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顾城

顾城只比我小一岁，但看着比我小很多。先是他身量瘦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再有就是他神态单纯，给人没有见过世面的感觉。

朦胧诗顾城

（1956.9-1993.10）

本文选自《背影》3

朦胧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一时，但浮云朝露，没多久就散了。文学在文化浩劫的十年中被完全禁锢，今天的人很难感受当时社会的精神饥渴，社会的这层需求如同等待蓄洪之水开闸的一刻。朦胧诗其实并不朦胧，通俗易懂，只是相对当年直白露的文化表述显得“朦胧”，所以在万马齐喑的文学寒冬过后，朦胧诗率先破土。 

朦胧诗最经典的代表作有北岛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些诗句今天读来不像诗，更像格言。至于稍晚些的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评论家列为后朦胧诗派。

我和顾城有过两次短暂的接触，印象深刻。顾城成名早，1979年11月就在《诗刊》发表了诗作。《诗刊》是一本极特殊的文学刊物。1957年1月，毛泽东主席亲笔复信支持创刊，并以自己的十八首旧体诗词打头，让该刊一炮而红。《诗刊》虽在特殊时期也停了刊，但在1976年1月，毛泽东亲批复刊，成为当年唯一的全国性文学刊物。

诗歌最早冲破冻土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就是诗歌表达“朦胧”，它没有像小说那么主旨明确。顾城只比我小一岁，但看着比我小很多。先是他身量瘦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再有就是他神态单纯，给人没有见过世面的感觉。我们在一起甚至看着像两代人。我那时刚刚发表了处女作《今夜月儿圆》，《中国青年报》为提携后人，特地组织了一场文学讨论会，主旨是让文学为新时期呐喊。

那是我第一次见这等阵势。大会议室坐得满满的，没有一个空座，大约有三四十人，许多过去只在报刊、书籍上看见的文学大家都在现场。座谈会一开始介绍来宾时，我好奇地张望，而顾城一直低头不语。

今天再不会有人为文学新作或文学新人开讨论会了。今天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各忙各的，无利不起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可不是这样，文学界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大事，发一篇作品，出一个新人，整个社会都欢呼雀跃，每个人都当成自己的喜事。那天的座谈会就是为我和顾城两个人而开，顾城代表诗歌，我代表小说。文学界评论界各路神仙坐定，我扫了一圈，年纪轻点的也够我们父辈，年纪长的都够祖父辈了。

那天的讨论会开得冗长，整整一下午显得沉闷，我特佩服有些人说套话的本事，话都对，可都没有用。中间休息时，大家相互问候，居然没什么人理我俩，我俩就躲在一角悄悄聊天。聊天时我才知道顾城只小我一岁，属猴。可他怯怯的眼神完全没有污染，不像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顾城的眼睛中藏着一股淡淡的忧伤，疑惑地看着每一个人。他很难沟通，浑身上下有一层看不见但可以明显感到的“透明壳”，与人保持着有效距离。顾城带着他那顶标志性的帽子，高高耸起，破边无沿，在那个时代非常扎眼并不合时宜。

我们俩的聊天有点费力，问一句说一句，说一句死一句。顾城给我的感觉不是不想沟通，而是不善沟通。他明显看不上小说，觉得诗歌高人一等。说实在的，我也一直认为诗词高小说一等。因为中国古典小说都必须用诗词去陪衬小说，古典小说一写不下去就必然出现二字——但见：不是一首诗就是一首词，最不济也就凑个顺口溜，尤其到了《红楼梦》，诗词被曹雪芹运用得登峰造极。

但古典诗词和新派诗歌完全是两个路子。新诗说白了是外来的，民国诗人们都以翻译西诗为蓝本创作，甭管徐志摩还是戴望舒，甭管是闻一多还是陈梦家，他们的创作都明显带有西来的意味，这意味一直影响到朦胧诗诞生。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前的新诗创作都躲不开西诗格局，而西诗与古典诗词没有任何共同点。

可我认为的诗词高小说一等是指古典诗词，民国以来的新诗我一直觉得是小资情调文人的矫情之举。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情绪远远抵不上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戴望舒的《雨巷》的意境大大逊于秦观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至于朦胧诗风靡的日子里，我一个热爱诗词的人还是没有找到一点儿感觉。

