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AI冲击下提振民间投资、增加就业，须突破劳动是唯一价值源泉的理论认识

近几年中国民间投资持续负增长，既有周期性、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有、会舆论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认为非劳动收入都不创造价值、不是剥削就是投机等思想，对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打击极大。更严峻的挑战是，面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如果价值创造理论不能与时俱进，而是继续把创造就业机会等同于更多剥削，就会促使更多的企业加快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来代替劳动，结果必然大幅减少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机会。

一方面国家政策在千方百计鼓励民间投资、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这些漠视实践发展、否定资本和技术创造价值的理论又在打击民间投资信心、破坏劳动者就业机会。为了避免后者的负面影响，必须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关于全面客观正确认识民营经济人士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的要求，及时突破“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理论认识。

谷书堂、晏智杰、蔡继明等经济学家在20多年就把劳动价值论拓展为多元要素价值论，为十六大首次提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做出了理论准备和贡献。

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重申“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所有上述表述，事实上已经突破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理论认识，既肯定了劳动创造价值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肯定了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都是财富和价值的源泉。然而，由于各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没有及时根据上述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届四中全会、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表述做出调整，社会上对于价值创造和价值源泉的认识还是远远落后于社会实践和经济政策。

与二十大四中全会关于生产要素报酬的思想一致，我之前在《中国民营经济论》中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经济实践出发，提出了“民营经济人士报酬五论”，从复杂劳动者、管理者、创新者、出资人、风险承担人等多重角色出发，尝试阐述了其价值创造和经济贡献，以上“报酬五论”如果能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应该对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缓解民间投资下滑有一定积极作用。

《中国民营经济论》提出“民营经济十论”和“民营经济人士报酬五论”

第一，民营经济人士的复杂劳动报酬

对于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和创业阶段的企业家来说，大部分情况下，户主、企业主的工作并未脱离一线生产、营销和服务工作。从劳动时间的角度来看，很多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主和企业家的工作时间要超过一般员工，要为企业的运营付出大量的体力和精力。

当然，对于民营经济人士来说，更重要的工作是需要吸收分析各方面的信息，学习行业的新技术进展，对企业经营做出判断和决策，协调和调动各种资源组织生产经营，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所有这些活动不仅要付出劳动，而且还需要调动情感、智慧等各方面的能力，自然应该获得相应的复杂劳动报酬。

第二，匹配企业家才能的管理者报酬

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注意到，企业家才能和管理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既是商人和生产组织者，还必须是天生的领导者。企业家必须学习和掌握行业的专业知识，做好生产组织，同时还要选择和带领团队高效率地完成生产，并对企业的一切事务实行总体掌握。

从宏观维度，另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甚至认为，“企业家成批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从这个角度讲，要从根本上摆脱经济下行压力，引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必须全面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鼓励企业家成批涌现，当然其前提是全社会对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报酬的高度认可。

第三，新时期民营企业的创新报酬

约瑟夫·熊彼特还发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发展的最核心动力，只有企业家不断地进行“破坏性创新”，才能打破经济静态的循环流转，使得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如果一段时间内从事创新活动的人较多，经济将会呈现出繁荣态势，相反，如果成为企业家的人变少，经济就将陷入萧条。

按照熊彼特的看法，企业所有的超额利润都来自创新。如果没有创新，企业家所拿到的报酬本质上只不过是“管理者工资”，所以对于那些通过创新获得超额利润的企业家，自然应该获得其创新报酬。中国民营企业，无论华为等科技企业，还是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美团等互联网企业，以及在人工智能、芯片、创新药等领域突飞猛进的新兴民营科技公司，他们的超额利润和财富，更多来自创新所得。

第四，出资人报酬

马克思曾经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当然是正确的，比如，奴隶贸易、毒品贸易、殖民等等都是非常血腥的过程。但是，新时期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并没有参与上述活动，他们创办企业的出资主要来自个人储蓄、亲朋好友集资、民间借贷、海外侨资等等；也有部分民营企业家在八、九十年代先通过承包、租赁积累起一定的资金，然后再转为自己的企业出资；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很多企业家并没有将企业利润作为红利用于消费，而是将大部分利润作为追加投资继续用于扩大经营，幸运的民营企业能够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相当少的一部分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市获得融资。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早已认识到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建立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否则，离开了资本要素，土地、劳动、技术、企业家才能就像断线的珠串，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形成生产力。所以，无论是民营企业家直接出资的报酬，还是他们用各种办法去融资，在还清债务利息后所取得的余额报酬，都是合法、合理的出资人报酬。那些否认资本贡献和出资人报酬的学者，愿不愿意先放弃自己在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如果不愿意，而是一方面否认资本的价值创造作用，另一方面自己的钱却要获得资本收益，那恐怕就不是知行合一，而是双标和虚伪了。

