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了解中国，从重新了解乡村开始

“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梁漱溟。

我们讨论的只是乡村问题吗？不。乡村问题，只是中国复杂问题的投影，因为乡村问题的投影面积最大且乡村最弱势，所以看起来问题也最多。而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乡村一个人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核心命题，其实只有一个：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家，如何将一个传统文明融入现代文明，以实现中华之崛起。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四个现代化”三缺一，除了农业还处于“半现代化”，其余工业、国防、科技，都位列全球数一数二，发展虽不平衡，但现代化基本实现。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梦寐以求的目标，大致实现了。

一问：推动民族前行的下一个目标、下一种思想在哪里？

一般认为，至2018年，经过改革开放40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鞠建东教授指出，除了成就，另一个关键指标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已基本完成——青壮年农民已基本从农业转向工商服务业，工业企业对剩余劳动人口的吸纳能力基本停滞。“以2018年为分水岭，中国经济从工业化时代进入知识化时代，中国经济发动机从工业化时代制造、装配，需要转换成创新、高科技服务、知识服务”。

二问：时代已变，你的思想是否也开始转变？

一个民族一百多年的思维惯性是强大的，以现实中的感受看，答案并不乐观。多数人还在用工业化、城市化思维和视角看问题，“大国大城”式的集中、规模化思维，工厂生产标准化、科层制管理思维，去乡村化、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市场化优胜劣汰、贫富分化理所应当的思维……依然是主流。

譬如乡村及其承载的传统文明，在百余年历史进程和文明反思中，始终被认为是封建、愚昧、贫穷的化身，始终与民族“劣根性”紧紧捆绑，始终上不得现代化的台面。真是这样吗？

你看到了工业产能过剩、城市内卷、超级老龄化、社会价值虚无与精神空洞了吗？你看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而不只是规模）的向往了吗？你看到乡村的变化了吗？

君不见，迎面而来的数（数字化）智（人工智能）文明时代，移动互联网、社交革命、去中心化、分布式存储、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在几百年工业文明“集中”的基础上，正在将社会资源与话语权垄断、阶层固化再次打散，而这种数智化，正与农业文明的分散、自足、自立产生一种文明的“隔代亲效应”。

君不见，工业化制式教育、专业化教育早已跟不上知识型企业和时代发展需求，大学生失业率高企、收入赶不上农民工了吗？

君不见，伴随着互联网、数字化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对社会分化及其不平等、科层制、集权、精英主义，所采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躺平、不婚、不孕的现象了吗？

君不见，逐渐走偏的所谓的“现代化”，对人性的压抑已到了全民反思的新时期了吗？

三问：你或许看见了潮头，或激动或困顿，但你看见了时代大潮下的潮涌了吗？

当然，这本书讨论的，还是乡村振兴问题。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提出归提出，那一年，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房地产销售再达高峰，一年卖出13万亿，全民炒房热情高涨。

11月，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总金额2535亿美元，创历史新纪录。特朗普还特意掏出平板电脑，展示外孙女阿拉贝拉用中文演唱歌曲、背《三字经》的视频，这一幕和谐景象，让全球市场都松了一口气，翘首以盼良性中美关系下新的全球繁荣。

2018年，情势急转直下。3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大量商品加征25%关税，挑起中美贸易争端，国人一下都懵了，继而大量声音出现，抱怨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继续韬光养晦，“忍一忍”。而与我们的惊诧莫名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主流社会十分淡定，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迟到20年的必然的事情。

早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小布什就批评克林顿的中国政策，首次提出将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改为“战略竞争”关系，到他当选，未及兑现这一承诺，就遇上“9·11恐怖袭击事件”，不得不转为对华合作。此后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奥巴马先是对华合作，一缓过劲来就转为遏制。直至特朗普上台，美国政界一旦稍微平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祭出这一板斧。

百年大变局时期，世事纷纷扰扰。除了政府推动的脱贫攻坚战役，乡村振兴？引不起多大关注。

随后就是2019年底开始的三年疫情了，人们更无暇顾及。好在，在不间断的封闭和切肤之痛中，城市人开始对乡村民宿、营地、亲子、自然教育之类的文旅内容产生兴趣，哪怕只是去乡下逃避一下，心情也要好一些。

虽然经营节奏不断被封闭政策打断，但这三年，堪称乡村文旅从业者们的黄金期，各种经营主体生意火爆。

转折出现于2023年。疫情解封，按说生产力要出现长期压抑后的大爆发，但爆发并未到来，反而验证了疫情期间人们的调侃——“疫情解封后，就真的没有借口了”。一切恢复正常后，人们发现，城市真的没有什么机会了，而热门高科技，普通人不但难参与，反而工作岗位被科技逐渐取代，以房地产、金融、互联网大厂为代表的批量生产中产的行业，失业潮一再来袭。

