二百年来松楸茂密，苍翠森严，不惟壮天下之奇观，抑亦成万代之雄藩，则我列圣至灵，有以永妥于此者，宁有纪极也哉。[6]

可见，对于昌平官绅来说，皇帝陵寝俨然是整个明王朝的象征，是朝廷的“根本重地”。其山水形势“天造地设”，建筑规模“宏丽恒新”，是王气所钟，可以“超越千古”“永保国祚”。

二、故国忧思: 清初明遗民对明十三陵的书写

明清鼎革之后，很多士大夫以明朝遗民自居，他们不仕清廷，或隐居山野，或云游四方。为了表达对明朝的思念，他们拜谒明朝皇帝的陵寝，明孝陵、十三陵成为他们寄托故国情怀的地方。在谒陵过程中，他们往往留下诗文词赋，例如顾炎武、屈大均、谈迁等都写有许多凭吊作品。

明遗民对明十三陵的书写，主要有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和梁份的《帝陵图说》。顾炎武，昆山人，清初大儒，曾7次拜谒明孝陵，6次拜谒十三陵，《昌平山水记》是其在谒陵过程中完成的，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写昌平州的基本情况，以明十三陵为重点；下卷写顺义、密云、怀柔3县山水。《昌平山水记》是首次对明十三陵进行详细记录的作品。顾炎武对每个陵寝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按明朝皇帝的顺序记录了十三陵的位置、营建过程、建筑规制等。除了十三陵之外，对陵寝的一些附属建筑，如神宫监、神马房、陵卫、隘口等也有记述。明朝已经灭亡，唯有陵寝还存在，顾炎武希望用如此精细的描述留下明朝的一些遗迹，可以作为后来人凭吊的慰藉。

从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十六年（1677）18 年间，顾炎武6次拜谒明十三陵，分别留下了《恭谒天寿山十三陵》《再谒天寿山陵》《二月十日有事于攒宫》等6篇诗作。如果说《昌平山水记》是对明十三陵的客观记述，那么这些诗作则是性情的委婉表达。思陵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的陵墓，崇祯帝是顾炎武亲身经历的皇帝，他对思陵有天然的亲近感，其六篇诗作中就有四篇是为思陵而写。他称思陵为攒宫，而不称之为陵，他解释道：“昔宋之南渡，会稽诸陵皆曰攒宫，实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弑，贼不讨不书葬，实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实也。实未葬而名葬，臣子之义所不敢出也。故从实而书之也。”[7]可见，顾炎武虽然身在清朝，但并不认可清朝，即使清廷为崇祯帝修建了思陵，顾炎武却以“小修此陵园，大屑我社稷”[8]的理由表示不满。顾炎武在诗作中还渗透着自己对明朝灭亡的看法，他认为明朝灭亡并非崇祯帝无能，而是群臣无策，即所谓“当年国步蹙，实叹谋臣寡。空劳宵旰心，拜戎常不暇。贼马与边烽，相将溃中夏”[9]。这种思想实际上也体现了他的“春秋之法”。

康熙之后，随着社会的稳定和明遗民的逐渐消失，明陵作为凭吊故国的象征意义逐渐减弱。但此时又出现了一部图文兼备的明陵著作——《帝陵图说》。其作者梁份（1641—1729），字质人，江西南丰人，清代著名地理学家，少年从彭士望、魏禧学习，得经世之学。他 “尝只身游万里，西尽武威、张掖，南极黔、滇，遍历燕、赵、秦、晋、齐、魏之墟，览山川形势，访古今成败得失，遐荒轶事，一发之于文”[10]。著有《怀葛堂文集》《西陲今略》等。康熙四十二年（1703），梁份同朋友黄曰瑚拜谒昌平明陵，历时5天，回来后撰写了《帝陵图说》。此书仿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但又有不同，“顾详于形势，而梁详于规制。顾旁及山水，而实重诸陵，梁特悉诸陵，而因及陵所丽之山水”[11]。全书分为3卷，卷1钟山图说、孝陵图说，但没有正文；卷2天寿山全图说以及各陵图说；卷3金山图说、景皇帝陵图说，篇末还有吴铭道撰写的《帝陵图说书后》《重书帝陵图说后》和王源撰写的《十三陵记》。

