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密丛、菜田耕地、村间道旁……这些地方竟都“密藏”南朝石刻？！陵寝制度也要玩“复古”？

行

行谈君2025年10月27日约 20 分钟

萧道生修安陵/来源：微博@莎萝蔓蛇

南朝石兽“见龙在田”，密藏于林、大隐于市

经风化雨蚀默默护卫陵墓千余年

南朝陵寝如何分布？

地下的墓穴如何构建？

承何陵寝制度？又追何传统？

一篇干货满满的论文

溯南朝陵寝制度之渊源

11月13日—11月16日，行谈策划南京周末行

11月13日—16日 |【顶级南北朝考古专家：六朝遗梦，刻石为灵】南京、丹阳南朝石刻面面观

与你同探守望千年的南朝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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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道生修安陵石刻/来源：微博@莎萝蔓蛇

《南朝陵寝制度之渊源》

作者 | 赵胤宰，韦正

原文刊于《古代文明（辑刊）》2005年第4卷

南朝陵墓一向与东吴、东晋陵墓合称为六朝陵墓，这个名词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几个时代陵墓之间的差异，现有的考古研究工作表明东吴、东晋和南朝陵墓之间的差异要大于相似之处，其中东晋、南朝的差异尤为显著，此点关涉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渊源流变。如众所知丧葬制度为汉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永嘉南渡，汉民族与文化的主体南迁，北方地区因五胡入主而几为异域。东晋南朝丧葬情况可视为汉民族丧葬文化的自然延续。汉民族丧葬制度以帝王陵寝最具代表性，因此帝王陵寝制度的研究尤具意义。中国古代的每个朝代通常都有各具特色的陵寝制度，后代多不因袭前朝。南朝却是个例外。有关南朝陵寝制度的文字记载留存不多，但考古材料却能提供不少证据。经过田野考古发掘的南朝帝王陵墓有十余座，地面至今仍有遗迹可寻的不下数十座。根据这些材料对南朝陵寝制度进行概括和研究的主要论文有蒋赞初的《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罗宗真的《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综述》、林树仲的《南朝陵墓石刻》、王志高的《南朝帝王陵寝初探》、曾布川宽的《六朝帝陵》[1]。几位学者的概括和研究或偏重于地下材料，或立足于美术史，尚没有充分综合考虑地下与地表现象，也没有指出南朝陵寝制度的特质所在，当然也谈不上追寻南朝陵寝制度的渊源由来。南朝陵墓与之前的两晋、之后的隋唐相比，有鲜明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不因改朝换代而中断，换言之，南朝四代的帝王陵寝大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制度[2]在此之中，刘宋具有开创之功，刘宋皇室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必要对刘宋皇室加以研究，以期加深对南朝陵寝制度的认识。

一、南朝陵寝制度之特征

依据现有材料，南朝陵寝制度的特征在每个时代的陵寝总体分布、单座陵墓的地面布局、陵墓的平面形状、墓室装饰等方面反映得比较充分。

每个时代的陵寝总体分布方面的主要特点是，陵墓多呈散点状分布。仅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特点已经非常明显。下面略引皇帝陵墓的相关记载，王陵从略。宋武帝“葬丹杨建康县蒋山初宁陵”[3]，宋文帝“葬长宁陵。陵在今县（指唐建康县，引者注）东北二十里”[4]，孝武帝“葬景宁陵，在今上元县南四十里严山之阳”[5]，明帝“葬临沂县幕府山高宁陵”[6]。齐梁二代的帝陵在今丹阳境内。齐帝陵，“南齐宣帝休安陵，在县（指丹阳县，引者注）北二十八里。高帝父也，追尊为宣皇帝。高帝道成泰安陵,在县□（应为北。引者注，下同此）三十二里。武帝赜景安陵，在县东二十二里。景帝道生永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六里。明帝父也，追尊为景皇帝。明帝鸾兴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四里”[7]。梁帝陵，“梁文帝顺之建陵，在县□（北）二十五里。武帝父也，追尊为文皇帝。武帝衍修陵，在县东三十一里。……简文帝纲庄陵，在县东二十七里”[8]。陈帝陵，武帝“葬于万安陵。在今县东南三十里彭城驿侧，周六十步，高二丈”[9]。文帝“葬永宁陵。（本注曰：）陵在今县东北四十里，陵山之阳，周四十五步，高一丈九尺”[10]。“宣帝顼显宁陵，在县南四十里牛头山西北。”[11]

