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爆火的万亿赛道，掏空低能量年轻人的钱包？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嗡——嗡——”的颂钵声响起，我的大脑空了一块。

这是个周末的午后，我所在的地方是北京二环内的一家声音疗愈馆。胡同背阴的小房间被设计成“回”字形结构，中央摆着大大小小不下20个黄铜颂钵、一排能发出流水声的果壳风铃和一支模拟雷雨声的“雨棍”，围绕它们的则是数支电子蜡烛，正摇曳着橙色光芒。再外围是两排软垫，包括我在内的10个人正躺在上面、紧闭双眼，接收来自这些乐器的“能量”——随着音疗师适时的敲击和拨动，角落里已经有人发出轻微鼾声。慢慢地，我的意识也开始涣散，再清醒过来已经是半小时以后。

“你刚才进入了深睡眠”，结束后，音乐疗愈师宋磊告诉我。坐在房间正中间的蒲团上，这个略带东北口音的小伙子正一边收拾地上的工具，一边向在座的顾客解释刚刚发生的一切：“颂钵声音的能量，与你身体里的水发生了共振，让你失序的身心得到了平衡。从科学角度来讲，它可以让人的大脑进入θ波的睡眠状态，还会促使身体释放血清素，让你感到平静。”

大家微微点头，彼此交流刚才的身体感受。我不得不暂时放下评判和审视，在这样安静祥和，弥漫着丝丝睡意的环境里，理论确实没那么重要。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姓何的女孩告诉我，她是这家店的常客。她在附近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长期有睡眠问题，经常需要听着这类安抚身心的声音才能睡个好觉。在尝试了各种助眠App之后，她发现了现场颂钵的魅力，“必须得在这个‘场’里，声音才更有能量”。

事实上，除了颂钵，还有不少“疗愈”类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大到周末走近大自然远足、抽一天工夫去洗浴中心放松，小到买一个毛绒玩具、揉搓一个解压“捏捏”，当然还有各种“身心灵”课程和心理服务。而这种比起实用价值，更多以情感支持和心理补偿为目标的消费所支撑的业态，就被统称为“情绪经济”。

2024年末，咨询机构MobTech研究院发布《情绪经济消费人群洞察报告（2024）》，指出情绪价值和兴趣是年轻人消费的首要理由，在所有消费目标中占比超过四成。而据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分析，目前中国情绪经济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2.3万亿元，到2029年更将突破4.5万亿元。为此，许多跨国公司都针对中国市场进行了战略调整，比如宜家、无印良品等公司都将“情绪价值”列入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的核心。

情绪经济大行其道，其中很多体验性活动很容易让人想起精神信仰领域的“新世纪运动”（New Age Movement）。这些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社会宗教及灵性运动，创造了“身心灵”“自我心灵”等词汇，在冷战后的西方曾经广泛流行，为当时缺乏社会归属感的人们带来了慰藉。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瑜伽、冥想等活动在硅谷创业者中广泛流行，之后重新回到亚洲，获得了中产群体的追捧。

但我们眼前的情绪消费，似乎又和当时有所不同。在《史蒂夫·乔布斯传》里，多次提到传主乔布斯靠东方的“直觉智慧”引导自己获得研发灵感的故事，很多创业者也希望通过平静内心、打开视野获得更多专注度和创造力。但对于宋磊的客人们来说，冥想和修行更多是一种治疗手段和解压工具。通过这一小时的活动，他们希望能睡个好觉、隔离坏情绪，或是忘记工作和生活里的烦心事。

在消费中，情绪从“喜怒哀乐”的多元状态被简化为稳定、舒缓的心理感受和对消极体验的回避，无怪乎有分析者将这最后一种类型的消费称为“精神布洛芬”——它并不直接杀菌、消炎，但确实能让处于高热疼痛状态的身体暂时舒服一点儿。

消费行为不仅意味着消费本身，也是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反映。2025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作品《第五消费时代》中指出，如今疫情后的日本已经进入了新的消费时代，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占有，而是以精神的满足、生活美学的丰富以及社群归属为导向。人们不再以拥有物质为傲，消费的需求也从工具性转向即时满足性，幸福不再仅仅是消费的结果，而是消费的起点。

类似的状况也出现在中国。2014年，三浦展就在《第四消费时代》的“序言”中指出，中国社会的消费状况已经出现了和日本类似的特征。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在高度的信息化社会中，人们的消费不再是为了拥有物品本身，而是要“通过晒图实现与他人的沟通”，物品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工具。与此同时，人们也更希望与物品本身发生联系，让自己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比如抓娃娃机，“这种行为正是一种和使用价值关系不大的浪费，但是，它具有使用价值以外的功能——攒许多娃娃让人感到幸福”。

