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直播行谈重磅大师课 | 孟嗣徽【至善至美——中国艺术中的仙佛形象】第五讲：仰观-中国古代的星神崇拜

奎木狼、昴日鸡、危月燕……

这些或在传奇小说

或在影视作品中露面的“星君”

就是古人对于天幕中星子的认知

从抽象的星象图

到宛若人型的星君图像、造像

再到炽盛光佛与诸曜这样成系统的图像

古人从未停止过对宇宙的探索

11月7日，行谈重磅大师课

【至善至美——中国艺术中的仙佛形象】

第五讲：仰观-中国古代的星神崇拜

特邀知名学者孟嗣徽老师

走进古人注入仙佛之力的炽盛光佛与诸位星神

随古人一道思索星轨之秘

【至善至美——中国艺术中的仙佛形象】

系列课程由李松老师领衔策划

从佛教到道教，编织出一张知识的巨网

每个单孑孤立的知识点宛如水滴

汇聚在一起变成涓流

流过那些壁画、石窟、传说、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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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宇宙一分钟，就有一分钟的浪漫与自由

中国自古以来崇敬天象，并以天象的变化来预测人事。中古星神起源及其崇拜是以五星与二十八宿的行星占星术为基础的，日、月、五星周期性地穿行于恒星的背景中，与二十八宿发生的视角关系，衍生出行星占星术。

唐·梁令瓒《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是中国存世最早的星界神祇作品。这一图本反映了开元盛世在天文星占学方面中外文化兼收并蓄的情况。盛唐以降，炽盛光佛与诸曜星神的信仰盛行，于天变地异之时，通过密宗的仪式和献祭试图排除或至少消弱来自星界的任何有害影响。

《炽盛光佛与诸曜星神图》，最初出现的是“巡行”模式；之后出现了华化的对称结构，最后发展为蔚为大观的“佛会图”。

古代中国的星神崇拜体系中存在两个重要的五星神祇系统，它们分别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并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交融。

第一个系统植根于本土的天文星象学说，形成于战国至汉代时期。这个系统将五星与五行、方位、季节等概念相配属，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天人对应体系。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内蒙古黑水城西夏绢质彩绘挂幅《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神宫宿图》

来源：孟嗣徽老师提供

在《史记·天官书》和《淮南子·天文训》等早期文献中，五星被赋予特定的神格特征：岁星（木星）主仁德，荧惑（火星）司灾异，镇星（土星）掌疆土，太白（金星）主兵事，辰星（水星）主刑狱。这些星神往往以人形出现，配以相应的服饰、器物，体现了中原王朝的官僚体系特征。

甘肃敦煌莫高窟61窟甬道南壁西夏壁画

《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神宫宿图》

来源：孟嗣徽老师提供

第二个系统则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兴起，特别是在唐代密宗盛行时期。这个系统融合了古巴比伦、古希腊和古印度的天文知识，形成了以炽盛光佛为核心的星神崇拜。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唐乾宁四年（897）

绢质彩绘挂幅《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图》

来源：孟嗣徽老师提供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绢画中，五星神呈现出鲜明的异域特征。金星作女史状怀抱琵琶，木星戴猪冠手持果盘，水星为猴冠执笔的女性形象，火星呈现四臂持兵器的愤怒相，土星则是持杖牵牛的老者形象。

这些形象特征在《七曜攘灾诀》等佛教密宗经典中有详细记载，与本土星神系统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广胜寺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

来源：孟嗣徽老师提供

这两个系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唐宋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外来星神形象逐渐本土化，而本土星神系统也吸收了佛教的某些元素。

这种融合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元代壁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既有传统五行思想的痕迹，又保留了佛教星神的基本特征。这种文化交融现象不仅体现在图像艺术中，也反映在当时的星占文献和宗教仪式上，成为研究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月孛像 莫斯科冬宫藏

来源：微博@兹在文斯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系统的发展演变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在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中并行发展。官方天文机构可能更倾向于维护传统体系，而民间信仰和佛教寺院则更多地接纳外来系统。这种多元并存的特点，使得古代中国的星神崇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为我们理解古人的宇宙观和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线索。

西来占星术的传入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现象，其中《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与《炽盛光佛与诸曜星神图》作为代表性图像资料，生动展现了这一进程。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唐·梁令瓒《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卷：五星神

来源：孟嗣徽老师提供

前者传为唐代梁令瓚所作，以五星和二十八宿神形为主题，星神形象兼具人形与兽首特征，如木星猫首坐猪背、火星驴首持兵器，反映出古巴比伦与希腊星占学经印度、波斯东传后的本土化演变。

广胜寺壁画 炽盛光佛佛会图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来源：公众号@旃檀精舍

后者则以炽盛光佛为核心，周围环绕九曜或十一曜星神，例如金星女相抱琵琶、火星四臂怒相，这种布局源自佛教密宗仪轨，同时融入了黄道十二宫等西方天学元素。这些图像不仅见于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壁画和绢画，还体现了多文明碰撞的痕迹。

