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资讯 | 藏品数据化:解锁英国科学博物馆集团的秘密
若博物馆不再把馆藏视为静态展品,而将其视为数据,会发生什么?这是英国科学博物馆集团(Science Museum Group)数字研究应用研究员丹尼尔·贝尔特基(Daniel Belteki)正在探索的问题。
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媒体资料库现场(National Railway Museum’s Media Store)的发言中,贝尔特基解释道:“这些实验不仅涉及技术,更聚焦如何提升藏品在数字世界中的可及性、重要性和关联性。”
对此,英国科学博物馆集团从三方面展开探索:绘制藏品地理图谱、联接藏品相关人物、从单件藏品出发追踪关联网络。这些研究既展示了数字工具的潜力,也暴露了其局限性。
绘制藏品地理图谱
英国科学博物馆集团的馆藏数据库中记录了约一万个地点条目,涵盖国家、城市、已拆除的建筑物和火车站等不同层级的地理单元。过去,这些条目彼此孤立,虽记录详尽,却在数字化形式中难以发挥作用。
贝尔特基表示,“我们思考的是如何激活这些地点数据?如何提升它们的实用性?如何让它们跳出数据库,走近公众?”
对此,解决办法就是将地点数据接入《盖蒂地理名称词表》(Getty Thesaurus of Geographic Names)。研究团队使用OpenRefine工具,对地点条目进行数据规整,与盖蒂地名词库进行匹配关联,生成空间可视化图像,展示了藏品地区分布的重点区域、空白区域以及地点间出人意料的联系。
然而,这一实验也揭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事实。贝尔特基解释道:“如果一个地点未被收录进结构化数据,它就会消失——仿佛那件藏品从未存在过。这正是数字化再现的悖论,若没有数据,就不存在,便无数字赋能可言。”
铁路海报成为一个有趣的试验对象。借助谷歌公司Gemini大语言模型,团队从藏品目录描述中提取隐藏的地名,并将其与清洗后的数据集匹配,最终生成的地图不仅还原了历史铁路线路分布,更暴露了元数据覆盖的空白区域。
国家铁路博物馆研究主管奥利弗·贝茨(Oliver Betts)表示:“对我们来说,很多地点信息埋藏于目录的描述字段中,因此要将这些地点作为研究或检索的数据点加以提取,十分困难。”
贝茨认为这些海报不仅是旅行广告,更是英国艺术史与社会记忆的一部分:“设想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铁路鼎盛时期,这些海报如何反映出英国海滨的发展图景……而如今这些线路已停运了数十年,这些海报所描绘的地点也已脱离原有的铁路网络,这本身就是值得深入探索的现象。”
联接藏品相关人物
如果说地点为数据提供结构框架,那么人物则为其注入了叙事活力。英国科学博物馆集团存有约十三万条人物及机构记录,但多数记录极其简略,仅包含与某件藏品相关联的姓名信息。
数字工具同样在人物数据处理方面带来了突破。借助大语言模型,团队不仅比对了人物记录条目,还“推理”了模糊的人物关系——例如判断名为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的验光师与数学仪器制造商是否为同一人。
集团藏品数据经理劳伦斯·布鲁克斯(Lawrence Brooks)解释道:“将现有编程工具与大语言模型及其他AI应用结合,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数据处理规模。大语言模型能承担更多过往人类执行的任务——比如逻辑推理或严谨分析类任务,这些工作过去虽然由人来完成,但往往并未留下记录。”
布鲁克斯认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在于关联开放数据(译者注:关联开放数据指通过网络连接此前从未关联的相关数据,或降低数据关联的技术门槛,实现跨平台、跨机构的数据共享):“知识不应是分散的孤岛,而应构成一张相互连接的共享网络,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机构需要独自承担‘绝对权威’的角色。”
从一件藏品到一片星图:霍金的黑板
有时,将馆藏视为数据的最佳方式不是从数据集出发,而是从一件藏品出发。对于英国科学博物馆集团而言,这件藏品是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黑板,上面布满了1980年剑桥研讨会期间参会者涂写的公式、涂鸦和玩笑。
英国科学博物馆物理学策展人胡安-安德烈斯·莱昂(Juan-Andres Leon)表示:“这件藏品是体现20世纪晚期科学协作特征的绝佳范例。这块黑板是一场科学会议的产物,参会者边讨论边在上面涂鸦,到了会议结束,黑板就成为了人们思考轨迹和彼此联系的珍贵档案。”
团队结合使用Gemini、ChatGPT、Python、Regex和OpenRefine等工具,从黑板及相关档案中提取并比对人名,绘制出一张网络图,将参会者与书籍、藏品及机构馆藏相互关联起来。
莱昂认为这一方法极具应用前景。他表示,“因为这是一场科学会议,留存有完整的参会者名录。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黑板上的卡通涂鸦与参会者之间存在什么对应关系?谁属于霍金的研究团队,谁只是偶然参与?如果有工具能系统地提取这些信息,并将其与外部数据关联,就能开创全新的研究视角。”
技术之外:未解之问
有一个主题贯穿这些案例研究,那便是数字工具并非中立。这些工具能连接分散的历史、揭示数据空白并生成新的意义,但同时带来了伦理、法律与技术层面的复杂挑战。
正如贝尔特基所总结的:“这些研究警醒我们,数据本身并非中立。它取决于我们选择记录什么、忽略什么,也受制于我们处理和应用数据的方式。因此,最终需要审慎思考的并非是否使用数字工具,而是如何合理运用它们。”
对于博物馆从业者而言,这些案例带来的启示十分明确:数据不仅仅是元数据,其本质是一种叙事载体。我们如何构建数据结构、建立关联、解读意义,将直接决定哪些历史故事能够在数字化未来中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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