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敦煌到底有多苦？守护敦煌六十余年的第一代“莫高窟人”亲自为你揭秘！

行

行谈君2025年12月17日约 12 分钟

来源：公众号@敦煌研究院

敦煌

这座如今的“世界宝库”

在上世纪却是一片苦寒之地

极端干燥、日夜温差巨大、河水咸苦、

风沙肆虐、岩体不稳……

正是在这样近乎严酷的环境中，一批批才华横溢的学子——留法的青年、北大的才女、满怀理想的学者——选择了留下

他们为何留下？

守护敦煌，究竟有多难？

答案，不在书里

而在洞窟的每一道刻痕里，在玉门关的朔风里，在像马竞驰先生这样的守护者一生的故事里

12月31日—1月3日“敦煌天团”【跟随三代敦煌学者深入敦煌极致之深】莫高窟、五个庙石窟（特申）、西千佛洞、玉门关

比樊锦诗女士还早两年进入敦煌工作

他是真正的第一代“莫高窟人”

元旦“敦煌天团”中，马竞驰老先生

亲自带你看玉门关背后的敦煌大历史

这不仅是旅行，更是一次历史的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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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深处的生存挑战

Dunhuang

来源：微博@敦煌玉门关遗址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然而在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经行此地时，玉门关尚未设立。他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历经重重险阻与磨难。

世人皆知丝绸之路驼铃阵阵，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域外香料……数不尽的珍宝在道路上往来流通，让长安的域外小调奏响、街巷的奇珍遍布。繁盛辉煌的市贸之下，酒泉郡却是充满着荒凉、贫穷、灾难和死亡。

当地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望戈壁滩，后望鬼门关”。第一批“莫高窟”人初至敦煌，没有便利的交通，更无论今时的度假酒店、敦煌夜市。1943年，常书鸿先生与一行同伴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在张掖行至酒泉的途中，大西北便给了常先生极为悲恸的一课。

“黄昏时分，我们的汽车正在路上颠簸，忽然有一个农民带着一个乘小毛驴的妇女拦车。他们苦苦哀求，说妇女怀中的小孩得了急病，想搭车赶到城里医治。这时车厢里虽然已挤得水泄不通，但大家还是硬挤出一个空档，让这个妇女坐了上来。汽车在寒冷的夜间行驶，戈壁滩上的风沙夹着冰冷的雪花刀割一样地抽打着车上的人。大家都把头缩进老羊皮领子里，就像一袋袋没有生命的货物一样堆在那里。鼻子里呼出的热气马上被冻成冰花，黏结在鼻孔周围，渐渐堵塞，使人的呼吸都感到困难。车上没有一个人讲话，只有风声、破烂羊毛车的马达声和沙粒打在羊皮衣上的声音混杂着在耳边鸣响。

在这些声音里，我隐隐约约地开始听到孩子的哭声，在刺骨的狂风中渐渐熄灭了，不久又听到那位妇女的凄酸的哭泣声断断续续地传来。我在极度寒冷中蒙眬地睡着了。

清晨，那位妇女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原来，她怀中有病的婴儿已在半夜冻死了。”

——《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

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敦煌文物研究院、敦煌研究院）筹设，主要任务是临摹壁画、模仿塑像、摄影、文字碑石之考古，及管理保护石窟等工作，常书鸿先生任所长。

如今登莫高窟远眺

如今我们在莫高窟游览，往来交通有接驳大巴，窟前有服务站等配套设施，登临眺望是成片的树林。然而上世纪40年代的莫高窟，却是一派荒凉。窟前可见放牧的牛羊；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曾经淘金人夜宿于窟内，炊烟熏黑壁面，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皆是。这处崖壁奇迹，在千年前开凿之声不绝于耳，游人信众往来朝拜。上世纪敦煌艺术研究所初创之时，洞室却是空空荡荡寂静幽暗，曾经的细致经营也层层剥落，时不时还有大石崩落。黄沙如瀑布一般流淌而下，堆积在洞口，严重阻碍着本就不易的第一代莫高窟人。

来源：《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

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伴随而来的是艰巨的生存条件。

为照亮洞窟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灯是用木头剜成的，灯苗很小，光线昏弱；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主食是河滩里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咸韭菜。更遑论巨大的昼夜温差、干燥的气候，时时折磨着长久匍伏在洞窟壁面上的敦煌守护者们。

