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理解世界的差异，在史前史就决定了”
张星云约 15 分钟*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主笔｜张星云
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第一次接触中文是在她10岁的时候，年幼时她曾经历英文阅读障碍，一下被这种古老的东方象形文字所吸引，父母送给了她一本《自学中文》的书，她开始在笔记本上抄写汉字。后来她对中文和中国历史文物的兴趣愈发强烈，便申请了大英博物馆的工作，并从1968年开始在那里任职长达27年之久，其间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器物部（现为亚洲部）主任。从1975年开始，她几乎每年都会前往中国进行考察。50年来，她踏遍了中国大部分省份的重要考古遗址和博物馆，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和出土文物。
如今82岁的罗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无论在什么场合她都喜欢戴着串珠，围着中式丝巾，中国很多重要遗址考古队队长都是她相识多年的朋友，她在北京做讲座，与考古学者、二里头考古队前队长许宏对谈时，说到兴起她会直接把翻译晾在一边自己用中文讲。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每每遇到“黄土”“夯土”“玉琮”这种中国特有的地理、考古学专有名词时，她也会直接使用中文。
在50年的学术生涯中，她越深入了解中国，越觉得中国与西方太不相同了，而如今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实际了解非常有限。对新书最初的想法由此诞生，她认为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于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她自2010年从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职位上退休后，十年里每年前往中国三次，频繁考察获取素材。
她的新书《厚土无疆：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以12座中国史前的著名墓葬遗址作为章节划分，这些墓葬遗址都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从良渚大墓到陶寺首领墓葬，从安阳殷墟亚长墓到金沙、三星堆，从曾侯乙墓到秦始皇陵兵马俑。
她在采访中对我说，她写这本书的时候，用的很多材料是中国考古队发表的考古报告，但她希望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看早期的中国，将其与西方进行对比。她试图向读者们解释，中西方的不同其实早在史前史就已经决定了，不同的地理、水土，造就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在书中，罗森用一位西方学者的全新视角，去阐释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迸发出很多极其新颖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观点和理论：黄土对大型墓葬传统的决定性影响，宴饮在祭祀仪式和陪葬品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北方草原民族对技术传播的关键作用。这些史前时期就已经诞生的特点造就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根基，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以下便是本刊对杰西卡·罗森的专访。
黄土造就了中国厚葬传统和来世观念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可以从书名《厚土无疆：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开始聊起，我之前做过很多中国考古领域的报道，在中国从事史前考古工作的人总会说，地上遗存少之又少，通常我们只有地下墓葬可以发掘，但由于没有传世文字记录，通过墓葬来还原历史和古人当时的日常生活是很困难的。您最初是如何通过墓葬来解读中国历史和文化的？
罗森：由于古代中国在建筑营建上很少使用石材，而后代农业生产对地表形态改变很大，再加上中国还长期面临非常凶猛的洪水，导致村庄和城市等古代地上遗存消失，所以保存更好的墓葬就成了了解中国古代的宝贵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墓葬向下挖得非常深，在西方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土壤太潮湿了，向下挖一两米就会坍塌。而中国北方的黄土非常干燥，适合向下深挖。并且，中国的工程师也非常厉害，这点虽然在官方历史书写中从未提及。就像中国今天有着非常发达的公路和铁路网络一样，在古代中国也有着非常优秀的基础建设工程师，他们能够分辨出哪里的土壤坚硬、稳固，哪里的土壤柔软、脆弱，于是他们选择最好的地方，向下挖掘出很深的墓葬。