所以我和顾城的闲聊只能尬聊。头一批兴起的朦胧诗人我或多或少地都有过接触。朦胧诗人们大多内向，人一多就少言寡语。但杨炼是个例外，不仅能说，还爱表达。记得在一次俊男靓女的玉渊潭公园的聚会上，中戏北电的学生十来位，杨炼疯魔般地朗诵起他的大作，我只记住了其中一句：我撩起你吐着鲜红长舌的欲念……

那次中国青年报社的文学座谈会尽管是为我们两人开的，但说实话，我没有任何收获。至于顾城有没有收获我不知道。散场时，没有人和我们俩打招呼，让我感到当时文坛还是他们成年人的江湖，江湖泛着各类小舟，而我们两人从头到尾都在裸泳。

我们两个人等到最后，那时也没人安排饭局，曲终人散，各奔前程。报社离我家很近，只隔着一条胡同。我就礼节性地邀请顾城回家吃饭。顾城说不了，我也就没有坚持，出了报社的大门往左，骗腿上了自行车，顾城独自往右去找公交汽车站。

文学在中国是个神奇的存在。先秦的诗歌不用说，六经之首；战汉的辞赋华丽无比，今人阅之仍然炫目；六朝的骈俪承前启后，创造了大量成语；唐宋的诗词双峰并列，是国人最富营养的精神食粮；元曲乃至明清小说渗透民间市井，让大众获得物质之外的最大精神享受；直到此时，文学才算深入民间。当文学进入印刷普及时代，珂罗版印刷光绪年间引入中国，各类图书雨后春笋，尤其民国期间，书籍不再是达官贵人的奢侈之物。因为如此，小说诗歌最先得利，受众广泛，影响深远，副作用是文学自觉不自觉地介入了社会政治。

文学因此在某一时刻受到了完全的禁锢，而这个禁锢期正是我与顾城的未成年时。文学如笼中之鸟，笼门一旦打开时，诗歌定会冲在小说前面，原因是诗歌语焉不详，是谓“朦胧”；而小说指向清晰，稍微夹带情绪就会被摁住，出不了笼。诗歌率先出笼高飞，方向不明，远近不详，只见满天飞舞，说不出是祥和之景还是纷杂之象。

《背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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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工人身份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任文学编辑，在世俗的眼光中算是一步登天。那个枯燥无望的社会，许多人都按部就班地工作，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但到编辑部就不一样了，每天看新作品，手中的权力决定着千军万马的生杀。而文学的至高无上那时则是冬季的暖阳，不仅是作家的向往，还是读者的企盼。

那时我们编辑部分为小说、诗歌两部分，小说为主流，七八个编辑；诗歌只是陪衬，只有一个编辑负责，叫赵日升，大我十七八岁。当年他创作的诗歌《拒马河 靠山坡》列入过小学课本。但他对朦胧诗并不感冒。我和他聊过，他对朦胧诗完全不屑，嗤之以鼻。我说诗歌不必像小说一样指向清晰明确，诗歌要的就是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的感觉。但赵日升不认同，他说诗歌首先要流畅，要能看懂。

我真不知道这“看懂”是什么标准。诗歌这东西就是要半懂不懂的。李商隐的《无题》谁懂，辛弃疾的《元夕》也难懂，那为何要新诗好懂呢？今天的人是不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风貌的，八十年代是诗歌的年代，以北岛、顾城开篇，以海子卧轨终结。当然顾城最后也以非常手段辞世。 

顾城之死当年在文学界满城风雨，因为过于惨烈。杀妻之后自缢，老说法是畏罪自杀。王朔过去说过，中国文学界自杀的都是诗人，写小说的没有这个勇气。诗人与作家虽同为文学一类，但差距还是有点儿大。小说务实，诗歌务虚；小说易读，诗歌难懂；小说讲情节，诗歌讲感觉。讲感觉的诗人都超级敏感，而且处理不了俗务。顾城算标准的一例，海子也算。

顾城与谢烨

作家和诗人今天好当。作品可以当日发表，挂在网上，有一人看就是读者，就算成功。可早年不是这样。作品如果变不成铅字，自己耻于说在写小说写诗。我写小说的初期跟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生怕外人知道。那时一个作品发表的含义就是公开见诸报刊杂志。只要变成公开出版物，你就可以趾高气昂，睥睨一切。