*11月13日—16日，周末南朝石刻行，实地探访诸陵墓石刻

部分南朝陵墓已经发掘,南朝陵墓地面石刻保存尚多，情况与文献记载大致相合，现将能够基本确认的南朝帝陵列表如下：

注:旧日说指朱偰、朱希祖、罗宗真等学者的说法,曾说指曾布川宽的说法。

宋陈二代的帝陵分布在今南京周围（图一），齐梁二代的帝陵分布在今江苏丹阳（图二）。刘宋帝陵在今南京城的东、北、南三面都有分布。陈代帝陵分布在南京城的北、南两面。宋、陈二代的每座皇陵似乎都可自由选择地点。齐、梁二代的帝陵集中分布在今丹阳市的胡桥、建山、荆林一带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内。在这一范围内，每座帝陵似乎可以自由选择地点[12]，至少齐代陵墓如此。这可以说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散点分布。

图一，南京附近南朝帝陵分布示意图

图二，丹阳附近南朝帝陵分布示意图

单座陵墓的地面布局方面的特点是，墓葬之前有神道，神道两侧有石刻。墓主身份明确的陵墓石刻只有寥寥数座，大多数神道石刻的墓主出于后人比附，不过这不会引起墓葬等级和时代方面的问题。大致可以确定的刘宋陵墓的地面石刻有1处，即南京麒麟门麒麟铺石刻，齐陵墓8处，丹阳胡桥公社胡桥大队2处、胡桥公社麻场大队1处、建山公社春塘大队1处、建山公社近水经山村1处、建山公社管山大队1处、荆林公社三城巷1处、郫城公社水经山村1处；梁陵墓16处，丹阳荆林三城巷3处、南京栖霞山附近1处、江宁淳化镇留家边1处、句容县石狮乡石狮圩1处；陈陵墓2处，南京栖霞山附近1处、江宁县上坊镇1处。

宋、齐、陈三代陵墓之前只发现石兽，宋、陈二代石兽只有麒麟，齐代有麒麟、辟邪。梁代陵墓之前麒麟等石兽之外，尚发现神道石柱、石碑。现存梁文帝建陵的石刻保存最为完整，由远及近依次为二麒麟、二石础、二神道石柱、二石碑趺（图三）。从现存材料来看，南朝陵墓的地面石刻似乎有个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过程，麒麟与辟邪的区别可能始于齐，梁代又添加了神道石柱和石碑。当然，究竟这几类石刻出现于何时，不同朝代之间的关系如何，还有待考古发掘材料的验证。

图三，梁萧顺之建陵石刻分布示意图

（采自《六朝陵墓调查报告》）

陵墓平面形状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已发掘的墓葬平面多呈长方椭圆形。可推定的刘宋陵墓1座,即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土贤壁画墓[13]。齐代陵墓3座，分别为丹阳胡桥公社仙塘湾墓、丹阳胡桥公社吴家村墓、丹阳建山公社金家村墓[14]。梁代陵墓6座，分别为南京栖霞山蔡家塘1号墓、南京栖霞山白龙山墓、南京栖霞山南京石油化工厂萧融墓、王慕韶夫妇墓、南京尧化门老米荡墓、南京栖霞山南京炼油厂萧象墓[15]，陈陵墓1座，即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16]（图四）。与同时代其他级别较高的墓葬相比，如刘宋元徽二年（474年）明昙憘墓是一座规整的凸字形墓葬[17]，梁普通二年（521年）的梁辅国将军墓、陈太建八年（576年）的黄法氍墓是后壁弧突的长方形墓[18]（图五），南朝帝王陵墓平面呈长方椭圆形的特点显得更加突出。