《帝陵图说》专记明代帝陵，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绘制详图。图说是此书的鲜明特点，在记述时，先图后说，先有总图，后有各陵图。陵图绘制采用了方格界定的方法，每个图中都说明比例尺，如长陵图“每方一里，每里七百二十跬”，德陵图“每方一里，每里七百五十跬”。这些图简要绘制了天寿山、金山以及各陵的山水形势、陵寝规制等。其中天寿山图中有“大兴方伸仿昌平州志”的字样，可知，此图是仿照隆庆《昌平州志》中的《昌平一州总图》而作。其二，对陵寝规制记述精详。撰写此书的目的，梁份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份每念汉唐以来之山陵，其存者且仿佛疑似不可别，若湮灭于兔葵燕麦中者又何可纪极。生则君临万方，死乃抔土莫别，可不痛哉。”[12]他对各陵的规制描述比顾炎武更加详细，形制、距离、位置都一一标明。其三，注重历史书写。 “梁份的《帝陵图说》，与其说是陵志，毋宁说是一部陵史，是书之作有所谓史学的书法，最能说明梁氏书法的为有关崇祯帝陵的书写。”[13]梁份对崇祯帝陵亦不称思陵，而称攒宫。他认为：“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则烈皇帝虽葬而未可为葬也，则随营陵而未可称陵也，而况其非也。......烈皇帝殡于田妃墓，国耻未雪，不谓之攒宫不可也，以陵称不可也，以思称尤不可也。”[14]这与顾炎武之说相同，他还以 “思”并非美谥，称为思陵尤其不可。

梁份出生于明朝灭亡的前三年，他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明遗民，而且《帝陵图说》成书于康熙四十二年，此时清朝的统治已经非常稳固，国力强盛，百姓安居。但梁份仍以明遗民自居，不忘故国。他与明宗室后裔八大山人有书信往来，在信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帝陵图说》。

份年来坎壤，无一为先生道者。惟徂岁同黄宗夏走昌平谒一祖十二宗之陵寝攒宫，留数日，绘图列向，开方记跬，图各有说，为古今所未有之书，尤昭代所必不可无之书。行授之梓，十五国中各流布十册。天潢之贤肖者，与忠孝之后、义士仁人，并藏弃之，俾圣祖神宗之弓剑永垂于天壤，不致如历代帝王栖神之域，或湮没于胜水残山者。......想先生闻此必为开数十年未开之笑口，而展图一览，又必凄然于此日矣。[15]

梁份虽非明宗室后裔，但对明朝的忧思情怀与八大山人应该是一样的。他写此书的目的也是寄托情怀，所以他能想象得到八大山人看到此书后的心情，虽笑犹苦，也仅仅在精神上得到一丝慰藉。

三、胜朝遗迹：康熙、光绪《昌平州志》对明十三陵的书写

清代共编修两部《昌平州志》，分别在康熙和光绪年间，两部志书皆有对明十三陵的记载。

康熙十二年（1673），昌平知州吴都梁倡修《昌平州志》。该志共26卷，其中“陵墓志”记明陵和历代陵墓，还有少量古迹，以明陵占分量最大。其凡例指出：

陵墓与古迹列为一类。陵墓亦古迹也，何志明陵独详？盖尝流览史册，鼎革之交，前朝原庙衣冠多不可问，今则享殿幽城岿然列著，无所为樵儿牧竖踯躅歌呼于其上者。仰见我国朝盛德迥迈千古，谨叙次其事实，用昭扬厉之私，仍俟后之君子登诸雅颂焉。[16]

由此可知，详记明陵是为了宣扬清朝统治者的“盛德”，因此志中除了一些对明十三陵规制、各陵果园、榛厂、陵卫的记载外，关于清朝对明陵的态度和政策着墨较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详记顺治帝对思陵的修缮。陵墓志对明陵的记述仅记位置和墓主，但记载思陵时则附有两篇长文，其一，“开圹始末”，记载了崇祯帝下葬田贵妃墓的详细经过；其二，“剪贼塘报”，记载了投靠清廷的原密云副将张诚为了报仇雪恨而与李自成农民军在昌平城交战的情况。崇祯帝虽下葬入土，但仅是贵妃葬制，陵制并不完备。顺治元年（1644）5月，摄政王多尔衮下令礼葬崇祯帝，按照帝陵规制营建，次年完成。此后，又将随崇祯帝一起自缢的太监王承恩葬于崇祯帝陵旁。奇怪的是，这两件事在志中却没有记载，这并非是志书编撰者遗漏，而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因这两件事都是在多尔衮的主持下进行的，该志编修于康熙初年，此时朝中对多尔衮与孝庄太后、顺治帝的关系讳莫如深，不便将多尔衮的事迹记录下来。但是对顺治帝事迹却无一遗漏，该志艺文志收录有《世祖章皇帝御制明内监王承恩碑文》《世祖章皇帝谕修明怀宗思陵诏》《世祖章皇帝谕祭王承恩文》。3个诏书分别颁布于顺治二年、十六年、十七年，主要内容是顺治帝下诏为王承恩修建墓地和修缮思陵。