诗人的睥睨一切不会表面嚣张，朦胧派的那些诗人多数在人前是收敛的，给人以卑微之感，顾城尤甚。后来忘了因为什么又遇见了顾城，那时他已声名鹊起，又刚刚加入了中国作协，算是正经的诗人了。在那场私人聚会上，顾城依旧戴着他那高耸的帽子，让我老感觉他的前世是个厨子。那天也不知是谁怂恿顾城朗诵一首自己的诗，可顾城看了那人一眼后低头不语，场面十分尴尬。后来顾城和我嘟囔了一句：“诗不用于表演。”我想了好久，我原以为诗人都愿意表演，人来疯。后来发现愿意当众表演朗诵的一般都是别人的诗，自己的诗朗诵起来心里怪怪的，我试过，一个人在屋里都不舒服。

我和他东拉西扯，我是个摁不住爱说话的人，他是个撬不动嘴的闷葫芦。我当时不知为什么还把顾城他爹顾工与版画家吴凡记混了。我说：“你爹的《蒲公英》是以你为原型创作的吧？”顾城狐疑地看着我，说：“我爸是军人，写作不画画。”我发现弄错了就一个劲地找补，恰巧他爹和我爹都属三野，一起打过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直至打进上海。都是在1955年前后调入的北京。尽管这么套近乎，顾城还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情绪，偶尔点点头，连笑一下都很吝啬。

我与顾城有限的接触实在想象不出来他那如火如荼的爱情。我认为这种人难有爱情。他这种北京人认为的闷葫芦型男，能有女人喜欢吗？可当他那轰轰烈烈的爱情之殇大白天下时，我才觉得我接触的那个顾城十分不真实。

顾城与谢烨

按说顾城已经功成名就了，在朦胧诗派的一大群诗人中，他甚至比北岛更有名。北岛虽只大他七岁，但算解放前出生的一代，所以感觉北岛大顾城一辈人。加之顾城瘦小声弱，在一群人中最不起眼，不报大名就很容易被忽略。就这样一个内心脆弱的人居然以杀妻后自杀为自己的生命划上句号，年仅三十七岁。

顾城的悲情故事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他的爱不应称之为爱，而是一种超越爱的感情，这从小事上就可以看出来。幼时不谈，顾城父亲顾工常被儿子阴郁的诗歌表达震惊，但面对未成年的儿子又无可奈何。1979年夏天，顾工带着儿子去了上海。一天顾城出门忘记带大门钥匙，一阵风撞上了门。他当时就愤怒无比，让其父买票要回北京。

就是这次回北京的火车上，他邂逅了谢烨。谢烨是典型的女文青，对诗歌痴迷，对顾城迷上加迷，以致完全不能自拔。顾城怕谢烨不喜欢他，对她说：“我不会说话，从小就不会。”沉溺爱情之渊的谢烨对此反而更加喜欢。当顾城向她求婚之时，她觉得爱情幸运地奔涌而来。可谢烨的父母老辣，一眼洞穿，不让谢烨嫁与顾城。谢母说：“就冲他打不上出租车就把手里的二十块钱撕烂，这个人就不能嫁。”

顾城与谢烨

而谢烨下决心与顾城结婚，不在乎顾城身上显而易见的毛病。顾城见谢烨父母不同意，竟然自己钉了一个大木箱，拖到谢家门口，自己躺在里面，向谢烨示爱，向所有人示威。恋爱中的男女听不进任何人的劝阻，尤其父母，关系越亲的人劝阻越无效，越会让其走向反面。顾城躺在大木箱里让谢母担忧且无奈，最后只能妥协。谢母提出要求：顾城必须做精神鉴定方可结婚。顾城一听说，高高兴兴地去精神病院做了鉴定，结果是——此人精神正常。 

我有一事至今不甚明白，八十年代那些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诗人们一边高傲一边流俗，高傲是瞧不上世俗的一切，流俗是又要想办法加入组织——中国作家协会，好像不加入作协就当不成名正言顺的作家、诗人。顾城由于诗名太大，迅速加入了北京作协，两年后又加入中国作协。那时正值文学大潮高峰期，天天研讨会、座谈会，这会那会，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许多人非常热衷这类事。由于我是职业文学编辑，经常有此类会叫我，我去过几次就够够的，后来全部婉拒，不再耽误人生。