图四，南朝陵墓平面图

1.丹阳胡桥吴家村墓2.南京梁萧象墓3.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墓

图五，南京南朝高等级墓葬平面图

1.刘宋明昙憘墓2.梁普通二年墓3.陈黄法氍墓

墓室装饰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多有拼嵌砖刻壁画。已发现拼嵌砖画墓有5座，分别为南京西善桥宫山墓、丹阳胡桥仙塘湾墓、丹阳胡桥吴家村墓、丹阳建山金家村墓、南京西善桥油坊村罐子山墓。南京西善桥宫山墓中只有竹林七贤壁画。丹阳的三座墓葬中，不仅有竹林七贤壁画，还有日、月、羽人戏龙、羽人戏虎、车马出巡、仪仗等内容（图六、图七）。南京西善桥油坊村罐子山墓只在墓道中发现狮子图,其他部位是否有壁画，不可确知。南京西善桥宫山墓应为王侯一级的墓葬，其他几座墓葬可能为帝陵。在已经发掘的几座梁代王陵中，都用花纹砖装饰，但没有发现竹林七贤等内容的壁画。看来，南朝帝王陵墓只是大致存在着壁画使用的等级规定，但不是一成不变，梁代的规定可能比较严格，帝陵是否使用壁画不可知晓，王侯一级看来是不允许使用。梁代的这个规定可能是与地面石刻的使用规定同时存在的。由于已经发现的三座齐代陵墓都被认为可能是帝陵，而齐代的王陵又没有发现，王侯一级不得使用壁画始于齐代也未尝不可能。

图六，南朝陵墓拼嵌砖画

1、丹阳金家村墓狮子画像(采自《六朝艺术》,图版201、202)

2、丹阳金家村墓日月画像(采自《六朝艺术》,图版199、200)

3、丹阳金家村墓武士画像(采自《六朝艺术》,图版203、204)

图七，南朝陵墓拼嵌砖画

1、丹阳金家村墓白虎画像(郑岩绘图,采自《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图31)

2、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采自《六朝时代美术の研究》,44、45页)

3、丹阳金家村墓仪卫卤薄画像(采自《六朝艺术》,图版206、209、210、212)

为了进一步认识南朝帝王陵墓的特点，不妨与东晋帝王陵墓略作比较。在空间分布方面，据文献记载，除穆帝陵在建康城北的幕府山之阳外，其他墓葬分布在建康城的鸡笼山之阳和钟山之阳。由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的发掘，和南京富贵山晋恭帝玄宫石碣的发现，可以确定鸡笼山和钟山相当于今南京鼓楼岗、北极阁迤东至富贵山一线，这一线位于建康城北侧，这种布局方式正是对西晋帝陵在洛阳北邙山上一字排开布局方式的继承[19]（图八）。经勘察，西晋帝陵位于洛阳汉魏故城北侧邙山之阳，枕头山文帝崇阳陵居东，鍪子山武帝峻阳陵居西，钻探和发掘结果都说明，两个墓地的墓葬均为凸字长方形，即使处于尊位的最大墓葬也不例外。文献明确记载东晋帝王陵墓不封不树这也源于西晋，而西晋则直接继承了曹魏。据考古材料，推测为东晋帝王陵墓的有三座，它们是南京大学北园大墓、南京北郊汽轮机厂大墓、南京富贵山M1[20]（图九）。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近方形墓室，墓壁无装饰[21]。这些特点也应来源于西晋。

图八，洛阳北邙山西晋陵墓示意图

图九，南京东晋帝陵平面图

1、南京大学北园墓 2、南京汽轮机厂墓 3、南京富贵山墓

南朝陵墓的随葬品与东晋陵墓也有很大的不同。东晋陵以所谓“瓦器”即陶器为主，陶质器皿、陶俑、陶榻、陶帐座等，身份越高的墓葬中所占比例越大。普通东晋墓葬中，则以瓷器为主。这种情况与东晋的礼学思想、薄葬观念以及山陵暂厝建康等想法有关。《通典》卷八六载贺循议云：“其明器,凭几一、酒壶二（受六升,幂以功布）、漆屏风一、三谷三器（粳、黍、稷，灼而干）、瓦唾壶一、脯一箧、屦-、瓦蹲一、屐一、瓦杯盘杓杖一、瓦烛盘一、箸百副、瓦瓦灶一、瓦香炉一、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赠币玄三二博充-、出明显的倾向，石俑、石马、石墓志、石门、石案、石榻、石棺床等石质幅长尺、瓦炉一、瓦盥盘一。”南朝则不然，陶瓷器的使用看不物品的使用颇具特点。不过，由于已经发掘的东晋南朝帝王陵墓多遭严重盗扰，随葬品的原来位置难以复原，给墓葬制度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目前只好从略。

