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看见生育这场战争
张苹约 34 分钟剖宫产是一次创伤。但人们通常只把它看成一次生育。
我是在可以生育的年纪才知道我妈妈的生育故事。1992年，妈妈在农村的家里生孩子，产程持续了超过20个小时。因为疼痛，她筋疲力竭，短衫和头发湿了又干。围在她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家人、亲戚、乡邻，人们被这种巨大的痛苦震慑。1992年，人们说：「生育是走一趟鬼门关」，生育的女人，人们说她「铜心铁胆」。
现在，我的姐姐，嫂子，身边的所有人，都在医院生产。我们把身体交付给现代医疗系统，躺上床，被推进手术室，又被推出来。我们快速又平安地，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生育变成了一件「简单」的事，没有创伤、失血、并发症。产科成为了医院唯一一个充满喜悦和幸福的科室。至于流血和死亡，那是急诊和创伤外科才会发生的事。
手术室的门关上了。只有产科医生和躺在床上的女人知道她经历着什么。
人们可以想象一个高风险的心脏病人在心内科去世，但难以接受她在生孩子时去世。现代医疗系统发展到现在，生育怎么还可能有风险？没有人相信产科也会有损伤和死亡。生育应当「圆满」，应当母子平安，当圆满的期待落空，医患矛盾爆发。
承受交锋和矛盾的，是产科医生。2025年8月，河南省周口市妇产科邵医生自杀，她的丈夫告诉媒体，邵医生生前遭遇了长达7个月的网暴，而网暴缘于3起医疗纠纷。
同月，我来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这里以高危妊娠医疗经验丰富而闻名，是纪录片《生门》的故事发生地和拍摄地。在产科，我见到了主任医生李家福，副主任医生杨凌云，主治医生杨美桃，以及麻醉科手术室的医生，年轻的规培医生。我也远程联系了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前院长段涛。
在李家福医生的门诊室，我看他接待了72位就诊的孕产妇；麻醉科手术室门外，我待了两个白天；在产科病房，我认识了即将接受剖宫产手术的张云扬，和三天前刚生育了女儿的李姝。
我想知道，为什么医疗纠纷如此频繁又剧烈地发生在产科？产科医生面对的是什么？我是一个未生育的女性，我想知道女人的肚子里到底会发生什么？我想知道那扇门里的故事。
一场战争
8月19日，武汉中南医院住院楼的9层，我在保胎病房第一次看到了张云扬。3天后，她将进行剖宫产手术。云扬25岁，很高大，黑发齐肩，面色红润，看起来健康美丽。早上8点，三面绿色围帘圈起了她的病床，她半躺在床上，腹部膨胀着，西瓜大小，上面是两个被绷带固定着的探头，连接着床边的胎心监护仪。设备正在工作，有节奏地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清晰，有力，像夜晚的海浪声。画着曲线的纸张随着浪潮被缓缓吐出。
那是胎儿的心跳。它以明亮的声音提醒着它在这个空间内的存在。云扬正是为它而来。半个月前，她从江苏张家港市来到武汉，租住在中南医院附近，开到住院单后才住了进来。在张家港市第一中心医院，她被诊断出凶险性前置胎盘——这是产科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
怀孕是女性身体和胚胎之间的「双边协议」。如果「协议」失效，胚胎就会不受限制地生长，甚至过度侵占母亲的身体。
云扬的子宫内，「协议」破裂了。她腹内的胎盘，没有按照约定附着在子宫的上方，而是覆盖在子宫的下段，靠近上一次剖宫产的伤口，接近宫颈内口，挡住了婴儿出生的通道。胎盘不仅位置低，还像树根一样深扎，穿透了子宫壁。如果说子宫是一间房间，胎盘应该附着在「屋顶」和「墙壁」，而现在，它挡住了子宫的「大门」，甚至侵入了「墙壁」。
8月22日1点27分，张云扬被通知准备手术。1点40分，她被推进了手术室。她的丈夫站在手术室外，背着双肩书包，穿着拖鞋，抱着自己的手臂，盯着手术室的大门，像个被罚站的男同学。他站了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这里不是家属等待区，等待区在另一边，他守在门口，手术室门一开，他立刻上前，看清人后又退回来。
3点05分，家属大屏上显示，张云扬的手术状态从术前变为了术中。3点33分，她的宝宝先被推了出来，是个女儿，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一秒新生儿诞生的喜悦，儿科医生扯着嗓子喊：张云扬！张云扬！她的丈夫被叫进手术室。健康的新生儿会送回产房，护士会给他们洗澡，打疫苗，等母亲缝合完伤口后平安出来，再送回母亲的身边。她的孩子没能回产房，是个31周的早产儿，儿科医生对齐两个没有完全展开的手掌，比划着宝宝的大小，急促地说「太小了，太小了」。现在，他要跟着儿科医生和新出生的女儿去18层，那里是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4点16分，手术室门又开了。护士又开始叫她的名字，更急迫，音调更高：「张云扬！张云扬的老公！快点！快点打电话叫他下来！」4点26分，她的丈夫下楼，被再次唤进手术室。
他惊慌失措，被医生的喊叫推着走。等待了将近4个小时，他跑上跑下，皮肤和脸都油腻腻的，松垮着。已经有4个家庭迎接了他们的新生儿和母亲，她却一直没有出来。
5点26分，张云扬被推出来了。她躺在床上，脸上血色褪尽，嘴唇惨白，眼角挂着眼泪，枕头边放着一袋血。她也没能回产房，被推去了重症监护室。