1986年6月，在北京昌平的一次诗会上，顾城与谢烨受邀参加。就在这次诗会上，顾城遇见了李英，即后来他笔下的英儿。李英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北大中文系在八十年代几乎是所有大学学科的珠峰。那年月，科技干不过文学，文学家风光无限，北大中文系的招牌让李英出场就不同凡响。李英相貌可人，白皙圆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媚惑感。也是在这次诗会上，李英认识了刘湛秋。刘湛秋当时是《诗刊》杂志的副主编，权力很大，把握小诗人作品的发表权。

顾城对李英一见倾心，内心破防。他不可能知道这个妩媚纤弱的女子将给他的未来带来什么。事有凑巧，昌平诗会是朦胧诗派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会上有人开始攻击顾城及朦胧诗派诗人，谢烨挺身而出保护笨嘴拙舌的夫君顾城，说“你们没有权力侮辱人格”。而李英却意外地上演了戏剧性戏码，将对顾城个人的崇拜无节制地带入，没说两句就哭泣起来，梨花带雨，泪眼婆娑地替顾城辩护，让火药味十足的艺术讨论会变成缠绵的艺术追思会。李英的这一举动，让讨论会被迫悻悻收场，而顾城从心底开始拥有了这个女孩。

李英

下面的事情属于天时。1986年这一年，“第三代诗人”崛起，这批诗人基本生于文革后，他们的作品与朦胧诗相左，强调凡夫俗子的平民意识，去替代朦胧诗派的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充满了玩世不恭的情绪。这是经济大潮带来的必然后果。顾城极不适应，采取了逃避的方式，与谢烨商量，以交流为掩护，在欧美转了一圈，后去了新西兰，最终定居在一座人烟罕至的海岛上——顾城命名为激流岛。

李英留在了中国，和刘湛秋多了往来。刘湛秋来过我就职的《青年文学》编辑部多次，找副主编赵日升。刘湛秋生于1935年，赵日升生于1938年，他俩算是一代人。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都在年轻时发表过作品，其中都有作品选进中小学课本。刘湛秋来编辑部时带过李英。那时李英风姿绰约，给人印象清晰。赵日升还鼓励李英写诗给他，“《青年文学》缺好诗”。编辑一般不主动约稿，约稿明摆着爱屋及乌。当时我不知道李英和刘湛秋是情人关系，因为两人外貌相差太大，像爷孙俩。我就没有往那方面想。

李英与刘湛秋的感情纠葛在诗歌界路人皆知。但她始终得不到刘湛秋的满意答复。那时的女孩再大胆浪漫也是奔着结婚去的，可刘湛秋告诉她，怎么好都可以，就是不可以结婚。这一下就让李英毅然决然地去了新西兰，上激流岛去找顾城夫妇。谢烨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正被顾城搞得心力交瘁，魂不守舍。她虽知顾城和李英关系暧昧，但仍盼望李英的到来能缓解她的压力。那时谢烨已经生了小木耳，而顾城不喜欢这个孩子，逼她将孩子送人抚养。李英登上激流岛后，三角关系公开形成。李英的到来确实减轻了谢烨的精神压力，看着顾城难得的笑脸，谢烨也就无奈地应允了他的左拥右抱。

谢烨 顾城 李英

其实世界最禁不住考验的就是爱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爱情才是爱情；穷苦潦倒，失意落魄，爱情就会销声匿迹。在激流岛上，几个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诗人的光环也换不来钱，生活窘迫，一切美好就不复存在了。谢烨和李英都想出去找工作赚钱，可顾城不允许，觉得这样太世俗。他情绪极端时，会用斧子一下一下地砍树，吓得两个女人面面相觑。可悲的是，谢烨和李英都认为自己与顾城的爱情是独一无二、天长地久的，她们各自都有数不尽的顾城情书作证。她们只是受不了顾城自私又无能的爱情。久而久之，两个女人心中都有了新想法，都想退出这个三角局，只是书呆子一样的顾城毫无察觉。