其二，详记清廷对明陵的政策。为缓和与汉族士人的矛盾，清廷打着为明朝报仇雪恨的旗号，对明十三陵采取积极的保护政策，志书中均有反映。首先，祭祀明陵。顺治十六年（1659），顺治帝过崇祯帝陵，酹酒于陵前；次年又过昌平，拜谒明陵。在此期间，顺治帝亲自撰写祭祀铭文。该志艺文志收录了《世祖章皇帝祭明诸陵文》和《世祖章皇帝祭明怀宗陵文》。其次，颁布诏令，严禁采伐树木，破坏明陵。陵墓志中附有 “严禁盗毁明陵示”，是工部发出的严禁破坏明陵的告示。另外艺文志收录顺治十六年《世祖章皇帝谕工部敕》，此敕书还镌刻在了长陵龙趺碑的正面，至今保存完整。最后，设立司香太监，每陵设太监两名，除定陵不设外，共有22名。又设陵户，负责看守陵监和巡视樵采。昌平知州吴都梁在《陵墓志》后的按语颇能说明当时官方士人的态度：

都梁谨按，故明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既攻陷京师，怀宗身殉社稷。维时九庙衣冠悉已变为灰烬，又何有于桥山玉匣不入冬青之□乎？洪惟我清世祖章皇帝以智勇聪明之质，举堂堂仁义之师，扫荡寇氛，代为雪耻，普天率土固已神人共慰矣。然犹亲诣诸陵，拜陈牲醴，一木一石俱降敕音，时加修葺防守，复设立陵户、太监，给以赡田，俾司香火，此尤旷世未有盛典也。当驾之诣思陵也，躬奠椒浆，唏嘘洒涕，一时扈跸满汉诸臣盖亦无不凄然感泣。且念怀宗御宇时，忧勤宵旰，亡国非辜，而后代史官恐其传疑失实，将与古来荒淫失驭者同类并观，特命辅臣撰文勒石，以示表扬。今读其词，真觉怀宗当日一段孜孜求治之意，昭然揭于千百世之下，睿怀肫恻，一何若是，其至与夫式庐表墓，且开□□之基。况乎延胜国之松楸，尚前朝之血食，所□□深仁厚德如我世祖章皇帝者，而国家灵长之祚绵于亿万斯年，由兹不愈可卜吉。今都梁叨守昌平，兴修郡志，煌煌天语，俱得恭绎熟悉之，爰藉墨卿敬彰盛事，并□□于史臣飏言之义云。[17]

可见，以吴都梁为代表的官方士人已认可清朝是为明朝“雪耻”的看法，并且对清廷一系列保护明陵的举措心存感激。在他们看来，明十三陵虽是前朝的遗迹，但已经没有了故国忧思的象征意义。他们书写十三陵，是把它当成为清朝皇帝歌功颂德的工具。