手术时，我和张云扬的丈夫一起等在门外。那种紧张感令我想吐，每当手术室的门被推开时，一切声音都落入了水中，我能听见的只有自己剧烈的心跳声，我害怕听到她的名字，又害怕医生不叫她的名字。
云扬被推出来的样子，让我想到一场战争，我在那个瞬间感到心痛。她在术中打了麻醉，为什么会流泪呢？我想起就在前一天，我在产科病房走廊里碰到了云扬，她和她的丈夫趴在洗婴室的玻璃上看护士给新生儿洗澡，一对看起来过于年轻的准父母，充满好奇，一脸天真。她没有其他孕产妇的臃肿和笨重，体态轻盈，在走廊里和丈夫打闹。她一直在笑。
要命的地方
手术室那扇门里发生了什么？8月23日，李家福医生跟我讲述了手术的过程。术前，张云扬凶险性前置胎盘严重程度量化评分为11分。这个数字预示着这是一例风险程度高，极其复杂，手术难度大，容易发生致命性大出血的手术。
手术室人员配置了更多。麻醉医生从一名，增加到两名。除了主刀医生李家福，副主任医生杨凌云，主治医生杨美桃，一名住培医生，还增加了两名处理紧急情况的「机动医生」。护士除了一名巡回护士，一名器械护士，还有两名「机动护士」。儿科团队的医生也来到了手术室，准备第一时间抢救娩出的新生儿。
手术开始了。全身麻醉后，云扬被小心地安置在手术台上，盖上绿色的无菌纱布，只暴露腹部。手术床两侧站着两位医生，李家福站在左侧主刀。用消毒液清洁皮肤，在下腹部切开横切口，逐层切开皮肤，皮下脂肪，筋膜，腹膜。切口很小，只有2到3公分。两个医生，四只手，分别在两边扒开切口边缘，向两侧稳稳地用力撕开，将切口撕开到13公分左右。这种看起来残忍的动作，被称为「钝性分离」——沿着组织纤维纹理掰开时，出血量远少于用刀切割。
腹部被打开了，李家福医生看到，「她的子宫千疮百孔」。「正常」的子宫是一个倒置的梨形，里面基层薄厚均匀。她的子宫形状不规则，下段布满了蜘蛛网般迂曲怒张的血管网络。
手术刀刺破子宫的一瞬间，血水和羊水混杂着喷涌而出。必须要快。医生把手伸入「血海」，从子宫里取出新生儿，另一位医生接过孩子，交给儿科医生，婴儿的哭声响起。整个过程不到10秒。
子宫出血的时候，所有为滋养胎儿建立起来的血管都会打开，血流满床。有产科医生将其称为「听得见的流血」——这时你就知道病人遇到大麻烦了，因为你能听见血溅到地上的声音。
医生的注意力一直在云扬身上，他们要在创口上继续操作。另一边，其他的医生开始给她输血。
切除子宫是最快的止血方法。术前，张云扬和医生们沟通，签了手术知情同意书，她很年轻，她告诉医生，不想失去生育能力。医生要为她保住子宫，用缝合技术压迫子宫壁止血。手术难度更高，医生用双手从下方握住子宫，将它从腹腔中挖出，放在肚子上。一个残破的、还在涓涓冒血的红粉色器官，就这样暴露在外。医生能更清晰地看清它的出血口。止血，吸血，将植入的那部分子宫壁和胎盘组织剥除，再将健康的子宫肌层重新缝合起来。接下来是另一个复杂的工作，缝合刚刚被切开的腹腔各层，每一层都得对齐。她被重新拼装起来。
术中，张云扬出血约4000毫升，几乎等同于一个正常成人的总血量，相当于把全身的血「倒掉」了一遍。从她身体流出的1600毫升到2000毫升的血，经过自体血回收，被重新输送回她的身体，医生又再给她输了1200毫升的血。
在重症监护室度过22个小时后，她回到了产科病房，4天后，她出院回家。她的女儿还留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在那里，她将完成本该在妈妈肚子里完成的「发育」。今天（9月22日），云扬再次回到中南医院，接女儿回家。
中南医院地处省会武汉，高危妊娠医疗经验丰富。2016年年末，纪录片《生门》上映，聚焦的正是中南医院产科，产科主任李家福也被更多人、尤其是孕产妇熟知。来到这里的女人多数是「有点问题」的转院病人，她们大多已经被告知，她或者她未出世的孩子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怀孕会给女性带来风险，即便是产检正常的孕妇生孩子，也有可能发生产后大出血、子宫破裂、胎儿宫内窘迫等。比如张云扬患有的凶险性前置胎盘，孕产妇死亡率曾高达 7%。日常可以控制和治疗的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甲亢，如果在怀孕期间发生，则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最严重的是肺动脉高压，任何程度的肺动脉高压，一旦合并妊娠，均为极高危状态，死亡率可能达到 20% 。
产科不仅迎接新生，也会发生死亡。在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4.3/10万，大约相当于每6993次分娩中，会发生1例孕产妇死亡。
在这里，生与死飞速上演。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最初拉响预警的人：医生，护士，家属，甚至是按电梯的工作人员。生与死的边缘是「及时」，够及时的会生，来不及的会死。
子宫破裂的概率约为万分之十三，而万分之十三不等于不会发生。中国每年发生子宫破裂总例数估算超过3600例。 李家福记得有一天门诊结束后，夜晚8点，有病人出现抽搐症状，观察十几秒后，一个医生拉响预警，她被推去4楼的ICU观察。抽搐的原因是什么？脑的问题？还是血压高引起的癫痫？还是药物影响？医生们开始排查抽搐的原因。她的腹部明显膨隆，会不会是哪个脏器破裂引起的？从腹腔里抽血，分析，化验显示她的血红蛋白浓度低至3 g/dL，一个死亡临界值，她已经在生死边缘。是腹腔内出血，血来自子宫血管，她的子宫破裂了！这意味着胎儿不再被子宫压住，它漂在肚子里，漂在血海中。氧气和血液通路被切断，胎儿能这样活多久？手术室已经准备好，医生们进行紧急剖宫产手术。
