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爱情中暗流涌动的“交易”，被他写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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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孙若茜
9月底，在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班的一节课上，作家科尔姆·托宾走上讲台，把椅子掉转了个方向，背对着教室里的学生坐了下来，接着，他唱起了一首爱尔兰民谣。他的歌声浑厚响亮，打破了我对一个70岁人的想象——他到中国已经有一周时间了，这一周从上海到南京、广州、成都，每一站都安排了演讲、对谈、采访。北京是他此行一系列公开活动的最后一站。即便如此，一节将近三个小时的写作课，他滔滔不绝，脸上依然没有显露出疲态。
他唱歌，是在比喻，他说：写作者是孤独的，在写作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读者是谁，因此，作家并不像面对着观众的演员，而是一个背对着喧闹的人群，能安静地面对自己内心的人。“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派对上的歌手，只要你的歌足够好，就会有人慢慢地听到你，歌很重要，而歌手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作家的重点不在于自我，而在于创造出来的作品有怎样的可能性。”
他在课上分析的作品是爱尔兰作家克莱尔·吉根的小说《像这样的小事》，而关于可能性，课堂上的学生和读者们的问题更多地指向他的小说《布鲁克林》和它的“续集”《长岛》。托宾的第一部小说《南方》发表在1990年，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集，还有多部戏剧、游记、散文集，绝大部分作品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用他的话说，小说就像鸟一样，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它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穿梭，就像鸟一样自由地飞翔。而在所有来到中文世界的小说中，《布鲁克林》大概是最为读者们熟知的作品之一，这也许和由它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获得2016年奥斯卡三个奖项的提名有关。
《布鲁克林》讲述的是1950年代初，住在爱尔兰东南部小镇恩尼斯科西的年轻姑娘艾丽丝告别家乡，前往美国，到陌生的布鲁克林工作、生活、恋爱、结婚，不断在新旧生活之间进行抉择的故事。艾丽丝不是一个在移民社群中如鱼得水的人，哪怕她在美国拥有了家庭，拥有了儿女，在这个关于漂泊和回乡、自由和责任不断博弈的故事里，她始终都是个有些孤独的人。十几年之后，托宾在《长岛》中续写了艾丽丝的故事：一个爱尔兰男人突然敲开了她的家门，告诉她，她的丈夫托尼有了一个即将出生的私生子。艾丽丝为了逃离眼前的现实和困境，逃回家乡爱尔兰。而后，她陷入了新的抉择：一场三个人的感情纠葛。至于艾丽丝最终的选择走向何处，我们无从知晓，不过，这或许并不重要，托宾的小说中，最吸引人的地方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道理和选择，而是在灰色阴影地带中的纠结，是可能性，也是暗流涌动的背景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始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布鲁克林》和《长岛》中，除了爱情，或者说恋人之间的关系，艾丽丝与姐姐、与母亲，以及她和朋友南希之间的关系都让我印象深刻，我想知道，在你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哪种关系是最为复杂的、最难以书写的？
科尔姆·托宾：我想最难的应该是浪漫爱情，因为它会以如此多的方式出现。就像在《布鲁克林》里，艾丽丝到布鲁克林后是孤独的，她应该很容易陷入浪漫爱情，但是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托尼和她相遇，对她一见钟情的时候，艾丽丝的反应是缓慢得多的。所以，实际上爱情始终取决于人们的处境、人们的需求，以及各种偶然性。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浪漫爱情”中复杂难写的部分是什么？
科尔姆·托宾：是爱情中涉及“交易”的部分。比如说在《长岛》里，南希爱吉姆，但她也爱他的房子，她爱他能给予她的安全感。当她想到他时，她常常想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是他们将要建造的房子，房间怎么安排，卧室在哪里。同样，吉姆对艾丽丝有一种感觉，觉得她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魅力”，代表了他所追求的某种东西。所以，书里描写的人们几乎都是在误解对方，或者说没有能正确地看清对方。但与此同时，他们拥有的那种感觉又都可以算是爱情，我试图去描写这种状态，但不能让它变得甜腻、夸张或过于简单。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爱情都存在所谓交易吗？“浪漫爱情”，或者说纯粹的爱情是存在的吗？
科尔姆·托宾：我想每个人都曾梦想过或经历过那样一个阶段：你想时时刻刻见到你爱的那个人，和她/他在一起你感到快乐，那可能是一段你会在未来怀念的时光，这正是爱情故事的核心所在——不考虑钱，不考虑房子，不考虑除了“和这个人在一起真好”之外的任何事。在布鲁克林，艾丽丝和托尼最初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在托尼看到艾丽丝的那一刻，那种感觉里面是不涉及任何交易的，除了巨大的性吸引力。他们是快乐的，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他们在街上牵手，他们期盼着见到对方⋯⋯但问题在于，在小说里，这永远不够。小说必须展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还有其他的事情在发生。如果说纯粹的爱是光，是光明面，那么小说接着要做的就是去审视那些阴影。《布鲁克林》和《长岛》都讲述了爱的光明面和充满阴影的一面，两者之间总是在进行着博弈。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所有作品中，有没有哪个人物或主题让你觉得尚未完成探索，希望重新审视的吗？
科尔姆·托宾：我想看到《布鲁克林》和《长岛》这两部小说中的艾丽丝在她6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90年代是什么样的。现在（的设定中）她45岁，我想，到那时她的孩子们基本上都长大了，她会有机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她确实需要做点什么，她显然应该去学习。我所感兴趣的是我能用这个设定做些什么。还有其他几个角色，比如短篇小说集《母与子》里面有一个叫《长冬》的故事，我想知道那里面的人物在未来会发生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说到了《母与子》，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书名直接归纳小说集的主题？因为如果书中的那些小说并未归入“母与子”的标题之下，也许读者会对它们有非常不同的解读。