光绪《昌平州志》成书于光绪十二年（1886），共18卷，由昌平知州吴履福倡议，福建道监察御史、昌平人刘治平主持，贡生刘万源编纂，最后由翰林院编修廖荃孙发凡起例，编纂完成。该志卷1皇德记，收录了清朝皇帝保护明十三陵的谕旨19篇，其中顺治帝7篇、康熙帝2篇、雍正帝2篇、乾隆帝2篇、嘉庆帝1篇、光绪帝5篇。此外，本卷中还收录了清代皇帝所作的有关昌平的诗词，其中乾隆皇帝的《谒明陵八韵》《哀明陵三十韵》《修明陵成遂因临视用乙巳诗韵》《过清河望明陵各题句》，嘉庆帝的《谒明陵八韵》都是关于明十三陵的诗词，而且这些诗词都在当时镌刻在了明十三陵的明代石碑之上，这实际上宣告了改朝换代的完成和清代皇帝正统地位的确立。卷10《冢墓记》，利用大量篇幅记载了明十三陵的规制，但是这些文字几乎全部抄录顾炎武《昌平山水记》，没有创新之处。另外，在卷2舆图记中还有一幅明陵图，山水、树木历然在列，仅是各陵的示意图。各陵的神宫监、果园，到光绪时发展成为村落，它们和其他村落一样，被列入志书的“土地记” 中，已经失去了作为陵寝附属的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昌平州志》还有一件关于明陵的大事没有记载，那就是乾隆五十年（1785）到五十二年对明十三陵的大修工程。这并非是编修者不知此事或是遗漏，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清初方志编修者用大量笔墨书写清帝对明陵的保护政策，其目的在于宣扬清廷的德行，笼络汉族士人，维护清廷的统治。光绪时期，清朝已经统治了200多年，早已不是清初那个敌对势力暗流涌动的时代，这时的明十三陵也仅仅是前朝的遗迹，与其他王朝的帝陵没有区别，因此，也就没有书写乾隆皇帝大修明陵的必要了。虽然编修者在《皇德记》中说罗列清朝皇帝谕旨的原因是“以昭圣德”，但也只不过是敷衍塞责的文字。

四、文化遗产：新方志《昌平县志》和《明十三陵志》对明十三陵的书写

民国时期，昌平县属于河北省管辖，没有编修方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纂，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指导新方志编纂工作。昌平的新方志编纂工作启动于1987年，2007年《昌平县志》正式出版，先后经过了20年的时间。该志上限力求追溯事物发端本源，下限断于1995年，许多内容记述至1999年，分为34编、156章，达150余万字。[18]

随着国家对文物工作的重视，文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写入地方志中。《昌平县志》列有文物编，记述了昌平县的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和文物保护管理情况。明十三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字列入文物编，但明十三陵面积大、内容多、涉及面广，单独成为一编，即明十三陵编。此编共分3章，第1章为帝后陵墓，介绍明十三陵各陵、妃子坟墓的营建过程、建制规制等，采用现代测量方式，对陵寝建筑进行详细测量。第2章为管理，介绍自明十三陵营建以来的管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文物保护情况。第3章为文物考古陈列，介绍1956年定陵考古发掘和文物陈列情况。《昌平县志》是新方志，不再宣扬封建忠君思想，对封建王朝的更替也有科学的认识。因此对明十三陵的书写是本着保护文物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明十三陵不再是封建王朝的象征，而是中华灿烂文明的体现。后来的《明十三陵志》就是在这种思想继续深入的基础上编纂的。

《明十三陵志》是第一部专门记述明十三陵的方志，是北京市第二轮方志编纂中的一部专志，上启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朱棣营建长陵，下至2010年，部分内容略有上溯和延伸。该志主要内容共5编，第1编为皇帝陵寝及其陪葬墓，第2编为陵区附属建筑及设施，第3编为陵寝礼俗，第4编为管理，第5编为考古与文物，另外还有概述、大事记、附录等内容。《明十三陵志》对明十三陵的书写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内容丰富，注重历史考据。该志是关于明十三陵的一部专志，其内容极为丰富，就陵寝本身来说，内容涉及墓主生平、各陵寝的自然环境、建筑规模、营建过程、附属建筑等。同时，对明代帝后的丧葬礼仪也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在管理编中，记载了从明朝至今的管理机构、管理制度以及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的情况。考古与文物编则是重点记载了定陵发掘的过程，对出土文物有详细的分类介绍。该志十分注重考据，对于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进行了科学考据，如对具服殿、行宫、新行宫位置的考据。附录中还专门列有考据条目，如《无字神功圣德碑形成原因考》《各陵祾恩殿规制考》等，通过史书记载和实地调查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解决了长久以来的历史疑问。

其二，重视明十三陵的文物保护和管理。1956—1957年，定陵发掘成功，出土文物3000多件，震惊了世界。1956年，明十三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和管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该志中，明十三陵的文物保护和管理成为重点。首先，对定陵发掘过程和出土文物进行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对出土文物，包括纺织品、金银器、玉器、瓷器等12个门类都有具体描述，而且配以彩图，反映了志书编纂者对文物的重视。其次，详细介绍明十三陵的古建筑修缮情况，包括工程资金数量、修缮方式、施工过程等，成为了解明十三陵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最后，存录了许多保护明十三陵的法律、法规。在志书的附录部分，录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区规划管理的规定》《北京市明十三陵保护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法律文件。