「很快。因为ICU在4楼，手术室在5楼。」李家福用空间距离描述时间。生与死的距离有时只有几秒，如果楼层相差过高，在电梯里耽误几秒，结局可能会滑向另一边。从发现病情，到找到原因，紧急施行手术，娩出胎儿，止住出血口，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子宫破裂时，75%的胎儿会死亡，5%的孕妇有生命危险。因为抢救及时，因为ICU在4楼，手术室在5楼，她和孩子都活了下来。
羊水栓塞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1.8到7.7，而十万分之1.8不等于不会发生。有的医生在一生中都不会遇到羊水栓塞，段涛是遇到的那一个。一位产妇因规律宫缩入院，孕期检查没有特殊病史。在病房待产时，她羊水破了。7分钟后，毫无预兆地，她脸色青紫，「突然之间，心跳没了，呼吸没了，血压没了」。胎心不稳定，胎儿随时可能胎死腹中。医生立即心肺复苏，在床边气管插管。没有时间将她转运到手术室了。医生们在病房里实施紧急剖宫产手术。麻醉科主任迅速到场，儿科团队也冲了进来。
羊水栓塞会引发大出血，迅速、大量地出血，子宫的创面血喷涌而出，「就像水龙头开了，根本止不住」。她身体中用于止血的凝血因子很快被消耗殆尽。需要输血，输凝血因子。「哪个医院能有那么多血」，医院的血用光了，段涛作为院长开始协调全市的资源抢救产妇，借附近医院的血，同时从中心血站调血。「完全是在跟死神抢生命。要是输入的少，流出的多的话，生命就没了。」医生们遵循着顺序救人，「先抢回来大人的命，其次是救孩子，第三才是保子宫。」
她的子宫——出血的源头，被切除了。她活了下来。医生们给她输了53袋血，输血总量超过10000毫升，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两次。医生们中流传着一句话形容羊水栓塞的急骤和凶险，「能够抢救回来的都不是羊水栓塞。真正的羊水栓塞根本来不及抢救。」
李家福是有42年临床经验的资深产科专家，他只遇到过一次羊水栓塞。患者在其他医院的家庭病房生产时，突然大叫一声，心脏停跳。医生们手术止血，但太晚了，羊水栓塞引发DIC大出血，身体变成了漏血的筛子，血止不住。现实不是化险为夷的医疗剧。她被转来中南医院抢救。然后，她被宣布死亡。
手
产科医生们都有双宽厚的大手。手的骨骼被柔软的脂肪层包裹，线条圆润，关节处圆滑。这双手覆在肚皮上，能摸到肚子里胎儿脊柱的凸起，胎儿的头，柔软饱满的小屁股。这双手轻叩产妇一侧的腹部，能从震颤中感受到胎儿在羊水里的「浮沉感」，判断羊水是过多，还是过少。
这双手摸过子宫，摸过各种各样的子宫。这双手在经年累月的工作中渐渐觉知出一种手感，独属于产科医生的手感。医生们像我描绘了这双手触达的未知世界：有的子宫像硬邦邦的篮球，有弹性，韧性足，厚度像四五张纸。没有宫缩时，它摸起来像脸一样软。宫缩发生，它摸起来像额头一样硬。有的子宫，比如有剖宫产史的子宫，摸起来像个软绵绵的布袋，像比额头更软的鼻尖。子宫下段的子宫肌层极薄，几乎是一张纸，甚至是比一张纸更薄的一层膜。手术时打开腹部，你可以透过肌层，清楚地看到胎盘。「钝性分离」的时候，这双手撕开切口，就像撕扯一张纸一样轻松。
这双手娩出过一个又一个新生儿。子宫打开了，手伸进去，摸到了胎儿，然后用手掌的力转动它，转到一个角度，再把它轻柔地托出来。这只手不是把胎儿抓出来、拽出来，而像一个杠杆，把胎儿抬到一个位置，再给它一个力。这只手是宝宝人生中溜的第一个滑梯，顺着这个手的方向，它呲溜地来到了这个世界。
这双手熟悉血。子宫出血时，血喷射出来，有时会溅医生一脸，有时候会喷到两米外的墙壁。这双手触摸血，擦拭血，进入血泊，传递血袋。血是有味道的，一位规培医生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在手术时看到产妇大出血：子宫在炽亮的手术灯下喷涌出红色的鲜血，那种视觉冲击力和涌入鼻息的血的气味，让她的身体在作出反应之前，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这双手代替女人们记忆她经历的战争。
机器与人情
现代医疗系统是一个庞大又精密的机器。在产科，这意味着，如果一位孕37周的女性因为出血进入一家三甲公立医院，5分钟内，护士要即刻监测她的生命体征、胎心，建立静脉通道。10分钟内，医生要判断出血原因，抽血送检，做出手术决策，同时通知手术室团队。15分钟内，她被推向手术室的同时，器械护士、巡回护士、麻醉医生会准备好手术室。麻醉起效后，主刀医生和团队会在3分钟内把孩子分娩出来，助产士和新生儿团队准备给婴儿做必要的抢救。
机器的触手还伸向更远处。产科是多学科交叉科室，若遇到紧急情况，妇科肿瘤、心脏科、肾病科或其他科室医生也会到达手术室。每天，武汉市中心血站会给包括中南医院的四家医院送两趟血，早上一次，下午一次，以保证被送达的血是最佳状态。若产妇在术中出现大出血，中心血站会即刻发车送血到医院。
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机器的运作需要数千人，任何单独的医生或部门都无法长期维持这样的状态。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几乎每一天，这辆机器都在高效、强大地运作。它可以拯救生命。
这辆机器救过李姝的命。37岁的李姝育有一女一儿，这是她第三次生育，被诊断为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李姝的手术本来被安排到8月19日。8月17日夜晚，她感觉到肚子一阵阵宫缩，立刻赶往医院住院，18日中午，上次剖宫产的刀口开始疼痛，来检查的医生拉响「预警」，决定做紧急剖宫产。医生们蜂拥而至，一边推着她冲向手术室，一边给手术室打电话。
