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类人一旦有钱，就容易挨骂?

作者 | 天雅

上周六，我写了《被骂的陈行甲，价值不止150万》。

陈行甲是知名公益人物，曾经的“网红县委书记”，

前不久，他由于2024年年薪超过70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引发争议。

在文章末尾，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当一个人出于使命感，选择了从事公益这个职业：

我们是应该用更严苛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必须过清贫的生活呢？

还是应该用客观的价值回报标准，去衡量他应该领取多少报酬呢？

用更直白的话来讲，就是：

一个既有助人情怀、又有专业能力的公益人，他值不值得拿高薪？

这是一个敏感且深刻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极具探讨意义的话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

为什么有一部分人，会坚定认为“公益人收入不应该过高”？

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方面原因在于——

我们对公益寄托了一份朴素的情感：

希望自己捐出的钱，能够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我们希望公益的捐款，能够真正落实到服务对象身上，为他们带来实际性的帮助和改变。

关于这方面的质疑，陈行甲在去年12月份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做了澄清。

他说，

恒晖基金的员工工资，并非来源于基金会捐款，而是由一位捐赠人额外进行支付。

也就是说，基金会员工薪资的高低，不会影响基金会服务对象的利益。

——陈行甲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

而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

我们对公益人投射了一份理想化的期待：

希望他们能够无条件地满足我们的需求。

就像孩子对理想化父母的期待一样，希望他们无条件付出，不计回报，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来满足我们。

在书籍《离别歌》里，陈行甲记录了一位7岁孩子阿亮（化名），在生命中最后9天的故事。

2015年，4岁的阿亮被诊断为白血病。

在医院治疗的过程中，他的爸爸走了，留下妈妈一个人陪他完成治疗。

2018年，阿亮白血病复发，妈妈将他带到医院不久后，也离开了。

阿亮就这样被遗弃在医院里，一边独自承受病痛的折磨，一边哭天喊地地找妈妈。

医院联系到陈行甲所运作的“联爱工程”（一项专门服务于白血病患儿的公益项目），请求援助。

当时陈行甲和相关工作人员，费尽周折将阿亮父母请到了医院。

阿亮爸爸来到医院后，第1句话就是，让基金会把阿亮欠下的数万元医疗费交了。

这个要求并不符合正规流程，因为基金会一般只针对特定费用进行兜底补充报销。

但当时考虑到阿亮的特殊情况，陈行甲还是同意先垫付10万元，让阿亮接受治疗。

然而没想到，阿亮爸爸紧接着就提出第2个要求：让基金会帮人帮到底。

他并不打算让阿亮继续接受治疗；

而是想用这10万元支付完医院欠款后，将剩下的钱留给阿亮哥哥治病（阿亮哥哥当时长了瘤子，没钱医治）。

不久后阿亮的病情急剧恶化，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任何化疗；

在打完止痛针后，他不再哭闹，安安静静地躺在妈妈怀里，离开了人世。

站在个人角度，我能理解阿亮爸爸的做法。

一个低收入的贫困家庭，这些年为了给阿亮治病，已经掏空家产，还欠下了十几万的债。

当时按照阿亮的病情严重程度，治疗下来至少要几十万，且副作用极大，存活概率不高。

或许从阿亮爸爸的视角来看——

一个偌大的基金会组织，拿出10万块钱来帮扶他，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他却忽视了很重要、也很关键的一点：

在救治阿亮及阿亮哥哥的事情上，父母才是第一责任人。

但由始至终，他一直在逃避——

他先是让阿亮妈妈独自面对，而后再推给基金会去承担，

甚至他还试图超越正规流程，提出超越救助范围的要求。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阿亮爸爸的行为，映射着他内心深处对公益组织的「理想化期待」：