未来何去何从？不论城市中产，还是商人、投资人、企业主们，迷茫中，开始主动关注乡村振兴了。毕竟，城市真的卷，高科技一般人又参与不了，城市，真的没什么机会了。

但搞了这些年，究竟什么是乡村振兴？

恐怕很少有人能讲清楚。甚至，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和讲述，尤其是用老百姓、社会和市场能听懂的语言去讲述。他们要是不明白，又如何参与进来呢？

21世纪以来的乡村建设，主要由两种力量推进。一种是国家力量，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大基建，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国家进行了大范围基层动员，投入了巨额财力物力，为中国的广袤乡土补齐了短板。

今天，哪怕我们到云南、西藏、新疆的边远山村也会发现，水泥路通了，楼房盖好了，网购和快递都有了；新农保基本覆盖，“退休”农民每月能领一两百元的保底“退休金”，新农合也基本覆盖，农村再也不会出现生病只能拖着等死的命运；很多家庭还有小汽车了，发动汽车去趟县城逛个街、购个物、看场电影，一般一两个小时就够了（离县城2小时车程外的村庄，多数将慢慢收缩、淘汰）——一两个小时，北上广深的打工人还在上班路上。

所以，中国的乡村其实已经振兴了，眼见的城乡差距，早已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巨大：乡村不再灰头土脸，农业生产不再依靠蛮力，农民并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要不是非得进城买房，可比城市人更自由。

第二种力量，是城市知识分子下乡。

21世纪以来，一批城市知识分子，比如大学教授、建筑设计师、艺术家、媒体人，开始对城市生活进行反思，逐步走向乡村找答案。他们或建乡村工作室，或搞乡村公益，或办大地艺术祭，或建民宿，逐渐带动更多的知识分子、富裕人群或城市中产进入乡村。

2010年前后，随着以湖州莫干山为代表的第一波民宿之风兴起，市场力量开始介入，国家乡村大基建之外，中国乡土迎来了第一波市场化力量。第二波热潮则发生在2015、2016年左右，随着房地产催生的一批城市中产变现，一些人转向乡村投资，民宿迎来热潮，目前市场上我们所见的许多民宿/乡村酒店连锁品牌，大多诞生于那几年。第三波热潮是2018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直接将文旅、民宿推向高潮，一时间，政府投文旅，民间搞民宿，成为社会参与乡村的不二门路。随之三年疫情，封闭中，人们对周边游、乡村游、现代文旅的需求进一步激发，大文旅迎来井喷。

任何产业，都有其自然周期，民宿、文旅也一样。经过十余年发展、疫情期间投资过热，许多地区的民宿、文旅产业逐渐进入产能过剩、产业升级阶段。随之，知识分子群体短板毕现——毕竟，他们其实没什么钱，市场认知、开拓能力，社会资源整合等能力都不足，又容易受伤，逐渐陷入困顿。

因此，当下中国乡村振兴的瓶颈，本质是政府大投资后难以市场化盘活，及城市知识分子能力不足卡壳了。所以我们的乡村振兴，只走完了上半场，即硬件的振兴。那么下半场，重点就应该转至“软件”和人的振兴，只有建立市场盘活和社会参与机制，实现人与资源的双向流动，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振兴。

学者与专家不同，专家可以偏向于学术、把问题越研究越深，学者则应偏重于把问题说明白，进而让社会、民众参与进来，而不是越描越黑，让人只能旁观。

乡村振兴总体是一个国家政策语言，要推动社会参与，就要用市场化、社会化语言进行“翻译”。本书即致力于此，围绕“Why”（为什么）与“How”（怎么干），尽力以直白的道理和实践阐释，让读者以较快的速度了解乡村振兴，以及让参与者尽量少走弯路。鉴于篇幅和个人学术功底不深，从学术角度讲，必然存在纰漏和不足之处。但我想，乡村振兴之类偏应用的人文科学，需要的更多的是实践和总结，而非学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乡村振兴的实质，可以“翻译”为——乡村建设与运营。

“乡村建设”由来已久，它始于上世纪初的乡建运动，后面一章我们专门回顾。今天，我们的乡村建设对比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但以一个百年历史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脱贫攻坚以来的巨变来看，中国广袤乡村，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初步实现现代化，县乡工业园四处开花，农民可以就近安居乐业，社会基本保障正在普及。一次调研中，一个农村老妇人就直言，“今天就是中国农民最好的时代”。

略滞后于城市建设，乡村建设经过一二十年集中补课，生产、生活条件都大为好转。当然，集中补课必然存在消化不良的弊端，在城市体现为房地产、城投债、大量闲置物业和厂房等，乡村则是各种文旅项目、特色小镇、民宿等资产闲置，以及部分农产品和劳动力过剩等，它们迫切需要市场化盘活和运营。

乡村振兴、城乡融合，首要防止的就是过度区分城乡。时代发展至此，城乡命运早已相连。我们需要从大干快上、跑马圈地、GDP大数字，到盘活海量闲置资产，实现资源再度优化配置，从轰轰烈烈的“重建设”时代，到细水长流的“重运营”时期，万千小微企业、城乡家庭，则需要从“更高更快更强”的躁动，到回归底层、平平淡淡的小日子——时代再宏大，终究由这一个个市场主体和个体的生活和命运组成。