头顶上医院的灯光闪过，「就像香港电影」，一切都显得太不真实了，她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见见我女儿。我要找大女儿！」医生奔跑着推着床，告诉她：「来不及了！」
一切流程都加速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护士就进行了留置针穿刺，然后进行麻醉。
她慢慢失去了知觉。朦胧中听到医生们说话和「一、二、三」数器械的声音。她听到了婴儿的哭声，看到医生一袋又一袋地挂血。她知道自己在失血。她没有意识地自顾自讲话，问医生：怎么你们都不理我呢？
一个医生回答：「我们在忙着救你的命。」
李姝的手术进行了3个半小时，时间流逝，等在手术室外的她的母亲腿软到无法站立。我见到李姝时，距离她生产已经过去了3天，她的腹部上还压着预防出血的「沙袋」，医生查房时，轻轻地说了句「太不容易了」，她涌出眼泪，别过脸去，用手捂住双眼。她的小女儿，37周足月出生的小人儿，正躺在她的臂弯里沉睡。再过两天，她会带着她回家。
去年12月，李姝发现自己怀孕，武汉另一家三甲医院的专家告诉她，胎儿长在了上一次剖宫产的刀口上，建议她终止妊娠。她本来决定在那家医院流产，真的要做了，她受不了。朋友推荐她去中南医院，她走进了李家福的门诊。她清晰地记得和李家福的对话：
李家福问她：这是第几胎？
第三胎。
前面是两个女儿吗？
不是，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
李家福一边看她的检查报告，一边问：一儿一女，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生第三胎？
眼泪涌了上来，她回答：儿子不在了，去年车祸没了。
门诊室里失去了声响，医生们都没有说话。李家福问她：老二多大了？
11岁。
这么大了，感情很深了。你能接受到什么程度？
她哭着说：「切子宫，保孩子。」
李家福回答她：好，你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决心，那我们一起努力保胎。
她按照医嘱小心地保胎，没有再酗酒，没有再想着自杀，没有浑浑噩噩、每天在半清醒半醉中找孩子。那场车祸后，她的儿子死亡，女儿也在同一辆车上，目睹弟弟的去世后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退了学。李姝的家里，时间停止了流动，一家人共享巨大的悲伤，直到另一个孩子来到她的腹中。
李家福医生跟我说过一句话，「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起初我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在中南医院的产科病房度过一周后，我突然理解了李医生的话。作为机器的医疗系统无法觉知社会文化，也不会翻检人心。但很多时候，置身机器中的中国医生们，他们不仅要做专业的诊疗，也要理解具体的人的心灵——这是我们对产科医生提出的更高的情感期待。
当一个怀孕的女人来到医院，医生们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第几周了？」如果她回答：「30加3」，意思是，孕期为30周，加3天。医学界按周计孕期。对我们旁人来说，别人的孕期和日常生活没什么两样，我们问她们「几个月啦？」怀孕的女人，她们则以周为单位生活，她们郑重又小心翼翼地按天计数。只有她们知道此刻距离平安娩出新生命还有多远。一周又一周，李姝开始重新拥有时间。
剖宫产前，李姝告诉李家福：希望手术时间避开下午，以及手术时不看孩子。剖宫产手术中，当孩子娩出后，医生通常会抱着孩子去妈妈脸旁，贴贴妈妈的脸颊。她怕看到婴儿会想到逝去的儿子，怕术中情绪波动引发大出血。医生们记得她的话，手术时，她只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医生在她耳边说，「非常健康，宝宝没事。」至于下午，则因为她失去的孩子就是在下午出生。最终，她的手术在上午进行。
李姝说，中南医院的医生们拯救了她的生命和家庭。但对医生们来说，这种共情和善意只是应该做的工作的一部分。我问李家福是否记得李姝。他认真地回想，摇了摇头。
门外
中南医院住院楼的9层，10层，11层是产科病房区。5层是麻醉科手术室。来到中南医院的女人，超过60%的人会经历剖宫产。她们会被推进手术电梯，下楼到5层。她们被推进手术室时是一个人，出来后变成了两个，先被推出来的是她们的孩子，然后才是她们自己。人们簇拥着新生儿，并不知晓刚诞下孩子的那个女人经历了什么。
剖宫产是一次开刀，是一个创伤，但人们通常只把它看成一次生育。人们对剖宫产给予厚望，而从未对跟腱缝合术、韧带重建术、腹腔镜给予这样的期望。
在家属等待区，你能很快地辨认出哪些家属来自产科，哪些家属来自其他科室。如果一个人神色木然，坐在椅子上刷短视频，看网文，脚搭在旁边的扶手上，那么他大概率在等一个被电动车撞倒的亲人。而如果一个人站在手术室外，充满期待地等待，凑上去瞧每一个新生儿，他一定即将成为父亲。家属等待区分割开两种氛围，一种被疲惫的愁云笼罩，一种则是喜气洋洋。
女人进去了，她的婆婆和妈妈等待在门外。背着大包的通常是妈妈，里面放着婴儿的小毛巾，小衣服，产妇用的卫生纸。女人们总在手术室外回忆起她曾经的生育时刻。她回忆起正在手术室里的女人的小时候，「胖嘟嘟的，爱穿背带裙转圈，蛮好玩的。」她回忆起准爸爸的小时候，「生出来就七斤八两！」
新生儿被放在小推车里推出来，身上裹着厚厚的被子，露出小小的、合上的眼睑，皮肤上还沾着羊水。护士要告诉家属的第一件事，是它的性别。
人在听到消息的一个瞬间是会发愣的。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愣在原地，没有去迎接推车里的孩子。「男孩！是男孩！」护士和周遭的人喜笑颜开地提醒他。他跳了起来。他身边13岁的大女儿也笑了，她细声问「我妈妈呢」。