中国的创业者也感受到了“水温”的变化。暂停实验室是一家提供线上循证心理干预的机构，创始人郭婷婷告诉我，在疫情前，由于他们的训练课程填补了部分市场空白，当时人们普遍倾向于更积极地求助，社群气氛也非常活跃；在疫情期间，受条件所限，数字化的心理干预也迎来了一次小爆发，许多研究论文得到发表，这类干预方法的有效性得到进一步证实。

但疫情结束后，郭婷婷却发现，他们这种需要付出一定时间和努力的心理训练计划，与受众的预期发生了微妙的隔阂：“一方面是求助的优先级没那么高了，大家倾向于选择各种让自己暂时好一点儿的办法；另一方面，除了情绪，大家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去解决。这是我们需要去适应的新环境。”

简而言之，面对心理和情绪问题，如今的人们更愿意去“消费”，而非“投资”和“储蓄”。

针对耐心缺乏问题，宋磊也调整过自己的疗愈活动。还记得在早期学习时，老师总跟他讲所谓“七个脉轮”——印度瑜伽修行者认为，人体沿着脊柱分布着不同的能量中心，即“脉轮”，而颂钵不同频率的声音可以影响这些脉轮，从而激发能量。但想要培养这种敏感度，还需要长期系统的冥想练习，对于只想完成一次“疗愈体验”，或是只想好好睡个觉的顾客来说，谈这些内容都太过复杂了。后来，宋磊决定尽量在课上减少理论传授和引导词，及早进入音乐部分，还加入了种子风铃等在网上很流行的乐器。

这些都更符合小何的消费预期。她告诉我，在失眠之前，她其实已经经历过很长一段低谷期。毕业后，她在银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规章制度很严格，对着装、话术、工作流程都有要求，除了在柜台上应付形形色色的顾客，还要想办法和领导相处，避免在工作疏漏中担责。一天下来，回到家的她已经没有一点儿力气，总要在床上躺上一个多小时，才能起来吃饭、收拾家。再到后来，她开始报复性地熬夜，总要把社交媒体刷个遍才肯睡去，只因为不想面对又一个明天。

有一次，在每日盘点时，她发现应收账款和实收不符，反复对照表格、监控系统，才发现是为一位客户清点时出现纰漏，后来钱是追了回来，小何的睡眠却再也回不来了。她开始习惯在睡前复盘工作，总能听到领导的批评，担心这担心那，即便迷迷糊糊睡着了，糟糕的事情还会出现在梦里。

心理咨询师崔庆龙曾经提出过一个名为“心理潮湿”的概念，形容在一次引发情绪的事件结束后，心里长期存在的一种低落感。他认为，每个人在生活里的能量都有固定额度，当一个人的能量支出大于其回报时，往往会触发其低能量的状态。这时，他一方面会期待很强的反馈和刺激，另一方面限于能量水平只能选择较低反馈的事情。最终出现一种“高需求但低行动”的悖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会更愿意选择能够即时满足的“充能”活动。

社交媒体上流行这样一句话：“疲劳是水溶性的，只要洗个澡就能冲走。但压力是脂溶性的，所以只能靠吃泡面、炸鸡才能代谢。”当我们想投入最小成本，迅速获得被疗愈的感觉时，从身体入手可能是很多人的首个选择。

2024年夏天，我上过一节身体工作坊的体验课。那是个刚刚下过雨的午后，在北京东城区一个胡同的老房子里，一位老师带领我们安静站立，感受呼吸，然后让身体轻轻摆动，感受空气和风的存在。虽然过去也上过类似的舞动和身体互动的课程，但这次简单的、只是让人感受身体本身的体验，还是让人印象深刻。

后来，这套身体课程的研发者昊阳告诉我，他曾经是一位现代舞老师，主要靠传统的舞蹈教学方法来教育成年的舞蹈爱好者，但几次尝试后他发现，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起学会跳舞，更希望能“做出美的动作”。他干脆脱离了原本的教学方法，只是想不同的办法去激发大家：让学生在教室里撒欢儿，互相推拉、拥抱，感受自己和他人的身体。一年过后，大家不仅学会了美好的舞蹈动作，还发现自己对外界越来越敏感，更能感知情绪，也更专注，更开放。他逐渐意识到，借由对身体的感知和觉察，人的心理状态也能发生相应的改变。

这种身心交互的体验，是很多人日常生活中特别缺乏的部分。那天的练习中，昊阳曾让我们张开手臂，伴随呼吸，想象它是一棵随风舞动的小苗；不习惯在人前做这么大幅度动作的我，从未那么强烈地感受到手臂的存在感。还有一些类似的身体练习，会让人找一颗苹果或一块巧克力，在引导下重新体会咀嚼它们的感受。很多类似课程的学习者都表示，那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存在的时刻。