来源：《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

敦煌守护者

Dunhuang

正是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奋斗岁月之中，一代代的莫高窟人守护着敦煌，拂去了明珠的蒙尘。

“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

来源：公众号@旃檀精舍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艺术研究的开拓者，他一生都致力于敦煌艺术和古代壁画的维护、保护、研究与弘扬，被称为“敦煌的守护神”。

1904年，常先生出生于杭县（今杭州），他幼年读书便偏爱绘画，1923年常先生染织专业毕业后便留校任教。至1927年，他带着更高的希冀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正是留法期间，常书鸿先生与敦煌结缘。

一天，常书鸿先生行至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忽然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陌生的壁画、造像风格冲击着他，来自祖国西北的艺术向他发出声声感召。回国后，常先生任教于北平艺专。动荡时代之下，常书鸿先生几经辗转，终于1943年踏上前往敦煌的车。

常书鸿先生在敦煌的起居室/

来源：《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

初到莫高窟的常书鸿，感受到了敦煌的辉煌，也目睹了它的破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上百个洞窟被流沙掩埋，虽然生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工作情绪仍很高涨，我们雇了少数民工，在洞窟外面要修建一条2米高、2000米长的围墙，把下层洞窟的积沙，推到0.5公里之外的戈壁滩上去。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路、栈桥，修路、植树，这些工作，我们整整大干了十个多月。”常书鸿等人修建的围墙，后来被称为敦煌的“长城”。

来源：《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

那时在敦煌的日子似乎永远那么艰难，临摹缺纸就用窗纸自己装裱，毛笔秃了拿小刀削尖再用，连颜料也是自制的。每天的伙食就是一碗面条，没有菜，只是加一勺醋、一勺盐调味；每天喝着宕泉河的咸水；经费匮乏；条件简陋……

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一道命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石窟管理工作移交敦煌县政府。常书鸿立即写信给于右任等人，力陈保护敦煌、研究敦煌的重要性，希望教育部收回成命；又给曾支持敦煌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写信告知研究所即将被撤的消息，并表示了大家坚决不走，继续干下去的决心，希望他们代为呼吁。8月15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敦煌，常书鸿激动地跑到大佛殿上，重重地敲响了铁钟。为了欢庆抗战胜利，研究所难得地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几乎同时，敦煌研究所将由中央研究院接管的通知也到了，伴随通知而来的，还有一笔经费。双喜临门，常书鸿喜不自胜。

来源：《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

然而欢庆喜悦之余，大家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工作人员们陆陆续续向常书鸿先生申请归乡，莫高窟又变得冷寂一片。至1946年，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等一众学生来到敦煌。人生晚年，常书鸿先生离开敦煌在北京医治，83岁时，他最后一次回到敦煌。临终前，常先生叮嘱女儿常沙娜：“我将来死也要回敦煌。”

1994年，常书鸿先生永眠于宕泉河边。

常书鸿先生墓/来源：公众号@中国文化基金会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来源：《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1963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女士北大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正式工作，而后的数十年间，她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相较之下，樊锦诗女士初到敦煌的日子更为艰难。在实习期间，她便曾至敦煌，却被敦煌艰苦的条件打了个措手不及，实习期间苦于严重的水土不服，樊锦诗近乎每晚失眠，上洞实习时也常走不动路，最终实习期三月未满，她只能带着实习考察的资料回到上海家中。

樊锦诗（左二）/来源：《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樊锦诗从没想到，毕业后自己又回到了敦煌。在写信给家中告知学校分配方案后，父亲很快回信给她，在厚厚的信件中还夹带着另一封写给校领导、系领导的信，嘱咐樊锦诗转呈。

“父亲的来信我还记得，信是竖着写的，工工整整的小楷字。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的困难，主要是说‘小女自小体弱多病’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去。”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樊锦诗的父亲樊际麟/来源：《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只要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服从”，这封信被樊锦诗女士长久地封存，最终于火焰中燃烧殆尽，校领导、系领导也没有见到这位父亲为保护女儿而工整写下的请求。

在自述中，樊锦诗女士数次坦诚道：“我其实想过离开敦煌”。诚然，这样一处大漠之中的艰苦地，时时刻刻摧毁着莫高窟人的意志力，以风沙、干燥、苦涩的河水驱逐着异乡人们。那时的敦煌人住土坯平方，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就连上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在这里，樊锦诗吃的最多的菜就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春天的榆钱撒盐和面就成了稀罕的美食，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有一次樊锦诗竟晕倒在办公室。这里的水碱性太大，樊锦诗初到此实习洗的头发是黏的，喝水的玻璃杯上常有结出白色碱印。

