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下我对宁波小洛熙事件的看法
裴洪岗约 7 分钟之前就宁波小洛熙事件写过《宁波女婴心脏手术去世，给我们哪些警示？》这篇文章。
写的时候对问题所在我有自己的预判，但鉴于敏感性我的表达还是比较克制，但依然受到过医患双方的一些指责。
此后当地卫健委根据前期的调查公布过一次意见，昨天尸检报告公布也公布了，有了这些信息，我也再说一下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在手术前，根据超声诊断，孩子存在两处房间隔缺损，一处是继发孔型的3mm，一处是静脉窦型的7mm。
静脉窦型的7mm缺损是医生认为应该手术，且应该尽早手术的原因，此后宁波卫健委的的公布的初步调查，包括调查组里的心外科专家，也是因为认为冠状静脉窦型缺损不能自然闭合，而具有明确的手术指征。
在尸检报告出来前，参与调查的这些专家对病情的判断也只能来自于当时已有的资料，包括术前的超声影像及报告，手术记录对术中所见的描述。
超声报告前面说了，手术记录的描述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手术记录中的描述也是写着“继发孔型3mm和冠状窦型房间隔缺损约10mm”，和术前超声的描述是比较一致且静脉窦缺损还更大一些。
在术前超声和术中所见基本一致，且静脉窦型确认是大于7mm，那调查组认为手术指征明确是说得过去的。
但比较悲剧的是，昨天公布的尸检报告，是未见冠状窦缺损的，而且做过灌注试验明确未见缺损，这动摇了整个手术指征的基础。
因为继发孔型的3mm根本达不到需要手术的标准，更何况是一个5个月的孩子。
至于手术记录中描述的缺损情况和尸检发现的缺损情况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这就只有在手术台上的人以及写手术记录的人才知道真相，我们外人是无从得知了。
我们也不能绝对说是医生的主观乱写，毕竟手术需要控制时间，视野暴露有限，且有出血渗液等因素的影响，而尸检则可以从容详细检查还可以做注水试验，但作为资深的心外科医生，做房间隔缺损手术却对在手术中对缺损状况判断不清还是很难说过去。
至于当事医院发公告说“尸检报告房间隔缺损大小为1.0cmX0.9cm，而不是患方所说的0.3cm”，这其实只会让手术医生更难堪，因为在没有静脉窦型缺损的情况下，唯一的缺损是继发孔型，这个缺损术前超声说3mm，手术记录中描述也是3mm，这根本就不是当时手术决策的基础，手术中把这个缺损做了剪开后修补，变成里尸检里发现的1.0cmX0.9cm。
至此，我们大概率可以确认的是：
1、这是一个基于一个不存在的静脉窦型7mm缺损决定了要给这个孩子手术，术前的评估不够准确。
2、即便是这个7mm静脉窦型缺损存在，在5个月的时候去手术，在前期的调查报告里写心外科医生对手术时机存在分歧，我觉得这更多是一个含蓄的表达，这么多的医生里有一个说可以在这个年龄手术，也可以算“有分歧”，真的认为应该在这个年龄手术的心外科医生有几个呢？
3、在手术中第一次修补后出现了问题，然后进行二次体外循环、二次修补，并且做了临时起搏线导入。5月龄的孩子长时间的心脏手术操作及体外循环，以及手术操作导致的房室传导阻滞，大概率是孩子死亡的主要原因，当然术中、手术后有没有遭遇其它情况只有参与手术的人才知道。
所以事后来看，这大概率是一个基于错误的术前信息，在一个错误的年龄，做了一个错误的手术导致的结局。
但这件事的发生是医生主观的吗？我不相信是这样的，因为没有一个医生愿意自己的病人出现状况，尤其是作为外科医生来说，自己手术的病人在台上或刚下台就不行了，是没有谁愿意面对的。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主刀医生可以做什么呢？
在面对心脏超声的“考虑静脉窦型房间隔缺损 建议CTA进一步检查”的报告的时，不是只看到“7mm的静脉窦房间隔缺损”这几个字，而是也留意一下“考虑”、“建议CTA进一步检查”这几个字，做进一步的诊断确认和病情确认，可能会减少一点去做这台手术的概率。
即便确认了是7mm的静脉窦房间隔缺损，当时多思考一下是马上手术对孩子更安全，还是等孩子大一些时更安全，也可能做出不一样的决策。
即便手术开进去了，打开了心房，如果看到的缺损和手术前的判断不一样，如果不做进一步的房缺修补手术，而是向家长告知实情，结局也可能不一样。
但现实是时光倒流不了，而且即便倒流了，换个医生会就不会做出和主刀的陈主任一样的选择吗？其实是不一定的。
医疗不良事件每天其实都在全球不断的上演，只不过大部分的事件不会像今天小洛熙这件事这样闹得这么大，或者去做鉴定或者尸检查回顾，让大家有机会去审视整个事情的每一步。