一个大家庭，子孙三代，浩浩荡荡超过10个人等在手术室外。一个男孩艰难怀抱着一大簇人民币堆叠成的粉色「鲜花」。宝宝被推出来了，是男孩，他们头聚在一起，看宝宝的照片，手指点着屏幕缩小又放大。
一个准爸爸和自己的朋友聊天：最重男轻女的地区是广东；给新生儿打什么疫苗，分别在几月；雇佣月嫂，月嫂的工作是否包含洗宝宝的衣服和做早饭。他们聊到了孩子的性别：女孩男孩都一样，女孩还更听话呢。他们遥想她未来出嫁：到时候嫁姑娘的时候你得难受死。
杨凌云医生说：女人在知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就成为了母亲，激素，胎心，胎动，都提醒着她另一个生命的存在。男人在手术室外看到孩子的那一刻才意识到自己成了父亲。
新的孩子被推了出来。一个男人不可抑制地「耶」出声，「是女孩！」所有人的眼神望向他。有人替他解释，「头一胎是男孩，这胎是女孩！」人们被喜悦感染了，「难怪那么开心呢」。护士也笑着跟等待的人们分享：今天的二胎基本都是想要什么就是什么！
健康的孩子会在爸爸的陪伴下送回产科病房。孩子出生后，准爸爸需要立即签两份文件：一份是新生儿接种疫苗同意书，另一份是胎盘处置书。
有的丈夫接过孩子，问护士：产科病房是在几楼？
有一家人和护士在门外吵了起来，他们想要拿回产妇的胎盘。「是你们签字不要了的！」护士大声地抱怨。一个年轻女孩问：要那个做什么。长辈一把拉过她，在她耳边悄悄说：那玩意可补了。
一个又一个她被推出来。盖着被子，头发凌乱，看起来精疲力尽，脸色煞白。有的人麻醉还未过，眼睛还没有睁开。人们涌了上去。有人用手机拍她的脸部特写；有人送给她人民币做成的鲜花；有人夸她「你是英雄！」；有人说了句：「你辛苦了」。她们脸上都没有笑容，多数人挂着眼泪出来。
人们对发生在女人肚子的事情一无所知。人们对发生在手术室里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有极少数的一些人，能感受到那扇门里的生死一线。一个男人被医生叫了进去，医生让他快带着两个成年人献血，一人献血400毫升。他浑浑噩噩地出来，呆愣地站在电梯口，又转而跑去了楼梯间。
有医生带着一家人在手术室外签字。她快速地介绍情况，顺产不顺利，要转剖，可能会大出血，可能会切子宫。她拿着一页纸：听明白了吗？同意的话在这里签字，写「我已知晓后果，同意剖宫产」。男人把纸垫在墙壁上，他的手在发抖，他写了一个字，忘记了下一个字该怎么写。医生平静地拿出手机：我给你打出来，你照着写。
推着产妇出来的床是电动床，更平稳，能减少颠簸，收费138元。手术结束后，她们的丈夫会被护士叫进去选择转运床的类型。被推出来时，有人身下是电动床，有人则不是。
人们汇聚又离开，直到手术室门外变得空荡。天色临暗，晚上7点后，医生们渐渐出来了，他们跺着脚，白大褂皱巴巴的，脸上满是憔悴灰暗，一言不发。8月19日这一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李家福和产科团队做了15台剖宫产和1台紧急宫颈环扎术。
手术室里的灯还亮着，透出的光映显着门外贴着的对联，横批是：万事如意。
吉时
在产科，医生和患者之外，还存在一个更大的东西。当这个更大的东西开始运作，就是这辆机器卡壳和失灵的时候。
中南医院妇产科在门诊楼的5层。在门诊，一些信息可以从产检报告里得知。姓名，年龄，血压，胎心，是否做过产检，NT检查，唐氏筛查，大排畸（系统超声检查），小排畸呈现的结果和问题。
另一些信息无法从产检报告里得出。一个已经生育过的女性，身体条件不允许却仍坚持妊娠。「第几次怀孕？」她会说，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当你再问下去，她会告诉你她前一次生育的是个女孩。有时她已经育有一儿一女，医生会问「再婚还是原配？」她回答：她来自重组家庭，现在的丈夫没有小孩。
预约剖宫产手术的女性也会来到门诊。她们在临近分娩时预约住院，进行有计划的择期分娩。
选择生育的日期变得极为重要。一位孕产妇要求她的手术由李家福主刀，同时手术日不能是8月26号——因为那天是初四，「初四不好，初五肯定要比初四好点。」
「天天都是好日子，对不对？我丫头就是4月4号清明节那天生的，没有那么多讲究。」李家福拖长音调劝她。一个门诊日的上午，李家福这样劝了3位想要「吉时」剖宫产的人。
「吉时」不仅指出生的日期，还指具体的时间。有家属要求在上午11点到11点半进行手术。医生们反复强调临床原则，三组医生，每组在今天要做14台手术，手术时间已经排好了。他们仍坚持着不愿妥协。僵持良久，李家福无奈地问：「是讲时辰吗？」「讲！讲！」他们知道松动了，脸上溢出笑。
受追捧的「大师」通常会比较「敬业」，他们早已掌握好各大医院产科专家门诊的时间表，会特意避开周末和凌晨等医疗资源安排不足的时间段，专门选择专家的手术日。
8月中旬预约手术的女性，会诞下9月前后出生的孩子。9月1日，成为了另一个重要的时点。有的人想要孩子在9月1日之前出生，未来读一年级时提前一年上学。有的人则想要9月1日之后出生，相对晚上学，这样可以「避免竞争压力」。
组成这辆机器的是医生。医生是人。他们感受到是最深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医生会焦急，会愤怒，有时医生甚至会恳求患者听一听他们的话。