最后，如何探讨乡村问题？

乡村振兴的底层逻辑，是社会学+经济学，我们要防止单纯站在城市视角大谈经济常识，也要反对单纯站在乡村立场大谈乡土和文化保护。乡村要振兴，必然是两者的平衡。

跟城乡二元对立相匹配，长期以来，主流知识界也存在二元知识论。常见的是，从乡土出发的社会学家，主要讲多元性、文化保护、社会公平，但正如费孝通所担心的，“过去有关社会学研究工作的最大的缺点是见社会不见人”（注2）；而从市场出发的经济学家，主要讲经济常识、发展效率、自由竞争。如此，往往一谈社会学就忽略经济学，一说经济学就瞧不起社会学，两种声音吵吵闹闹，时常吵着吵着就大搞左右之争，令人更加不明所以。

但是，有谁规定，搞社会学就不能搞经济学，搞经济学就容不下社会学？没有理论，老百姓就不能生活了吗？是理论的纯粹重要，还是民众的现实生活更重要？

中国乡土，是一种传承了几千年的文明体系，“不是只有经济常识才是常识”，历史、心理、生活习俗，差异性、多元化与乡土自我保护，也是社会常识。单纯套经济学理论下乡，必然四处碰壁。常见许多知识分子，小媳妇似的受不了委屈，反过头来就一顿指责、居高临下地批评，凡事直指乡土“劣根性”、土地产权制度，误己误人。

譬如，常见的一种声音——“有恒产有恒心”。经济学者们批评乡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农民无私产就无恒心，城市资本下乡，也因为得不到私产，就没有扎下来建设乡土的恒心。这是典型的城市经济视角——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视角，站在乡村角度看，今天的农民其实挺有“恒心”：

集体土地所有制+传统乡土文明，农民就地构成“乡土命运共同体”。在这里，他们有自己的宅基地、土地、社会资源，可以内部调节、互助，且外力不能轻易剥夺。除了不能买卖，并没有什么不好（卖了也未必好）；

外部纷扰，乡村还保留着他们的精神依赖、心灵归属，所以，外出打工的农民们，可以忍受低工资、低福利，辛苦打工二十年，回乡盖房子、买辆小车过日子，有房有车、没贷款，环境又好，不比城里舒服？

即便在县城扎下根，“条件好的要回来，条件不好的更要回来。条件好的在农村建房，回乡养老，为了落叶归根。条件不好的，承担不了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回来种点田、种点菜，养点鸡、鸭、猪，基本生活有保障”（注3）。宅基地交出去了，也要回去在原址上搭个棚、拉根电线……

因了中国农民的“恒心”，有故乡可退的安心，有好日子可盼的信心，他们才甘愿背井离乡，忍受低工资、低福利、恶劣工作环境，而不至于动不动吵着加工资、交五险一金，不答应就闹罢工；当城市陷入经济危机，他们也大可不必赖在城市，加剧城市负担，加重城市贫民窟、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问题。因此，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成本才能压到最低，才能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城市才能拥有更好的营商环境、更低的社会治理成本——没有农民的这份“恒心”，怎会有中国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增长和经济繁荣？

经济学不过200多年历史，而经济思维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所以，一方面，现代社会需要经济学的引领，另一方面，经济学也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存在即合理”，任何理论，首先都应该去解释这种普遍性的“存在”——譬如倔强的乡土，而非轻易以理论去否认、批判，否则，就容易陷入主观主义、机械主义或偏见。

乡土研究的根本，首先是社会学，但它不能封闭等靠要，而是要与城市市场经济融合，否则很难持续发展。反之，乡村也不能简单套用城市市场经济逻辑，用产权、契约、规模、产业大肆改造——一旦乡土丢了其本源，对城市和社会整体来说，必然弊大于利。未来的乡村振兴，必然是城乡趋于平等地双向奔赴：社会学更好地拥抱经济学，经济学更开放地融合社会学。大家先从思想上摆脱非此即彼、居高临下的城乡二元制思维，才能真正推动城乡融合。

任何一种新思想，都是伴随着对现状的反思、追问出现的，乡村振兴亦如此。如果你还没有反思过，或者“反思”的结果都是“别人不对”、“外因问题”，那我建议你读到这里就把书放下，去看个剧、淘个宝、刷会儿短视频，因为，人间真的挺值得的。

就像那广袤乡土，也值得你去认真看一看，想一想。

简介：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新书《乡村三部曲”——《归乡村记》《大地上的中国》《乡村振兴与时代觉醒》努力销售中。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注1、鞠建东、李思佳：《县里办大学——产业升级与货币产业政策》，2022年4月；注2、费孝通：《社会学讲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第170页；注3、董磊明、谢梅婕等：《故乡可安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