更深更大的墓室，埋葬了更多更丰富的陪葬品。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信念：如果一个人和他所有的财物一起下葬，那么他死后就能拥有一个富足的来世。“来世”的观念在中国非常重要，精英阶层的墓葬中始终有着极为丰富的随葬品。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代表着墓主人是谁，曾如何生活，曾经拥有什么，同时展现了他们所期望享受的未来。所以，我们能够从墓葬遗存中获取大量的历史资料——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
从全球视角来看，古代中国的墓葬传统和丰富的陪葬品都是相当独特的例子。除了埃及有金字塔，西亚有几座大型陵墓之外，古希腊和古罗马没有如此巨大而丰富的墓葬。我也是从这点出发写了这本书。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了很多中国墓葬遗址的考古报告，其中一些非常出色且详尽，但这些报告多是一些微观细节。我觉得你们无论是杂志文章还是考古报告，都可以从更宏观的视角去解释墓葬，让国际学界意识到你们在这方面的独特之处。
三联生活周刊：您说中国墓葬之所以能够挖得那么深、那么大，是因为中国北方的黄土。因此您提出，黄土对中国墓葬，乃至对中国物质文化、艺术、社会的形成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最初您是怎么找到这个角度的？
罗森：我在剑桥大学念历史学和考古学时，每年夏天都去地中海东岸的约旦、叙利亚一带参与考古发掘，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耶路撒冷城外参与发掘一条非常深的壕沟，那里是非常干旱的沙漠地区，但这条壕沟完全是用石头制成的，因为沙子非常松散，如果向下挖得稍微深一点，坑壁就会塌掉，同样它也没法向上夯筑成更坚硬的土墙。
后来我去中国考察，第一次接触中国北方的黄土，是在参观古代战车的考古现场，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发掘战车，它在坚硬的黄土中宛如一道影子。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理解黄土。实际上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学到中国古代史，就知道中国古代大量使用夯土技术建造建筑物——将土壤夹在木板之间，敲打土来进行夯筑。后来我去山西，看到农村很多人至今还在用夯土技术建造房屋。
在现场看黄土，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当我将它与约旦和叙利亚的沙土相比时，我才意识到它们非常不同。黄土非常细腻，可以经过夯筑做成很坚硬的墙，同时黄土非常干，安阳殷墟的墓葬向下挖十几米深也可以很坚固，不会坍塌。这让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墓葬传统与黄土密不可分，但这点此前无人论述。
我认为陶寺展示了这种墓葬传统最初的形态，而这与黄土地区人们居住窑洞的传统有关。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发展成果：窑洞分布范围大幅扩大，在窑洞里，可以隔出几个房间，还有储物的壁龛。你在陶寺墓葬遗址里也能看到这些特点，大墓向下挖得很深，墓室横向的壁龛里放着很多陪葬品。所以我认为陶寺墓葬是从窑洞发展而来的，当时的人们为死者所建的居所如同生者居所一样。
其实除了大型墓葬和夯土建筑，我发现中国古代建筑的台基也起源于黄土高原，甚至比石峁更早，在芦山峁就已经有了。我认为当时发生的情况是，人们迁入了一个新的区域生活，他们为了躲避危险而决定在高丘上生活，并在山顶打造了壮观的台基，在台基上建造建筑物。从芦山峁开始，石峁、二里头、郑州、安阳，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实际上北京故宫也是建立在台基之上——在我们看到的大理石外壁内，是大量夯土结构。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为什么这种巨大的墓葬形制和厚葬传统后来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被中国历朝历代所延续和继承？
罗森：其实在西方史前时期的墓葬中是有过很多陪葬品的。但后来基督教、伊斯兰教在欧亚大陆传播，这些宗教都不提倡厚葬，禁止丰富的随葬品，也许国王会陪葬一顶王冠和一把剑，但也仅此而已。这些宗教认为没有来世，没有死后的世界，人们死后会摆脱当下的世界，进入天堂，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中国的来世信仰则让厚葬传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
实际上退一步讲，在墓葬中放置陪葬品的例子，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但对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我觉得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黄土的独特特点让墓葬可以被建造得很深。如果墓葬没法挖得很深，盗墓现象就会增多，久而久之人们就不会愿意在墓中放置大量陪葬品了。
厚葬的想法人皆有之，中国能够实施并且延续这一传统，则需要非常多复杂的因素集合在一起。实际上倡导薄葬的佛教也曾在中国大范围传播，甚至一度被引入国家体系。但佛教就像中国引进的很多外来文化一样，在中国本土被灵活改造，以适应中国。所以你可以在洛阳石窟看到，尽管很多佛像是异域造型，但上面的铭文却刻着，有人向佛许愿，希望自己的父母在来世过得好。