有太多时候让人感受不到“我”了。身体工作坊里的一位同学曾这样描述自己坐地铁的时刻：地铁像个关押魂灵的地方，我们乘坐它只是为了到达某处，但到达的过程里，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感官暂时隔绝，玩手机、补觉，等到了目的地再重新活过来。

这看起来也很像生活的某种缩影。在做“工作第一年”的题目时，一位大学教授曾和我谈起学生们的求职状态，在课堂上忙实习的活儿，实习结束后又熬夜做课堂作业，在校园里要为工作做准备，到了职场上又要学习专业技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错位，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一个需要被奔赴的明天。而这些匆匆忙忙的学生却无奈地告诉我，他们以往的每一个求学阶段都是这样熬过来的，总有人告诉他们“以后就好了”，但为了这种“以后”，他们不得不牺牲掉一个个“当下”。

“如果人生就是一班又一班的地铁，我们能做些什么让坐在地铁上的我们感觉好受一点儿？”郭婷婷想，这是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问题。

针对人们的各种情绪困扰，暂停实验室的团队开发了一套全程带有真人专业支持的线上自助训练，名为情绪EBP（Evidence-Based Practice，循证实践）。这套练习共计28天，主要内容包括如何觉察、感知情绪，以及一些日常调节情绪的方法策略。教人有意识地、不加批判地觉察当下身心状态的正念练习，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通过呼吸，我们的注意力可以从回忆过去的悔恨，担心未来的焦虑，或猜测别人评价的恐惧中回到当下，我们与当下真实的感受连接越稳固，被情绪和想法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小。”在暂停实验室的情绪EBP练习中，与正念相关的部分这样写道。

通过审视熟悉的事物，学会身体扫描，再拓展到以好奇心的眼光去观察身体的不适，这些练习逐渐让人学会察觉、理解和接纳情绪。不再陷于应对消极情绪的极端状态。郭婷婷告诉我，以往我们面对情绪，要么采用“死磕”的策略，因为某件事很值得，所以“宁愿付出情绪的代价”，也要将其搞定，这种无视情绪信号的策略，会让生活变得更困难；要么采取另一种常见模式——回避，即“不希望自己有一丁点儿消极的情绪”，主要就是一旦一件事出现令自己感觉不舒服的迹象，就想要去避开，长期回避的结果，就是一个人的舒适区会越来越狭窄，也会越来越焦虑。

而我们在正念和觉察中，就是要学会打破这两种既定模式，开始学着“不反应”。

“不反应”也就是“暂停”的含义之一。郭婷婷说，面对情绪的自动化反应，与人的认知模式和处理情绪的能力息息相关，反应一旦“上头”就很难停止。因此如果能在这时“暂停一下”，哪怕只有半分钟的时间，也能为人创造出一个调节情绪的空间。“这时，我们就能获得一种新的可能性，认识到除了这种反应，还有另外一种反应的可能，这时人的情绪选择就大不一样了。”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LABUBU，是通过朋友王瑞。她是个精力旺盛、特别喜欢尝试新东西的人。我在2022年做“夜校”的选题时认识了她，当时她正着迷于插花和缝纫。之后我经她的介绍参加过不少好玩的活动，比如开在大使馆里的市集、看话剧、逛展、攀岩……几乎每次见面，她都有新的小事分享。在这个人均“i人”的世界里，像她这样参加一个活动就能自来熟的朋友确实很少见。

今年夏天见面时，她向我展示了自己包上挂着的那两个像梦游娃娃一样的玩偶，很认真地告诉我它们的名字，然后摸摸它们的头说：“以后就由你们来陪我啦！”

在如今的互联网上，这种具有情感疗愈和陪伴价值的小物品被称为“阿贝贝”。在心理学上，它被称为“过渡性客体”，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为其提供安抚作用的事物，孩子们会把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一部分，投注感情，用以对抗焦虑和寂寞。研究认为，一些具有特殊触感的物品，或是可以触发积极记忆的事物都会被选作“阿贝贝”，比如《花生漫画》中，小男孩莱纳斯就经常抱着他的蓝色“安全毯”出现。

成年人有时也会需要类似的情感陪伴。早在2002年，亚伯立斯威大学的研究员马特·希尔斯（Matt Hills）就提出，对于成年人来说，粉丝文化就能充当一种过渡性客体——人们会将与自己喜欢的明星、球队相关的毛绒玩具、T恤等，与舒适感和稳定的自我认同联系在一起，以应对生活中的挑战。“阿贝贝”兴起后，也有心理学研究者认为，当成年人遭遇职场、学业的相关压力时，如果身边没有可以借助的支持力量时，就可能会退回儿时的心理状态，需要从物品中获得喘息空间。