一个患有重度肺动脉高压的女人想要生育。肺动脉高压被产科和心内科医生视为「妊娠禁忌」，一旦怀孕，母亲极易发生急性心衰和死亡。这是一场生存率极低的赌局，从妊娠早期，医生强烈建议她终止妊娠。但她仍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她只有20多岁，她告诉杨美桃医生，她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医生没能阻止她。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心脏负担本就很大，随着孕周越大，她的心脏负荷越重。怀孕第31周时，她感到一种濒死感，胸口被压榨。这是心衰的前兆，医生决定手术。手术时为她特殊准备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杨美桃挤出苦笑。那一天，手术室里站满了人和器械。来自麻醉科、产科、心脏科、重症监护室、新生儿科的医生都来了，主任，护士长，一线二线三线的医生们都来了。她头边放着一氧化氮发生器，让她能吸入降低肺高压。
由于心脏负荷过重，无法将血液有效地泵入肺里去获取氧气，术中， 她的手指发紫，嘴唇乌黑。她娩出一个早产儿。她从产科转到重症监护室，又转去了心脏重症监护室。在医院呆了40多天后，她出院了。
有个女人在怀孕早期被诊断出乳腺癌晚期，医生建议她放弃孩子先治病，但她坚决要保孩子。医生又给出了新的治疗方案，保小孩的同时采取一些孕期胎儿能接受的化疗措施，她不接受。她有三个孩子，她的家人也不支持她继续怀孕。为什么？医生无法理解。
她辗转了很多医院，拒绝了来自多位医生的医嘱。新生儿在分娩后发生了脑出血，没有救回来。她自己也失去了治疗机会。
那位患者，杨美桃医生已经忘记跟她沟通了多少次。产科里的医生们几乎每个人都与她聊过，李家福甚至添加了她的微信，定期提醒她来医治。「她是最固执的那种人，她完全不听医生的话。」
对医生们来说，故事的结局大多停在这里。她出院了，她离开了，她再没有回到诊室。而当科室发生孕产妇死亡时，那种悲伤的阴霾会长久地笼罩在产科。「每一个医生都希望自己的患者好。」李家福说，他渐渐接受了，但有些年轻医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杨美桃是青年医生，她留齐耳短发，性格直率，令人安心。她记得住院的每一位患者。9楼，10楼，11楼，在产科病房查房时，她能清楚对应每个女人的床位，姓名，孕周，疾病。
「死亡，不管是宝宝的死亡，还是孕产妇的死亡，对医生的打击都是特别大的。」杨美桃说，「她好好地来，最后却没有了……觉得心里过不去……心里很受打击。」
夹缝中的产科医生
李家福精力过人，声音铿锵有力，从不吝啬对人的关怀。他对要做胎儿心脏超声检查的女人说，「祝你好运」，对生下死胎又再度怀孕的女人说，「如果有什么建议，就是要心情轻松。」出门诊4个小时后，他在上一位患者离开和下一位患者坐下的间隙，闭上眼睛，用手指按压下眼眶——这是他仅有的流露出疲惫的时刻。
李家福的一周是这样度过的。每周一和周四是门诊日。上午，门诊从8点开始，直到下午1点10分左右结束。中午匆匆吃个汉堡或三明治，下午2点，门诊继续，一直持续到7点。每周三，他要去湖北省下级医院门诊、查房和手术。8月20日早上8点半，李家福已经在湖北咸宁市嘉鱼县人民医院坐诊。每周二和周五，是手术日。早上8点，手术前要先查房，与当日做剖宫产手术的孕产妇沟通，然后进入麻醉科手术室，开始手术后，产科团队几乎要在手术室里站一整天，直到全部手术做完。
李家福「6天值一个三线班」，这意味着，他作为三线医生（科室的技术核心和最终责任人），需要随时待命6天，时刻准备处理最坏的情况，必须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且在30分钟内赶到医院。产科医生的个人值班频率，通常是每3天值一个24小时以上的长班。夜班从下午5点上到次日早上8点，除了巡视病房，驻守产房，还要接待急诊，处理各种突发的情况。杨美桃医生说：「其他科室值夜班只需要管病房的那部分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睡觉。但产科有时晚上急诊来得特别多，可能一整晚都睡不了觉。」
产科医生的劳动组成了机器得以运行的基石，另一方面，产科医生也承担着来自医疗系统的考核与压力。
产科评估标准按照外科指标，即手术分级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级别越高，意味着手术风险越高、过程越复杂、资源消耗越多。
在妇科，卵巢癌手术是四级手术。在心脏外科，所有手术基本都属于三、四级手术。但在产科，无论是普通剖宫产，还是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植入剖宫产，都笼统地被归为「剖宫产术」一大类，通常都被归为二级手术。「这意味着产科在医院的评估体系中很吃亏。」一位医生说。
此外，医院绩效考核鼓励手术量和高CMI指数（病例复杂程度指标），这与产科预测、预防并发症，避免过高的CMI指数的宗旨相悖。同时，国家政策提倡降低剖宫产率，产科以保障母婴安全、鼓励顺产为目标，但顺产耗时长、收益低，而剖宫产效率高、收益明显。产科陷入困境：既要响应国家政策，又要面对医院的业绩压力，怎么办？
段涛医生曾在微博呼吁「救救产科」：很多医院的产科为了满足考核要求，增加收入，就鼓励手术，鼓励增加手术操作和级别，本来可以自己生的，结果就被拉去做剖宫产了，所以剖宫产率就会居高不下。
孕期管理、分娩管理不好，会有很多的并发症，会有很多大抢救，CMI指数和手术级别反而上去了，指标好看了，但是遭殃的是孕产妇。
另一方面，产科分娩量每年都在下降，新的产科医生能接触到的临床案例，正在急剧萎缩。对于年轻的产科医生来说，病人量越少，越学不到东西，遇到挑战的时候，越容易出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最坏的结果