西方人不这么做，也对此不理解，所以对我来说，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向西方人解释墓葬背后中国文化中今生来世的观念以及中国人对父母、对家族、对祖先祭祀的看重。
食物与宴饮仪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新书第一章是从良渚大墓开始讲中国文明的，中外学术界公认良渚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复杂化社会。我们如今知道良渚当年水患多，需要大量人力建设渠道和堤坝，此外水稻是所有驯化谷物中劳动力最密集的，良渚高台的土方量与埃及金字塔的土方量相当，这些巨大的工程，都需要人们齐心协力，需要更大的权力来统治和组织。那么良渚的领导层是如何在人类文明如此早期的阶段实现对这种权力的使用的？他们如何解释权力？他们如何让其他人服从于他们，让其他人甘愿接受自己的社会分工？
罗森：我昨天刚从杭州到北京，我又去看了良渚和玉架山。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两地现在都发现葬有外地人，这些人从很远的地方来，也有周边地区的人，这让我觉得，良渚当时拥有庞大的劳动力，也许他们是通过食物或者思想来控制这些劳动力的。
玉琮上的神徽，也就是神人兽面纹，很明显是某种神灵或者非自然的形象，或者宇宙中某个地方存在的东西。从良渚到玉架山，乃至整个太湖，如此大的一片区域都在使用玉琮，显然这个区域内的每个人都有同一种思想。
我不能肯定良渚统治者是如何具体控制这么多人的，但也许西方的情况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仪式是非常重要的。举行仪式，能让人们记住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上，对人们产生约束作用。你肯定记得，三年前英国女王去世，国王继位，英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宗教仪式。即便不信教的人，通过电视转播看到这些画面时，也会感受到仪式的重要性。这告诉他们，国王拥有权力，并将这些权力赋予了政府。
中国同样重视仪式。也许高层的仪式普通人看不到，但高层的仪式会被社会各阶层逐级模仿。中国有着非常强大的家庭体系，这个体系在全国范围推广，也就是“家国”概念。我认为，高层的仪式通过各阶层逐级模仿，这就是一种形式的控制。在现代的中国，即便人们有了电视和微信，但不同形式的仪式依然存在且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可以说，中国的仪式有其独特性？
罗森：在中国，宴饮仪式非常重要，这导致墓葬和祭祀仪式中装盛食物贡品的器皿非常丰富。你去良渚，或者更早的崧泽、马家浜文化遗址，你能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食器和炊具，器皿的种类越多，就意味着这些器物背后的操作动作越不同，也就意味着食物、饮品和宴饮仪式的种类越丰富。
这种特殊性从很早开始就决定了，在西方，早期人类直接在火上烤食物，而你们习惯烹煮食物，这导致你们有丰富的食物容器和炊具。可以说，小米和大米的使用导致了你们仪式的特殊性。正因为中国有着丰富的食物谱系，所以中国有着复杂的宴饮仪式。
三联生活周刊：在本书第二章“狼藉盛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您重点讲到墓葬中对食物的重视，整扇的猪肉被放在墓地里，比陶器炊具和玉钺离墓主更近。在古代中国墓葬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食物器皿、酒具等宴会用具，是如何与生死联系在一起的？
罗森：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你一定会被这里种类繁多的食物和宴饮仪式所震惊，它们让人应接不暇，甚至很难适应。我年轻的时候，没什么钱，业余时间也少得可怜，每次我都是利用公共节日假期来中国。所以每次来中国后我都迫不及待，想一头钻进博物馆，不想花时间吃午饭。但我别无选择，当地接待我的人会让我逛一小时博物馆，然后带我去吃午饭。午饭要吃两个小时，我感到非常疲惫，席间我提出想回博物馆，但他们说“不”。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在你们的社会里，食物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肯定比西方的要高。西方社会对制作丰富的食物更加谨慎，因为在古代，这意味着人们要宰杀一只动物，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即便在现在的蒙古国，如果有贵客来访，一家人也需要宰杀一只羊来招待客人。这种宴饮方式是日常无法承担的。
而在中国早期社会，蒸煮米、粟或者鱼，不需要做什么重大决定，这也是食物在中国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并且你们吃饭很慢，我至今仍能记得在中国那些数不清的漫长得可怕的午餐和晚餐。
良渚、陶寺、石峁和安阳，从未中断与外界的交流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的书里，有很多通过考证器物类型来推测文化交流路径的段落，其中很多对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界来说是很新颖的观点。尤其是良渚玉琮何以流传到全国各地，对中国人来说一直以来是个谜。