在这里，樊锦诗不再每天照镜子，习惯了没有地板的泥地宿舍、永远扫不净的沙尘，习惯了用报纸糊起天花板，甚至习惯了半夜老鼠掉在枕头上掸掸土继续睡觉。

1965年莫高窟中寺旧宿舍/来源：《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1965年研究所工作者徒步进城/来源：《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或许对于第一代莫高窟人来说，事业与生活永远是难以兼顾的两端。与常书鸿先生一样，樊锦诗女士选择了莫高窟，以至于她一直称自己并非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丈夫彭金章的追随支撑着她留在敦煌，二人长久地相守于莫高窟，一同为莫高窟的清理发掘与考古作出极大贡献。

樊锦诗在出任期间出差从不带秘书，自己拉着箱子便走了；她写文章也自己用电脑，学的是五笔字型输入法。

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来源：《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我年轻时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靠边站。但现在我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在很多事情的逼迫下，变得非常爱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发生争执，有人说我很“严厉”和“不近人情”。这没关系，严格归严格，该解决问题还是要尽心尽力解决，因为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时，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我唯一的希望是，啥时候再来敦煌，还会有人微笑着请我吃顿饭。”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第一代“莫高窟人”——马竞驰

来源：敦煌研究院

1961年，时年18岁的马竞驰先生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他先后在保护组、办公室、接待部工作，曾任办公室副主任、接待部主任、副研究馆员。早年工作条件艰苦，曾目睹常书鸿在河滩洗泥沙的场景，回忆前辈们在洞窟前跑步、做广播体操的日常。

来源：公众号@敦煌研究院

马竞驰先生长期从事敦煌石窟保护、游客讲解接待和旅游开放管理工作。曾多年参与莫高窟的管理、维护，彩塑、壁画病害的治理以及洞窟内外气象等环境资料的调查；承担几十次重要领导和嘉宾的接待讲解任务，为讲解接待工作和人才队伍培养做出了长期的积极的贡献。

马竞驰走遍了所有的洞窟。最初到敦煌的几年，每年他都会挨个洞窟地走，到莫高窟开始一个一个地看。60年代初的几年，每个季度，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都要巡视，每个洞窟都要进无数次。去这些洞窟不仅是巡视，更要记录、学习和观察，有时要花费很多时间，走一遍洞窟少说用时一个月，有次甚至用了整整40天才走完所有洞窟。如今的许多洞窟出于保护需要不对外开放，只有极少数人能全程走完。

马竞驰先生与贺世哲、霍熙亮、李云鹤几位先生在榆林窟第25窟研究壁画保护情况

/来源：公众号@甘肃工人报

如今的马竞驰先生，自61年入职至今已有足足64年，依然与敦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表示：敦煌是他一生的课题，敦煌学和敦煌文化内容深远，研究敦煌是一个需要用尽一生、不断学习的过程。

正是在代代莫高窟人的热忱与坚守之中，敦煌得以成为如今的敦煌。

消退的颜彩，不灭的灯火

Dunhuang

尽管如今已有大量学者投身敦煌，却依然难以抵挡岁月侵蚀洞窟。那些马竞驰先生看过无数遍的图像，几十年就变得看不见了。

“（很多洞窟），如果每天都打开，人流不断，就会加速洞窟的老化。我印象非常深刻，60年代我曾经看到过的画面，印在我脑子里的画面，到了现在趴在墙壁上都看不出来，模模糊糊的。我看过无数遍的图像，就这几十年变得看不见了。比方说一个洞窟，一块墙壁上，是唐代记录的莫高窟开凿的情形，60年代的时候我就站在墙壁面前抄了下来，记在我自己的笔记上，等到八九十年代我再去看，字的痕迹都没有了，我每次走到那里都是百感交集。后来我很难过的是，我抄下来的东西也找不到了，但是肯定还在家里。这就是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间出现的，很多很现实的问题。在过程中间我们也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千方百计地减少开放对壁画的伤害。”

——来源：公众号@文化守望者，

对马竞驰先生的采访

或许洞窟壁面上的颜彩无论如何也无法永存，是时时刻刻都在走向衰亡的盛世辉煌，但一代代莫高窟人却以自身的热忱燃成永不熄灭的灯光，守护着这处大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