《2024年全国医疗损害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分析了2024年全年案由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700份二审法院判决书，发现妇产科是医疗纠纷最多的科室之一，案件数量有98起。
产科的病人特殊，既是女人，也是她未出生或出生的孩子。造成产科医疗纠纷的案件，损害结果通常很严重，新生儿损伤，新生儿死亡，产妇损伤，产妇死亡。「不是丢命，就是丢器官。丢命是一级医疗事故，丢器官是二级医疗事故。」李家福说，「后果很严重，哪个家庭都受不了。」
人们可以想象一个高风险的心脏病人在心内科去世，但难以接受她在生孩子时去世。「大家会普遍认为生孩子是一个简单的事。」杨美桃说，现代医疗系统发展到现在，生育怎么还可能有风险？没有人相信产科也会有死亡。在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4.3/10万，它很罕见，以至于发生就意味着一次产科的「核爆」。
2025年8月1日，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邵医生坠楼自杀。她的丈夫告诉媒体，邵医生生前遭遇了长达7个月的网暴，而网暴缘于3起医疗纠纷。
第一起纠纷发生在两年前，一名新生儿出生两天后突发缺氧，经抢救康复出院。两年后，该婴儿被诊断为脑瘫。医院提供了完整的记录，但家属仍质疑医院篡改了病历。
第二起纠纷中，一名产妇生三胎且胎儿较大，产妇及家属不顾邵医生剖腹产的建议坚持顺产，在术前签署了风险同意书，称后果自负。最终，产妇子宫破裂，经抢救保住了性命，胎儿死亡。
第三起纠纷发生在2024年11月，一名产妇因羊水栓塞被切除子宫，母子均安。然而，婆家认为产妇无法再生育，多次向医院索赔。
人们不了解产科的残酷和风险。一旦生育没有达到「母子平安」的完美预期，病人会质问：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抢救，速度是不是还能更快一点？为什么要切除子宫，以后还怎么生？我们就只是来生个孩子，怎么输血就要5万块钱，怎么还要进ICU？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子宫破裂了，羊水栓塞了，是真的吗？医生说是就是吗，证据呢？
在医院，专门处理医患关系的科室叫医疗纠纷办公室（医纠办）。病人要向医纠办口头投诉，并且写一份书面的投诉信。
所有投诉都会被受理。医纠办收到投诉信后，先找当事医生谈话，了解当时的情况，同时通知科室。科室要在3天内组成医疗小组，包括当事产科医生、产科各主任、ICU或相关科室的医生。他们需要写一份书面报告，说明诊疗过程，有无耽误治疗等，并在科室内部进行讨论，拟出处理意见，提交给医院。
医纠办和患者沟通后，通常会有三种解决方案：和解、医疗事故鉴定、司法途径。和解意味着道歉，赔款。政府规定，1万元（有的2万元）以内的由医院直接解决，1万元之上的需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讨论决定。医患双方无法谈妥最终赔偿金额的，才通过诉讼解决。
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总额可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赔偿不仅仅是医院要赔，整个产科科室都要赔偿，当事产科医生本人也要按照比例赔偿。
赔偿是息事宁人的「土办法」，但医生们有时别无选择。一位医生告诉我：「如果每天遭受网暴，隔三差五来医院闹一场，每天回家路上都会被尾随。那不管我到底错没错，我都宁愿花钱了事，息事宁人。」
有些患者会选择医疗事故鉴定。鉴定机构由同行专家组成，当事医生的所有操作，记录，都会被专家组讨论、鉴定、调查听证。李家福医生同时也是鉴定组的专家。当他成为「裁判」，李医生坦言，「（医院）打官司打不赢的。」专家们就像「用放大镜找医疗文书的过错，100个事情里，总能找出一两个瑕疵，再放大。」
如果是顺产造成的产伤，专家组会问「生产的时间为什么这么长？是不是剖宫产就可以避免这个事情？」如果是剖宫产引发的并发症，则会问「为什么不引导顺产？」
「病历上写的XXX，这个诊断是怎么做出来的？有没有尽到高度注意的义务？」
「这是不是最优化的流程？当时情况有紧急到需要切子宫吗？为什么没有考虑XXX的救治方案让患者保留自己的子宫？」
「为什么没有再快一点？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调动资源？」
「尽到了告知义务，但为什么没有把疾病和手术告知得更清晰一些？」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医生要在日常工作之余花费精力处理纠纷，它充满着艰难的自证，压力笼罩在整个产科。「一旦出现不良医疗后果，有的医生会被影响一辈子。」
8月18日的门诊日，从上午8点到中午1点10分，李家福共面诊了51位患者，平均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为6分钟。在6分钟内，医生要同时完成详细的文书工作。因涉及孕妇和胎儿两条生命，产科病例书写记录的内容要比其他科室更繁琐。除了基础信息，病史询问，检查结果，诊断评估，处理与医嘱，产科病例还需比较本次检查数据和先前的数据，还要附上健康指导，比如「记得吃XX钙片」。
白天的门诊尚且有固定的时间，夜晚，医生时间安排更加波动，产科随时会有临产产妇和急重症病人，「有时一个晚上收治七八个病人，医生很多时候都是把病史匆匆一写，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漏洞？」李医生说。