科尔姆·托宾：一本短篇小说集里的故事彼此是那么的不同，但当我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它们都是关于母与子的。而这个标题的确定也改变了一些事情——当我写最后一篇《长冬》时，我无法确定小说的视角，既可以从父亲的视角来写，也可以只是从由作者讲述一个故事的角度去写。“母与子”这个标题让我发现我可以从儿子的视角去写它，换句话说，它帮我找到了一个我认为更具戏剧性的视角。因此，可以说这个标题绝对影响了书中的最后一个故事，当然它也可能会影响读者，让他们去书中寻找“母与子”的主题。我曾经还想过在书封上加上一句玩笑话，让它可以成为一份母亲节的礼物：“亲爱的母亲：我和您的关系虽然不好，但还没有这本书里写到的那些人那么糟。”
三联生活周刊：这部短篇小说集里，很多时候你都并没有通过母与子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冲突或沟通构建他们的关系，为什么要有意地拉开一段距离？
科尔姆·托宾：这本书的标题只是意味着所有这些故事里都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但并非所有故事都以母子关系为核心，它们并不全都是“母与子”关系的例证。而你也说得完全正确，有些关系我描写得并不直接。小说的戏剧性就在这距离当中，故事总是存在于不同程度的距离之中。这就像你去看一个画展，主题是“直线”，如果你站得太贴近，看得太仔细，就会发现那条线并不完全是直的。当你有了一个基本的人物关系——母亲和儿子，然后用它来展开故事的时候，也是如此。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认为，包含着亲情的人际关系，看似天然存在，实则是最为复杂的，相比母子关系，母女关系更加难以言说，你怎么看？
科尔姆·托宾：是的，因为在这样一种亲密关系中，人们可能会以一百种不同的方式行事，这涉及家庭中的爱。比如说在《长岛》中，你可以看到艾丽丝的母亲对女儿极其粗鲁，然而你同时会意识到，母亲这样的表达方式仍然意味着爱，她的行为都是一种爱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家庭中，都有可能发生母亲粗鲁地对待女儿的情况，但是一个人几乎不太可能对另一个非家庭成员的人粗鲁。在家庭的“泡泡”里，各种行为都是有可能的，它们都被称为“爱”。小说就是在创作和展示家庭内部的戏剧性的部分，这种戏剧性并非那些简单的“我爱你！”“你真棒！”“你想喝茶吗？”诸如此类的对话。
三联生活周刊：在爱尔兰文学传统中，“母亲”或“女儿”常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你在塑造“母亲”和“女儿”的形象时，是否有意识地与某种文化叙事进行对话？
科尔姆·托宾：没有，我对“象征”不感兴趣，对我来说“象征”是一个问题，必须要处理细节，处理真实的东西。追求象征意义，就会失去很多情感，失去很多感觉，失去很多⋯⋯我想可能是准确性。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在书写女性角色以及女性之间的关系时，她们的相处有没有使你难以理解的部分？这是你并不乐于书写现代女性角色的原因之一吗？
科尔姆·托宾：当我在写女性的时候，我真正在做的是重构我母亲和她姐妹们的生活。我所写的是当我在一个生活着很多女性的房子里成长的时候，我从她们那里所听到的一切——她们总是聚集在一个房间里，有聊不完的话题，即便她们谈论的都不是重大的话题，不是历史或者政治，或许只是在谈论我的姨妈差点买了某件外套之类的事，好吧，她们的谈话也总是那么有趣，而且她们的声音也很美妙。因此，我一直在倾听。
在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去世后的那些年里，基于我曾经听到的那些对话和对她们的观察，我试图从她们的视角去看待事情，站在她们的内部想象她们，通过写作重构她们，再次塑造她们，看看我是否能重新“看见”她们，所以那些小说，《布鲁克林》《长岛》《诺拉·韦伯斯特》处理的都是特定的一代爱尔兰女性的故事。我不认为我对任何人都能这样做，我无法那样去写一个现在的女性，因为我没有那种亲近感、同样的沉浸感和完全的投入。
三联生活周刊：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你是否观察到你笔下所书写的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关系正在经历或者已经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科尔姆·托宾：这次我来中国去了成都的人民公园，那里仍然有“相亲角”，人们可以去那里搜集征婚信息。但与此同时，人们现在也会在网上寻找伴侣。这两种方式一种陈旧，另一种非常现代。实际上，现在有很多新的方式去认识别人，但我认为核心的部分——在某个阶段，你遇到某人并想和她/他在一起——那个部分依然存在。不过，这当中也有一些变化：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某种转变，过去我常常独自出门去吃早餐，在美国经常会见到这样一种情景——一个美国男人和女朋友说话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说自己有多棒，而后期待赞美。我想女人们如今肯定已经厌倦听那种男人说话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征婚广告或处在恋爱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保持微笑”的，通常很快她们就会生孩子、出入厨房、照顾家庭，我不认为现在还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次的中国行当中，你穿梭了几个不同的城市，还有什么是让你印象比较深的、有趣的事情？
科尔姆·托宾：我对成都的印象比较深，可能因为我在那里拥有更多观察的时间。在那里，总是能看到老人们在打牌，每出一张牌他们都是一副至关重要的样子。我们所去的地方还有很多人在喝茶，天气很好，人们非常放松。晚上人们依然轻松自在地走在街上，让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城市。而且成都的食物非常非常好吃，我们去的任何一家餐馆都非常棒。在北京，你就总是会注意到拥堵的交通，如果你常年住在这里，或许会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但是如果你是游客，那交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一个外来者，或许从来不是给出评价的好人选。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44期）
排版：球球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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