南朝陵墓与东晋的差别实际上是与东晋、西晋和曹魏的别，曹魏、西晋和东晋墓葬制度一脉相承，如果可以用晋制加以概括的话[22]，不妨说南朝陵墓也有自身的制度。

二、南朝陵寝制度之渊源

南朝陵墓制度内涵已如上述，从制度的渊源上看，陵墓的散点式分布和地面石刻无疑可以越魏晋而接两汉，近椭圆长方形墓室是南方地区长期存在的一种地域墓葬样式，墓室壁画虽然两汉常见，魏晋也未断绝，但内容一扫传统，所以当为新创。这些特征基本始于刘宋，如宋武帝初宁陵位于今南京东郊的麒麟门，宋文帝长宁陵地点虽不确定，但决不在麒麟门附近；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壁画墓很可能为刘宋时期的墓葬，其平面大致呈椭圆形：陵墓石刻始于刘宋，这是基本的事实。南朝陵寝制度可以说始于刘宋，而与东晋截然有别，那么刘宋皇室从何受到启发，颇值关注，以下引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略作疏证。

刘裕自诩汉室苗裔，晋宋禅代，时人多以为再造汉室，刘宋也以此自居，在丧葬一事上，有意与晋割断，而模仿汉朝。元嘉十三年，“零陵王太妃薨。追崇为晋皇后，葬以晋礼。”[23]元嘉二十三年，何承天上表文帝云：“台伏寻圣朝受终于晋，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礼文，兼用晋事。”[24]这个“礼文”，其中当包括汉制。所以沈约说，“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奥驾必谒初宁陵，复汉仪也。”[25]《宋书·后妃传》：“孝懿萧皇后讳文寿……景平元年，崩于显阳殿，时年八十一。遗令曰：‘孝皇背世五十余年，古不葬。且汉世帝后陵皆异处，今可于茔域之内别开一圹。孝皇陵坟本用素门之礼，与于者制度奢俭不同，妇人礼有所从，可一遵往式。’”可见刘宋以绍承汉仪为已任，而且南朝帝王庶民丧礼有等级差异。刘宋没有像齐梁二代一样归葬京口，可能也是学习汉朝。在归葬之风极盛的东晋南朝，刘宋的这个决定是需要勇气的[26]。刘宋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所犹豫，《宋书·后妃传》武敬减皇后条：“义熙四年正月甲午，殂于东城，时年四十八，追赠豫章公夫人，还葬丹徒。高祖临崩，遗诏留葬京师。于是备法驾，迎梓宫，葬初宁陵。”

刘裕北伐至洛阳、长安，两汉帝王陵墓的壮观景象，对他和他的僚属应不无触动。戴延之等文人还撰写了西征记。到达长安后，刘裕“谒汉长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27]”。刘裕离开长安返回建康之际，“三秦父老泣诉曰：‘残生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屋宅，舍此何之？’”[28]晋宋禅代之际，“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应曰：‘……冀州道人释法称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镇金一饼与之，刘氏卜世之数也。”……….又光武社于南阳，汉末而其树死，刘备有蜀，乃应之而兴，及晋季年，旧根始萌，至是而盛矣。’”[29]即位以后，发布诏书说：“彭城桑，敦本斯隆，宜同丰、沛。其沛郡、下邳各复租布三十年。”[30]东晋数次北伐，皆系权臣欲扩充实力，以外势压迫建康朝廷，刘裕也是如此，从其到达长安不旋踵即东还，可见其既无心攘除奸凶更无意还于旧都。但时人均知东晋朝运大势已去，刘氏登台势在必然，故奥论自然将刘裕与刘邦、刘秀联系在一起。

椭圆长方形墓室的采用，于文献无征，只能就此类墓葬形制略申三国西晋时期，在今湖南长沙、山东诸城、苏南等地都出现了长方形墓室侧壁向外弧突的现象[31]。这种现象长沙、诸城等地后来基本不见了。苏南的这种墓葬形式后来一直保持下来，还扩及今安徽马鞍山一带[32]。近椭圆的长方形墓室后来成为苏南地区的一种地域墓葬类型。使用这种墓葬形制的墓主起初是南方人，最著名的是宜兴周氏。东晋时期偶有北来人士使用这种墓葬形制，如马鞍山建明东路小学发现的太元元年（376年）墓墓主孟府君，原籍平昌郡安丘县任东晋始兴相散骑常侍[33]。但是，大部分已知的东晋北来士族，一不用这种墓葬形制，如王、谢、颜、温、李等[34]。帝王与皇族墓葬从不用这种形制[35]。墓葬是古代文化中最保守的因素之一，形制是墓葬的重要内容之一，采用何种形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肯定还牵涉似有意与东晋断绝，事事另搞一套，墓葬形制即其一端，南方的这种地许多其他方面。刘宋采用这种墓葬形制,明显是对东晋的否定。刘域墓葬类型大概成了源头活水。