罗森：玉石从黑龙江而来，通过沿海地区传到良渚。当时良渚非常富有，在那里孕育出了玉琮这种标志性器物。但良渚地区后来遭受了严重的洪灾，一些人迁往北方和南方，将玉琮带到了中原、金沙、三星堆、甘肃等地。此外，玉很坚固，玉琮很难被破坏，因此被埋进了全国各地的墓里，后来又被后人发现，再被后人埋进更后来的墓里。
除了思考这些迁徙线路本身以外，我觉得还要思考每个玉琮接收地的情况，因为良渚文化后来消亡了，所以玉琮对良渚的意义和象征性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对玉琮的重新诠释。在我年轻的时候，受考古学家李济和其他人的文章中的描述影响，所有人都认为玉琮是来自西周的。但后来我们发现，原来玉琮来自良渚。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旅行那么远，从良渚甚至行至甘肃。当时人们远行的难度有多大？
罗森：旅行很困难，但我觉得更要理解背景，虽然这部分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即当时的中国遭遇了非常严重的气候问题，海平面突然上升、下降，突然的暴雨，农业区被淹没，成了沼泽地区。所以人们被迫向地势更高的地方迁移，这就是他们走得那么远的原因。这是一段很长的路，也许需要数百年。
至于迁徙工具，我觉得是乘船。我们英国人喜欢船，因为我们是岛国。你们不喜欢船，所以历史上对船的研究相对较少。我相信当时的人们是乘船航行的，沿海，以及沿着长江、黄河河道逆流而上。中国考古学者们已经在河床的泥沙中找到了一些船只残骸，船是木质的，很难找到残骸，很多时候残骸还会被拆解当作燃料烧掉。但我可以肯定，新石器时代一定有船只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也提到，最早玉石是从黑龙江通过海路传到良渚的。对中国人来说这种想法同样难以想象，我们会觉得早期中国很少有海路交通。
罗森：玉石最初是从西伯利亚传到黑龙江的，然后从黑龙江沿着中国东部海岸线一直向南传到良渚，但与此同时，玉石也向西伯利亚、日本、菲律宾等沿海地区传播，海的两岸都有玉石出现，这就意味着传播工具一定是船只。整个东亚海域，就像是一片由玉石连接的池塘。只有当这种连接发生后，玉琮才会沿着长江和黄河逆流而上向中国中部和北部传播。
玉琮的流传表明，当时这些区域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受到玉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中国人至今视玉为珍贵之物。因此我觉得你们应该为这样的结果感到自豪。在中国之外，很多学者喜欢说当时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我认为，从新石器时代起，中国就像一个国家了，很多东西是人们共享的，比如稻米、黄土、玉器、宴饮仪式。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中国新石器文化，在达到某个顶峰之后都会迅速衰亡，像良渚、红山、石家河，它们似乎缺乏了某种使其迈入下一个文明阶段的重要因素。您曾表示，中国人实际上过于担心自己文明所谓的“连续性”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良渚的突然消亡？
罗森：是的，你们太过于操心文明的“连续性”问题，我记得十年前我去良渚的时候，那时只有中国考古学界内部承认良渚的灭亡，大众更愿意相信良渚文化一直延续下去了。但事实就是，良渚灭亡了，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一种更宏观的连续性。
实际上这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因为太平洋很广阔，中国与美洲的接触非常少，与高海拔的青藏高原的接触也很少。只有北方草原这一条路，让中国可以与中亚乃至地中海文明交流，但出现这种交流也很晚了，要等到公元前三千年前后，那时中国已经发展了数千年。石峁接收了很多西来的事物，石制武器、外来动物、小件青铜器，随后石峁入侵陶寺，摧毁了陶寺。有趣的是，尽管如此，很多传统在更南部的地区延续了下去，二里头、郑州，然后是安阳。
中国与西方的很大不同在于，西方人认为外国的事物就是外国的，但中国人认为一切都是中国的，会吸收外来技术，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比如驯化动物，用动物来耕作谷物，用牛肩胛骨占卜。因此我觉得你们不必担心“连续性”问题，无论任何东西传入中国，都改变不了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玉琮在历朝历代的传承就是良渚文化延续下来的很好例子。
罗森：它是一种连续，但又不是完全连续，我觉得玉琮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社会是如何变化的。从良渚玉琮，到周朝、战国对玉琮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全新解释，再到南宋用瓷器模仿玉琮，再到明清时期的仿古玉琮，有时甚至人们用琮式瓶来插花。同样一件器物，不同时代对它的理解和使用都不一样。
排版：小雅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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