莫高窟第61窟北壁炽盛光佛图

来源：微博@莫高窟

五星神祇的服饰、法器既有中亚风格，又渐染中原特色，而星宿排列则与中古传统星占体系相互参合。这种艺术表现揭示了星神崇拜在宗教、天文领域的跨地域传播，成为研究欧亚大陆知识互鉴的视觉证据。

诸曜星神的图像演变体现了古代中外天文知识的交融与创新。

汉 二十八星宿图 陕西考古博物馆藏

来源：微博@文物陕西

金星通常表现为女史形象，头戴鸡冠，手抱琵琶；木星多为文官状，戴猪冠，手持桃枝或果盘；水星常作女性形象，猴冠执笔札，呈现书记官特征；火星则呈现愤怒相，驴冠豹皮，四臂持弓箭刀剑等兵器；土星典型形象为婆罗门老者，戴牛冠执杖。

这些特征在唐代佛经《七曜攘灾诀》与《梵天火罗九曜》中已有明确记载，其图像系统融合了印度、波斯等外来元素，如土星持杖牵牛的形象可能受到古巴比伦星占文化的影响。

敦煌藏经洞出土炽盛光佛并五星（五代至宋）吉美博物馆藏

来源：公众号@旃檀精舍

罗睺、计都作为隐曜之星，其图像多呈现愤怒相，面现青绿，头颈盘蛇，手持兵器，或作捧日月的蚀神形象，象征其对天象的干预力量。

紫炁与月孛作为后期增加的星神，形象进一步丰富，紫炁表现为卿相文官持笏板，月孛则为披发持剑的武士相，二者形成文武对应。

永乐宫朝元图日、月、五星及四曜

顶部三位从左到右：计都、紫炁、罗睺

中部四位从左到右：月孛、水星、金星、火星

底部四位从左到右：日、月、木星、土星

来源：公众号@探晋

这些星神图像不仅见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元代壁画，在敦煌绢画、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佛画中也有系统呈现，反映出从唐代至元代星神图像的本土化演变与信仰传播的连续性。

白道与黄道两大天文体系在古代中国的交汇，体现了中西方星象学的深度对话。二十八宿作为本土的赤道分区体系，起源甚早，通过将天球赤道附近区域划分为二十八个不等的部分，构建起一套用于标记日月五星运行位置的传统坐标系统。

战国曾侯乙衣箱上的二十八星宿

来源：公众号@湖北文物

与之相对的黄道十二宫，则起源于古巴比伦，沿太阳周年视运动路径——黄道——均匀划分为十二宫，后随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知识传播至印度，并最终借由佛教经典翻译传入中土。

五代 莫高窟第61窟 在反映古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画面中，绘有天平宫的图形 来源：微博@莫高窟

这一传播路径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献与图像资料中得到印证，例如一件纸本星占图残片上便同时绘有二十八宿中的部分星宿与“双女”、“天秤”等黄道宫图形。

德国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壁画

《炽盛光佛与九曜星神十二元神图》（MIK III—8451，9—10世纪）

来源：孟嗣徽老师提供

两种体系虽渊源各异，但在实践中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呈现出互补与融合的趋势。唐代高僧不空所译《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中，已尝试将二十七宿（印度体系去除了牛宿）与黄道十二宫进行对应配属。

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炽盛光佛降九曜星官房宿图》

来源：公众号@朔州市艺术研究院

这种对应关系不仅体现在文献中，也反映在佛教艺术创作里。敦煌、黑水城等地发现的炽盛光佛变相图，则常见二十八宿神祇与黄道十二宫图像共同环绕主尊，作为其宇宙法力的象征。

西夏黑水城出土炽盛光佛与星神

来源：微博@木岛主

图像细节显示，十二宫图形在传入后经历了显著的本土化演变，如摩羯宫的形象从羊首鱼尾怪转变为龙首鱼身，显示出外来知识被吸收和改造的文化过程。

西夏黑水城出土星神

来源：微博@木岛主

这两种体系在星占、历法乃至宗教仪轨中的长期并存与互动，构成了古代中国接纳并重构外来天学知识的一个独特侧面。

炽盛光佛与星神崇拜在古代社会有着深切的渗透力，其社会作用显现在信仰实践与文化交融的诸多层面。据载，此信仰自唐代兴起后，人们认为通过密宗法式、献祭活动可规避星曜带来的不利影响，变灾祸为福祉，从宫廷到民间均以此应对天变地异与生活灾厄。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广胜寺壁画《药师佛佛会图》

来源：孟嗣徽老师提供

吐鲁番、敦煌等地的图像遗存中，炽盛光佛与诸曜星神造像常见于石窟壁画与绢纸画作，伴随斋会、造像等活动传播，逐渐从专门道场走向世俗视野。这类遗存既见证了星神崇拜消灾祈福的实用功能，也成为丝路沿线多元文化交融的纽带，折射出信仰与社会需求的深层联结。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广胜寺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

来源：孟嗣徽老师提供

11月7日，孟嗣徽老师带你进入古人光怪陆离的宇宙观，探索星宿、诸曜与炽盛光佛的流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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