竹林七贤等墓室壁画的出现可能与刘宋的背景出身有关。唐长孺先生指出：“他们（指新出门户）虽然按照当时婚宦标准业已符合士族身份，但在门阀贵族面前还是寒人，而他们的最高愿望不是打破这种土庶等级区别，相反的是想挤入士族行列，乞求承认，并且转而以之自傲，甚至同样坚持士庶区别观点。”[36]刘宋皇室出身于“田舍翁”，登台伊始颇不适应，为了在与士族周旋时自在一些，不得不附庸风雅，及至后来，反而以士大夫领袖自居而不觉了。《南史》卷十五《刘穆之传》载：“帝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帝素拙书，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布四远，愿公小复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势亦美。’帝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南史》卷十九《谢晦传》载：“帝深加爱赏，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帝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晦恐帝有失，起谏帝.….武帝闻咸阳沦没，欲复北伐，晦谏以士马疲怠，乃止。于是登台北望，慨然不悦，乃命群僚诵诗。”刘裕的举止前后反差太大。《南史》卷十八《萧思话传》载：“尝从(文帝)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盘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酒，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南史》卷十三《刘义庆附鲍照传》载：“上（指文帝）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南史》卷二十二《王僧虔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尝用掘笔书，以此见容。”整个刘宋王朝时期，刘宋皇室始终没能改变庶族平民的角色，与社会舆论和自身也认为是一流高门的齐梁萧氏很是不同，附庸风雅是刘宋王室身前死后的一贯行为[37]。

三、结语

以上简单地概括了南朝陵墓的制度化特征，并探讨了这些特征与刘宋皇室之间的特殊关系。南朝陵墓制度的几项主要内容不仅始于刘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刘宋皇室的刻意发明。陵墓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方面，皇权经魏晋的衰落，至刘宋时期重新抬头，自然要在陵寝制度方面有所体现。刘裕本人虽没有兴复汉室的打算，但魏晋之不足法却也溢于言表。刘宋陵墓制度取法于汉，既与刘宋的背景和经历相符，也能够恰当地体现皇权重新崛起这一事实[38]。刘宋起家于京口，三吴为南朝之根本尤胜于东晋，可能因此采用了椭圆形墓室对名士风流的追慕，促使竹林七贤为主的壁画在帝王陵寝之中出现。从刘宋皇室的阶级出身和文化心理出发，表面看来似乎杂乱无章的南朝陵墓特征，因此而能获得一整体而较为合理的解释。

心理上对东晋的反动，创新能力的不足，迫使刘宋向古代，向周边的环境和社会寻找灵感。复古的、地域的、时代的特色混杂在一起在墓葬制度方面将南朝与魏晋生生切开。大概是由于南朝四代皇室出身的相似性和姻亲关系，使刘宋首创的制度得以一脉相传。不过，中国历史的重心此时重又移回北方，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和孝文帝汉化改革，给中国历史肌体注入了新鲜强劲的活力，一个繁荣强大但不同于两汉的大帝国不久将要出现。南朝陵墓制度如同南朝社会一样，逐渐偏离中国历史的主流，未能对隋唐陵墓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1]蒋文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罗文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林著,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王文见《南方文物》,1999年4期;曾著,原名《南朝帝陵の石兽と砖画》,发表于《东方学报》第六十三册,傅江译本,南京出版社,2004年。

[2]南朝陵墓的制度性特征,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多数学者习惯于将南朝陵墓放在一起叙述,这个现象本身暗示了南朝陵墓的相似性。但这并不表明这个问题不需要加以考察。如果说齐、陈二代时间太短,只能继承前代,那么梁朝存在五十余年,而且文化相当发达,在礼制方面尤有建树,完全有时间有条件另立制度。在总体上,梁朝代表了南朝文化,但陵寝制度的基本内容是由刘宋创立的,梁朝继承和发展而已。这个现象值得重视。南朝陵寝制度的一致性是南朝时代的一致性在墓葬制度方面的反映,这是一个与历史学关系更大的问题,对此本文不多涉及。