其三，突出明十三陵的文化遗产价值。2003年，明十三陵因其深厚的文化遗产价值作为“明清皇家陵寝” 扩展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该志也渗透着对其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最明显的是其关于明十三陵风水的描述。明十三陵是在古代风水理论的指导下选址的，虽然风水理论存在着迷信色彩，但是却达到了完美的景观学要求。该志对陵区和每个陵寝的山水形势进行说明时，抛弃了封建迷信的思想，而是利用现代自然景观学来描述。正如文中所说“由于元明时期形势宗风水理论与理气宗风水理论紧密结合，并广为人们采用，明天寿山诸陵在陵地的卜选上更注重对完美的山川形势的追求，因而在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使本来在礼制上就已存在尊卑屈让关系的陵区建筑群，在与山川形势的配合中，更显得主次分明，充满肃穆庄严的纪念气氛”[19]。另外，志书中关于陵寝建筑的科学测绘、明清祭祀礼仪和管理制度、出土文物的记载也体现了明十三陵的文化遗产价值。

综上所述，新版《昌平县志》和《明十三陵志》对明十三陵的书写，目的是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化，形成了与明清方志截然不同的书写风格。

结语

明代以来，由于书写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个人立场的不同，方志文献对明十三陵的书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使得明十三陵的历史角色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隆庆《昌平州志》成书于明朝隆庆时期，是由地方政府组织编纂而成。作为明王朝的官员，志书的编纂者对明陵怀着尊崇和敬仰的态度，因此志书中专门列有 “重本志” 来书写明陵，将祖宗陵寝视为明王朝的 “根本重地”。在书写形式上，遇有 “陵寝” “长陵” “献陵”等词语时都要另外起行，顶格写起，等同于皇帝的书写规格。就角色来说，明陵已经成为明王朝的象征。在论述明陵的山水形势时，编纂者不吝笔墨，甚至不惜改变山水走势利用图画来强调天寿山区是完美的风水宝地，期望明王朝国祚永昌。《昌平山水记》和《帝陵图说》虽然成书于清朝康熙时期，但并非出于官方，属于私人撰述，代表了明遗民对明陵的态度。顾炎武和梁份都曾实地拜谒，对明陵的描绘细致入微，面对明陵的破败景象，字里行间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他们对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帝陵称攒宫而不称陵，带有别样的情感。作为亡国之民，明遗民身处新朝，心向故国，明十三陵也许是唯一能让他们表达忧思、追念国故的地方，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康熙《昌平州志》是由清朝官方编纂，编纂者仕于新朝，他们认同了清朝的统治，而且感激清廷对明陵的保护政策。因此在明十三陵书写方面，该志重点记载清廷对明陵的政策，明十三陵成了他们歌颂清廷 “深仁厚德” 的工具，最终的目的是，在当时不太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宣扬对清廷的认同感，以维护清朝的统治。到光绪时期，清廷统治已经200多年，明清易代的局势早已不复存在，关于明朝的言论更加自由开放。所以，光绪《昌平州志》关于明十三陵的描写竟然全部抄录明遗民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这在清朝初期是不可能的。此时的明十三陵仅仅是前朝的遗迹，与其他王朝的陵寝没有什么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明十三陵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明十三陵志》注重明十三陵的文物保护工作，凸显其文化遗产价值，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注释

[1] 曹光祖等修，崔学履纂: 隆庆《昌平州志》卷首《昌平志草引》，隆庆二年刻本。

[2]曹光祖等修，崔学履纂: 隆庆《昌平州志》序。

[3]曹光祖等修，崔学履纂: 隆庆《昌平州志》卷 2 《重本志》。

[4]乾隆帝,《哀明陵三十韵》，诗文刻于明长陵神功圣德碑背面，现存明十三陵神道内。

[5]曹光祖等修，崔学履纂: 隆庆《昌平州志》卷 2 《重本志》。

[6]曹光祖等修，崔学履纂: 隆庆《昌平州志》卷 2 《重本志》。

[7]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11 页。

[8]顾炎武，《再谒天寿山陵》，《顾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中华书局，1959 年，第 352 页。

[9]顾炎武，《二月十日有事于攒宫》，《顾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 410 页。

[10]《清史稿》卷484《梁份传》，中华书局，1977 年标点本，第 13319 页。

[11]吴铭道，《帝陵图说书后》，梁份: 《帝陵图说》，“稀见明史史籍辑存”，线装书局，2003 年影印本，第30册，第 48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