即便是换一个医生，在面对那份超声报告的时候，我想绝大部分医生也是会倾向存在“7mm的静脉窦房间隔缺损”这个事实。因为相不相信报告，很多时候是基于既往对自己医院超声，甚至超声医生的信任，以及自己当时看病人或报告时有没有疑虑的点，如果既往自己医院的超声报告都是比较可靠，自己当时也没有其它疑虑的点，就很容易延续思维的惯性选择相信。
即便换一个心外科医生，过去病人很多，然后近些年新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而且产前筛查越来越敏感，把大部分的先心病人在胎儿期就过滤掉的情况下，儿童心外手术急剧减少，科室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如果让病人再等一等就可能到周边更大的医院去手术的现况下，为病人严格把握时机，结果是病人受益科室运营难以为继，是所有医生都能经受这种挑战吗？以我的观察很大一部分不是。
即便是换一个医生，开进去发现并不是术前判断的那种需要手术的情况，在你有信心把这个虽然本不需要做，但做了大概率也能恢复好，而且你有信心把它做好的情况下，你是选择继续做下去，等孩子恢复好了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还是选择走出手术室和家长承认术前判断有误，然后告诉家长可以选择不进一步手术，关心、关胸结束手术，然后等家长控诉开错刀？以我做外科医生那么多年的经历，大部分人也很难选择后者，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和医疗环境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
但结局已经发生这些假设也都没有意义了，目前的状况：
我们作为患者代入小洛熙的家长，一个大概率可以避免死亡的事，发生在自己心爱的孩子身上，谁能接受这种状况吗？我不认同家长现在这种以网络审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自己也确实没有资格去指责。
我们作为医生代入主刀医生的状况，医疗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有的不确定性甚至不是自己完全能掌控，比如影像的误判，术中的意外等，但一个失误就让一条生命消失在自己手上，除了要承受自责外，要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还要承受现在这样舆论风暴，甚至还可能要付出牢狱的代价，而这份工作得到的回报又相对微薄，同样也会觉得很委屈。
而对我们非事件的当事人来说，发生了这样的事，一方面影响很多人对医疗的信任，在遇到需要手术的病时不敢手术，最后耽误病情，另一方面医院和医生出错就除了要面对主管部门和医院的处理，还要接受这样的狂风暴雨的舆论审判，只会更加谨小慎微，防御式医疗措施会更普遍，最后受害的还是医患双方。
事情进展到了今天的这种状况，医患双方当事人，以及我们这些未来都可能成为患者的人，以及没有涉及这件事的医务人员，都不会是赢家。
这些困境在我刚开始从医的时候就看到有，这么些年下来并没有看到太多的改变，短期内我也看不到能改变的希望，在这种现状下，我之前文章里对大家的建议也没有改变：
面对这种新闻，对医务人员，除了让自己尽量审慎，尽量规范，抵抗那些专业以外因素的影响外，我确实也给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议，
对于患者，如果面临手术，尤其是全麻手术，我们还是要记住下面这几点。
一、不需要因为这样的偶发案例而不让孩子做本该做的手术，因为耽误治疗同样会有不好的结果。
二、在过度医疗比较普遍的情况下，在孩子面临相对大的治疗，比如全麻手术之类，如果病情不是太紧急，还是建议多咨询两个相关专科的医生，不方便面诊哪怕线上问诊一下，得到二次确认再做决策会更稳妥。
三、手术也好，操作实践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相比而言，大的医院，或专科医院的医生，通常对某类疾病的操作实践会更多，所以如果条件允许找专科医院、专业医生，有条件的话也通过病友或医生熟人了解一下医生的口碑再选择，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
做到了这些也不等于能完全避免这类不良事件，但可以最大概率降低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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