人生的轨迹有很多时候会有人添乱，不按原来的路径走。1992年，德国方面给顾城发来邀请，请其去柏林讲学。德国在当代艺术方面最喜欢资助，很多当代艺术家都得到过德国人的资助。谢烨鼓励顾城去，她认为去德国一举两得，一来让顾城散散心换换环境，二来会有一笔像样的收入。结果是顾城夫妇前脚走，落寞的李英后脚就找到一个五十多岁的英国人约翰结了婚，取得了国外身份。她和英国人结婚时，还不忘给北京的刘湛秋写了信，告知自己的去向。

说李英水性杨花多多少少有点冤枉她。李英这辈子的爱情生涯虽然个个石破天惊，但她还是很真诚不虚伪。每人都是初恋，每次都是初夜，是李英最准确的写照。李英离开激流岛时卷走了自己的一切痕迹，也不和顾城说明原由，没有留下只字片纸。顾城认为的坚不可摧的爱情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这也是顾城后来走极端的前因。李英后来和朋友说，她如果不走的话，那顾城斧子砍的就是她。

顾城与谢烨

顾城得知李英的消息后，陷于抑郁，几度自杀，都是细心的谢烨救下的他。在这样的濒危情感笼罩下，谢烨第一次动摇了，想与顾城分手。此时有一个叫大渝的旅德中国人开始追求她，谢烨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此时此刻，顾城为李英天天寻死觅活，谢烨看得出顾城的痛苦程度，深入骨髓，顾城说：“英儿把我的心拿走了，空了。”谢烨只能安慰他说：“你把痛苦写出来会好一些。”

于是，世界上的最荒唐事出现了。顾城不会打字，只能口述。谢烨帮他打字，二人一个说一个打，二十一万字的纪实小说《英儿》在顾城口中，在谢烨手下完成。小说忠实地记录了顾城与李英相爱的过程，二人所有的相爱细节一览无余，仅初夜就写了三个章节。

谁也无法想象谢烨的心情，她为了自己的爱，融进了别人的爱，三人之间的情感是一罐五味俱全的酱，酸甜苦辣咸，分不清哪个味道轻，哪个味道重。谢烨天真幼稚地认为帮助顾城完成这部小说，她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远走高飞了。她的儿子小木耳此时已经五岁了，在老外家寄养三年了，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她想与儿子团聚。

生命的故事表面是戛然而止的。1993年9月底，顾城和谢烨回到阔别一年半的激流岛。10月8日，谢烨的追求者大渝飞来新西兰见谢烨。谢烨也告诉了顾城她要离婚，顾城的爱情五雷轰顶般崩塌。在大渝登岛的前一刻，不知具体原因，可能因为两个人的语言冲突，顾城手持斧子砍伤谢烨。顾城下手极重，没有一丝留情。他砍完冷静地洗了手，遇见来探望他的姐姐顾乡，他说：“我现在就去死，别拦我。”

这一天，朦胧诗派代表诗人顾城自缢身亡，其妻谢烨伤重宣告不治，这对相爱相杀的鸳鸯将自己十四年的相爱人生划上了句号。顾城之死当时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诗坛影响巨大。各类猜测，各种评价都有。有人用了“巨星陨落”之语，也有人说“精神偏执”。而我想起的是第一次见到顾城的那个下午，在中国青年报社三层会议室外的走廊尽头，顾城阴郁的眼神中有一种看不到底的空洞，我当时认为这是诗人的特质。顾城曾说:“表现世界的目的就是表现自我。”而我觉得“表现自我的目的，是要表现世界。”

在中国，从古到今，诗人都是另类的存在。先秦不知道，我们看见的都是作品；到了屈原，发出《天问》，自沉汨罗江；汉魏曹植七岁成诗，三十岁作《洛神赋》，后忧郁而终；至于唐宋，大家辈出，星汉灿烂；诗人的灵魂才是灵魂，诗鬼李贺有句诗非常应景：“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

附带交待一句，李英离开顾城后定居澳大利亚悉尼，2014年死于鼻咽癌，享年50岁。她的墓碑上标明是刘湛秋的爱妻。刘湛秋于2023年去世，享年88岁。他的作品一般评价是: 风格清新空灵，富有现代意识。手法新颖洒脱，既贴近生活，又超越时空。可这些都是闲篇了。

乙巳三月十一日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