第五，民营企业的风险报酬

有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3.7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更是只有2.5年。可见，中国的民营企业并不是一个建立起来就能自动运行并且产生利润的机器，而是大浪淘沙的“勇敢者的游戏”，只有敢于承担风险的人，才敢创办企业；只有少数历经风雨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并长期发展。

民营企业在运行过程中时刻面临着各种风险，一旦风险来临而不能及时化解，轻则导致企业面临损失，重则可能让企业失败破产。每年成千上万民营企业创业者，少数成功者固然会获得丰厚的回报，而失败者不仅将失去他的投资，还可能背上沉重的债务。面对经济下行或行业衰退，一旦民营企业经营不好，所有的员工和高管都可以辞职，但是民营企业家却不能辞职，他们是最后的风险承担者。如果全社会都能更了解民营企业所必须面对的风险，承认其风险价值，就应该接受并承认民营企业家的风险报酬。

最后，不宜将批判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论生搬硬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普遍存在的剥削现象的生动描述和深刻剖析。但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情况有明显的、本质的不同。

首先，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已经是国家的主人，民营企业的劳动者，不仅拥有个体选择岗位的自由，同时还按照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获得普遍不低于国有企业员工的劳动者工资收入，依法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假期和各种福利待遇，这与马克思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情况不一样。

此外，民营企业的劳动者权利、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不仅在企业盈利时依法享有，即便在民营企业亏损时，也一样得到保障，在企业破产清算时，依法优先获得补偿。就像很多学者质疑的那样，如果把民营企业的盈利视同剥削，那么国有企业的盈利是否也是剥削？如果企业亏损，是否意味着企业主已经被劳动者反向剥削？

当然，不能否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被普遍低估的情况，比如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早期，几亿农民工涌向非农产业，加之当时社会保障机制也不健全，的确存在类似剥削农民工的现象，不仅在民营企业，很多国有企业也通过临时工、劳务工等方式对农民工在同等劳动没有给予体制内工人同等的报酬和福利待遇。

对上述要素报酬不公平现象，我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中，结合生产函数中的各要素边际报酬尝试做出了解释，还创新提出“要素稀缺性报酬”和“超额要素报酬”，以及稀缺性和超额要素报酬如何挤占其他要素报酬的原理，进而提出了如何减少土地、金融等部门的稀缺性报酬和超额报酬，增加劳动者、知识者、创新者要素报酬的具体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

新供给经济学的上述收入分配改革的学术思想与近几年的相关经济政策也不谋而合，比如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

在实践中，针对劳动者要素报酬不足的现象，我国已出台了《劳动法》，持续全面提升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因而不宜再将批判早期资本主义的剥削论简单照搬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以免打击民营企业积极性、破坏经济建设大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明确民营企业家与劳动者的关系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更多是协作和互利的关系。

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未来很多劳动者的工作都将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替代。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简单错误地宣扬剥削论，而不是积极地、建设性地想办法，反而会加速工人失业，减少劳动者收入。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新挑战，我们一方面要允许并通过深化改革为普通劳动者通过储蓄存款、商业保险、投资基金、出租房屋汽车、农村土地和宅基地流转等获得各种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要鼓励、支持更多劳动者积极创业变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从而获得资本收入、创新收入、管理者收入和风险报酬收入（当然，如果个体工商户或企业主经营不善或累了，也可以转而应聘到其他民营企业或注册为网约车驾驶员等灵活用工者）。

同时，国家也应加快提高社保支出水平，通过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等多种方式，尽快把中国的广义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从占GDP不足10%提高到20%以上，让所有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失去工作、失去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们都能获得基本国民收入。

总之，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大部分民营经济人士都出身于劳动者，其创办企业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民间投资回升对经济复苏繁、民生和就业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时代，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既要承认劳动的价值创造的作用，也不能否定资本、技术、创新、数据等其他要素的价值创造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让民营企业敢投资、愿创新、敢管理、愿意承担风险，也才能让劳动者获得更多工作机会和更多劳动报酬，国家经济越来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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