和王瑞熟悉之后，我也常听她说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她是山东人，在老家读完大学后到北京工作。工作内容是做留学咨询，需要全程负责项目，还要24小时回应客户的问询，压力很大。因为求学时的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和同事联系也不多，周末在家孤零零地看太阳又落西山，她感觉自己的状态一直很低落。

在谈及“第五消费时代”时，三浦展也提出了一个“孤独社会”的说法，他认为，在新冠疫情后，和社会切断联结的人在不断增多，除了非正规雇用者被解雇、疫情导致销售额和收入减少，社交媒体和流媒体的发达也导致人与人之间更加疏离。于是，他推测，在新的消费时代，人们的生活一方面会更加“去人格化、去生活化”，人们逐渐习惯AI化、虚拟化的消费状态，不再去商场，也不用去餐厅。但与此同时，一种“再人格化、再生活化”的趋势也会回潮，比起物质上的富足，人们会更加重视人与人的联结所带来的价值，那些个人经营的小社群也会更受欢迎。

这两种变化，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已经发生了。采访期间，我去过宋磊那儿两次，第一次是个工作日，来参与颂钵的人不多，他给我讲了许多理论内容，最后又邀请我周末再去一趟，“其实人跟人之间也是有能量的，大家把能量汇集在这里，再通过声音滋养到每个人”。果然，当第二次参与那个十人小组的颂钵疗愈时，听着旁边人呼吸的声音，我感觉身体也比上一次温暖了许多。

宋磊现在更希望多组织这样的集体活动，内容也不仅限于颂钵和声音疗愈，他告诉我，上周他们刚刚开办了一次户外集体抄经，平时还会有一些集体冥想、集体瑜伽类的活动。最终，治愈人们的或许不是某个理论，而是身边的同伴以及他们构成的支撑网络。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向虚拟世界投诸情感。2024年5月，社交平台Soul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对3956名职场人士进行了调研，发现近五成受访者向AI聊天机器人咨询或讨论过心理问题。国内外还有很多创业团队正在开发以情感陪伴为目标的聊天机器人，希望能以此填补用户对关系的渴望。王瑞告诉我，在ChatGPT还未问世前，她也曾经和一款聊天机器人短暂聊过一段时间，不过因为当时交互技术还不够成熟，除了能“随时随地回应你的聊天需求”，这个机器人并没有成为她生活中的主角。

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虚拟世界和我们所处的现实之间仍然是有“壁”的。现在的心理咨询类软件已经能很好地回应一个人的初级咨询需求，但它不能像真正的朋友那样，和你一起散步，分享有趣的事物，也不能给你一个真实的拥抱，那才是王瑞最想要被“接住”的部分。

如果说情绪消费就像是服用布洛芬，那么在暂时的“止痛”之后，真正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昊阳后来把他们的身体课命名为“举手”。他告诉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举手”是身体所有动作中最积极的一种。宋磊也开始努力，试图给来上体验课的人们讲什么是“海底轮”“心轮”，告诉他们在获得安全感和能量之后，也要去联结他人，寻找创造力。

2024年，暂停实验室上线了一个新的训练计划，名为“有效努力”。窦泽南说，他们之所以要在情绪练习后又开发这个内容，是因为在梳理练习反馈时发现，除了与个人特质有关，很多人的情绪问题其实都是“事儿”带来的。“我们的情绪练习会帮助他去看到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但如果事儿本身没有推进、没有进展，没有得到解决，情绪其实只是一种副产品。”因此，他们希望能帮助求助者提高专注度和精力状态，更好地“把事儿做成”。

这是一种行动的逻辑。聊到情绪问题时，郭婷婷曾将其比作报警器，她认为，通过对情绪进行觉察、识别和理解的练习，人可以更加理解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但在这之后，我们还要学会去承认和接纳情绪，才能避免类似过度控制、“拧巴”行动等一整条链路的激活。因此，觉察和识别并不意味着“活在当下，获得平静”，而是在当下去掌控和改变的窗口。

其实，面对焦虑、抑郁状态和外界袭来的种种创伤，除了暂时灭火、掐掉警报，我们能做的还有哀悼。“承认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也承认我的感受很低落，我们在心理学上称之为接纳。接纳世事无常，而我因为世事无常而感到痛苦，这都是自然而然的。而这之后，哀悼还包含了一些继续行动的这种承诺，你通过一个仪式感的行动将其结束了，前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本文节选自2025年第51期《三联生活周刊》，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宋磊、昊阳、王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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