这些医疗文书是生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医生们大量的、重复的劳动，它也是纠纷发生时重要且唯一的证据。「写论文还有修改的机会。写病例没有。有时医生口头交代了，但没有写在病例里。文书不可能详尽到经得起所有事后的提问和责难。」医生们只能花更多的时间在文书工作，防御可能存在的纠纷。一份病例里，李家福除了写明必须要的处理措施，还写明要避免的处理措施，以及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门诊时，一位来问诊的女性三次拒绝了医生羊水穿刺的检查建议。病例最后，李家福加了一行字：年龄超过40岁，强烈建议羊水穿刺检查，若选择无创检查，可能遗漏部分重大染色体异常的小孩出生，为家庭和宝宝自己带来痛苦。
在医生们的办公室，打印机上贴着几行字，提醒着医生们写文书时避免遗漏：
「了解病情及风险，要求阴道试产。
了解病情及风险，要求行催产素催产。
了解病情及风险，要求择期剖宫产。
了解病情及风险，要求急诊剖宫产。
......」
绝大部分纠纷会在医院内和解，调解无法达成一致时，患者会提起法律诉讼。通常情况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法律基于医患双方在信息、专业知识等方面的不对等地位，设置了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即患者提出初步举证，医院和医生承担核心举证责任——否则在很多情形下，会被推定有过错。对患者，法律进行了倾斜性保护。根据研究医疗纠纷的论文，医方承担一半以上责任的比例累计高达62.7%。
诉讼流程漫长、严谨，多数人不愿诉诸司法和等待，一些患者和家属会选择通过网络发声维权。邵医生生前，在网络上遭受了大量攻击和网络暴力。
抖音账号「周口六院妇产科受害者2025年5月18号」曾在网络上发布：「邵某是魔鬼是天使，心里有愧无愧自己知道。发生一起医疗事故是偶然，发生多起医疗事故，大家就要考虑一下」「当狼披上白色外衣，我们所有人都是待宰羔羊」「妇产科过度医疗，恐吓，大出血，摘子宫，小孩死亡，小孩后遗症，大人死亡，后遗症。邵某喜欢当名人，送她上热门」等。
「赛博医闹」发生，医院通常不会介入。「根本就无能为力。」李家福说，「医院还是要保护医生，让这个医生暂时休息，不要直接面对矛盾。所有的事情医院来承担，科室来承担。」
产科医生们不愿提起纠纷。他们说，实事求是地跟患者解释，他们会理解的。一个提前预防纠纷的方法是更多的沟通。医生会将医学语言——它过于专业、标准、不由分说、难以被理解，转化为普通人能认知的词句和信息。杨凌云医生白大褂的口袋里总别着一根笔，她用画图的方式让患者明白自己的身体里正发生什么：
她画了一个荷叶，叶片的正中央连着一根茎——这是健康的胎盘的样子，那根颈是脐带。她又画了一个贝壳状的船帆，脐带不在中心，而像船帆的绳索——这是帆状胎盘。杨凌云这样跟患者解释胎盘的异常情况。
毛毛
在中南医院，我听到最多的词是：「毛毛」。毛毛是武汉话，指代的是初生的，小小的人儿。它来自生理特征，新生儿身上有一层细软的胎毛，是在羊水中保护皮肤用的。
来到门诊的女人多数都经历过胎停或流产，这被称为「妊娠失败」。李家福用「丢」来指代这种逝去。他不问女人什么时候流产的，他问：「毛毛什么时候丢的？」
8月18日上午8点56分，李家福门诊开放还不到半个小时，一个女人借手臂撑着墙走进门诊室，她声音很轻，语速又紧又快，自顾自地倒出信息：「我感觉要掉。8月4号给你看的时候，有一点胎芽。一个星期之后复查，9天了，胎芽一点没长。做B超，我的所有血脂下降，翻倍地往下降。」
「我早上5点开车过来，一直在等，我就怕我要掉下来了。」她叫起来，「好痛，肚子一直坠痛。」
站在门口的医生立刻接话，「买个小盆再上厕所。你有没有小盆？下面便利店可以让你老公买一个。」
她快哭了，声音里是平静的愤怒和质问：「我现在想怎么去解决。去年才停了一个，我现在是二婚，我老公没有小孩。去年5月生化（流产）一个，现在这个又不行，你说提前去保，一直打这么多针也没保住，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的时候努力过就行了，不是努力过就一定有好结果。」医生眼睛盯着墙壁，声音也矮了。
每当杨美桃医生说起医疗工作中那些「特别沮丧、特别想要放弃」的时刻，她就会在话前加上「虽然」。「虽然」的后半句，一定是关于「毛毛」。「虽然产科医生风险很高，很累，跟其他科室相比，收入少，事情多，面临纠纷的可能性更大......我还是觉得每天更多的还是开心。」
她说，她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刚进产房的时候。那时候，她在产科做最基础的工作，没有门诊和治疗，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宝宝洗澡、穿衣服、打疫苗、教新的妈妈和爸爸抱孩子、喂奶。新生儿的皮肤像雕塑一样苍白，没有血肉，只需要被喂养一次，两次，他们的皮肤会变得红里发蓝。宝宝吸着奶，开心起来，她也会开心起来。她把宝宝抱给产妇，产妇和家里人也开心起来。每天都有小宝宝出生，每个宝宝都长得不一样。每个宝宝都有不同的小被子和小毛巾。他们的脑袋潮湿又柔软，松垮地枕着她的手臂，贴着她的手掌。「宝宝在手里太软糯了」，她第一次在谈话中笑了起来。
（文中张云扬，李姝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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