他将公益组织/公益人视为全能的、无条件的施予者。

这种期待隐含的逻辑是：

你应该为我无条件付出，甚至无底线兜底，替我解决当下的所有生活困境。

他那一句“你们帮人就帮到底”，不仅是在逃避身为一名父亲的责任，

同时也是在转移责任——你既然是个好人，你就需要无条件帮助我，满足我的一切。

其实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一些接受公益赞助的贫困群体中，阿亮爸爸并非个例。

比如已逝歌手丛飞的故事。

丛飞生前曾资助过183名贫困学生；

可在他2005年确诊患癌晚期，贫困潦倒，无力再提供资助时，

部分被资助者丝毫不关心他的病情，

还持续打电话向他催款，质问他“何时打钱”，甚至还斥责他是“骗子”。

又比如孙俪资助贫困男孩的故事。

知名女演员孙俪，曾匿名资助过一名贫困家庭的男孩。

当男孩知晓了孙俪的女明星身份后——

他刻意隐瞒自己的奖学金、助学金，不停地伸手向孙俪要钱、挥霍。

当孙俪知晓真相停止赞助后——

男孩恼羞成怒，在网络上发表6000字长文，控诉孙俪是个“伪君子”。

透过阿亮爸爸和上述故事中受资助者们的行为，映射出了公益领域可能存在的隐患：

当公益组织/公益人被过度期待，甚至被投射为「理想化父母」时——

有些人可能会像“长不大的孩童”一样，选择躺平在这份无私的帮助里，

拒绝承担责任，不停地索取，试图从公益组织/公益人身上谋取更多利益。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理想化」是一种防御机制，指一个人把某一类人/事物完美化的过程。

现实中最常见的，是年幼的孩子将他们的父母理想化，认为父母无所不能。

从某种意义来讲，受资助者和公益组织/公益人的关系，也是类似的。

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份理想化期待中，形成依赖，将很难滋生出成长的力量。

唯有放下对他们的理想化期待，接受他们的局限，接受他们只是一个平凡之人，

如此一来，我们才有可能在一段真实的关系状态中，走向分化、成长与独立。

图源：《我是演说家》截图

在前文案例中阿亮妈妈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对公益组织/公益人「去理想化」后的成长与担当。

当阿亮在2015年确诊白血病，爸爸选择了一走了之以后，

妈妈一边照顾阿亮，一边上班，每个月带他去医院做检查和治疗，几乎将整个家都掏空了。

当阿亮在2018年旧病复发，住进重症病房的时候，

妈妈当时的逃离，并不是狠心丢下阿亮不管，而是在拼尽全力以后，无法面对失去孩子的绝望，

她当时已经精疲力竭，完完全全地崩溃了。

同时在离开医院的那一刻，她的内心也在祈求，也在赌，她赌这个社会不会抛弃她可怜的儿子。

事实上，医院没有抛弃阿亮，还帮助他联系了公益组织。

然而面对基金会的主动援助，阿亮妈妈并没有全然依赖或变相索取，

甚至，她还在阿亮爸爸要求基金会“帮人帮到底”时，打断了他的话，

她对阿亮爸爸说：

“他们没有义务承担阿亮的全部治疗费用，更别说承担两个孩子的费用，我们应适可而止，不要难为好人。”

当时她准备用手头仅剩的一点钱偿还医院欠款，再通过社保报销和借债偿还剩余部分。

陈行甲告诉她，社保报销完成后，“联爱工程”会给予补充基金的报销，不需要借债。

后来当医生告知阿亮病情急剧恶化，再也无法承受任何化疗时，

阿亮妈妈红着眼眶签署了放弃抢救协议，

随后她回到病房，紧紧地抱着阿亮，头靠着头，脸贴着脸，静静地陪阿亮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在阿亮去世一周后，“联爱工程”的每一个人都向阿亮妈妈表达了敬意——

不仅仅是因为她独自陪伴了患重症的孩子整整三年，

同时也因为她一直在绝境中为自己孩子的命运做殊死抗争。

 写在最后 

回到文章一开头的问题：

一个既有助人情怀、又有专业能力的公益人，他值不值得拿高薪？

答案是：当然值得。

因为当一个人将“帮扶他人”作为一份工作的时候，

不仅仅涉及专业要求，职业边界，同时还涉及个人的生存需要。

做公益本质上也是一份事业，要求他们单纯“用爱发电”是不公平，也不现实的。

武志红老师常常说：“爱是深深的看见、理解和接纳。”

面对那些出于使命感，选择了公益这个职业的人——

我们需要放下理想化期待，去真正看见他们，

我们需要承认，他们也有自己脆弱、孤独、挣扎和渴望被理解的一面，

我们需要放下那种“必须高尚”的执念，去真正尊重他们的感受和选择。

如此一来，他们的存在和价值才有可能被真正看见，

而他们所从事的这份公益事业，也才有可能真正持久、温暖，且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