[3]《建康实录》卷十一。

[4]《建康实录》卷十二。

[5]《建康实录》卷十三。

[6]《建康实录》卷十四。

[7]《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

[8]同注[7]。

[9]《建康实录》卷十九。

[10]同注[9]。

[11]同注[7]。

[12]《南史》卷四《齐本纪上》,齐武帝“又诏曰:.陵墓万世所基,意常很休安陵(指武帝王后陵)未称,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以葬我,名为景安陵。"

[13]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8~9期。

[14]南京博报物』擒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2期: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2期。

[15]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5期:南京市博物馆、栖霞区文管会:《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古》1998年12期;南京市博物馆阮国林:《南京梁桂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981年12期;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2期;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萧象墓》,《文物》1990年8期。

[16]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6期。

[17]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太平门外刘宋明县墓》,《考古》1976年1期。

[18]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郊区两座南朝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2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西善桥南朝墓》，《文物》1993年11期。除岭南地区外,双室墓在南朝几乎绝迹,单室墓成为绝对主流。墓主身份的不同在墓葬外在形式上只能通过规模和形状予以表现,以往的研究比较重视规格,对形状似有忽略之嫌。已经发掘的南朝帝王陵墓,与其他墓葬都有所区别,尤其是被疑为帝陵的丹阳三座南齐墓和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墓,形状更是绝无仅有。这个特点,东晋帝陵已是如此。被疑为东晋帝陵的南京大学北园大墓、南京北郊汽轮机厂大墓、南京富贵山M1都近方形,而不是常见的长方形。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12期。

[20]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4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4期;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4期。

[21]东晋陵墓的有关特点,参见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3、4期合刊。

[22]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0年。

[23]《宋书·文帝纪》。

[24]《宋书·礼志二》。

[25]同注[24]。

[26]刘宋、陈与齐梁二代,在帝陵地点问题上的不同,可视为不同阶级出身的不同抉择。魏晋南北朝极重归葬,温峤之子不顾帝命载父丧从豫章还建业,孝文帝迁洛后强令官员留葬洛阳附近,一些大臣私自归葬平城,是熟知之事。齐梁虽已经攫取帝位,却不能四海为家,犹恋恋不忘故土旧茔。齐梁帝陵归葬武进(今丹阳),可视为国家社稷向家族私门的让步,是家族观念在陵寝制度上的深刻表现。宋孝懿萧皇后所谓的素门之礼,只是文饰之词,以刘裕的田舍翁和陈霸先的油库吏出身,除去民俗之外,当时根本无礼可言。雲要指出的是,齐梁皇帝虽归葬武进,齐梁王侯,尤其是梁代的王侯,却几乎都葬在今南京周围,这可能是梁武帝的意志,梁武帝出于何种心理,颇耐人寻味。

[27]《南史》卷一《宋本纪上》。

[28]《南史》卷十三《广陵孝献王传》。

[29]《南史》卷-《宋本纪上》。

[30]同注[29]。

[31]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诸城县博物馆:《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12期:常州市博物馆、金坛县文管会:《江苏金坛县方麓东吴墓》,《文物》1989年8期:南京博物院:《江苏溧阳孙吴凤凰元年墓》《考古》1962年8期;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1期。

[32]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马鞍山市博物馆:《安徽马鞍山桃花冲三座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11期。

[33]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马鞍山东晋墓清理》,《考古》1980年6期。

[34]王氏指南京北郊象山的王丹虎、王仙之、王闽之等人的墓葬,谢氏指南京南郊的谢韫、谢琉等人的墓葬,颜氏指南京北郊的颜合、颜镇之等人的墓葬,温氏指南京北郊的温峤墓,李氏指南京东郊的李缉、李纂等人墓葬。相关材料极易查找,故不一一注出。

[35]一般认为南京幕府山的1、3、4号墓,南京富贵山的2、4~6号墓为东晋皇室墓。参见华东文物工作队:《南京幕府山六朝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6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8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8期。

[36]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37]兰陵萧氏已经不需要附庸风雅,而风雅自来相附。进入齐梁的东晋时期高门对齐梁皇室的态度颇能说明问题。

[38]大约与此同时的北朝墓葬中,出现了具有汉代特点的高坟大冢、石刻、墓碑、墓志、壁画,也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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