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哈贝马斯逝世，一个终身捍卫人类理性的传奇远去了

童世骏2026年03月15日约 8 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3月14日，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去世，享年96岁。六十多年来，他在所有重大辩论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他往往是这些辩论的发起者。

美国学者芭芭拉·伏尔特纳说：“哈贝马斯是最为重要的在世德国哲学家，也是世界范围内最为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的影响力遍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他的生活也表现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最卓越的品性：他经常给德国主要报刊撰写社论，还参与了与众多重要人物的公共对话，包括德里达、福柯、（罗尔斯）、理查德·罗蒂。”

当地时间2017年3月16日，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德国柏林出席活动（图源：视觉中国）

哈贝马斯综合了德国古典哲学、启蒙哲学、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辩证法、分析哲学，建立了他的交往行动理论。

德新社的报道说，晚年，哈贝马斯居住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积极就战争、脑科学研究、宗教冲突等政治议题发表见解。因为患有先天性唇腭裂，他在演讲时发音明显不同于常人，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公开表达。“每当集体情绪不妙或欧洲的现状和未来看起来岌岌可危时，人们总能听到他有影响力的公开言论。”

2001年4月16日至29日，哈贝马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在北京和上海七个学术单位做了五个报告。在游览北海公园时，他接受了中国学者的访谈，表示对北京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感到惊异，“中国显然处在一个速度极快的变革当中。”他在华师大的大礼堂做报告时，台下坐着从中学生到本科生、研究生、教授等各个层次的听众。

访问结束后，他在给演讲的文集撰写的前言中说，“感谢各位殷勤周到的东道主的盛情接待和这次极富教益的逗留。在各个大学以及在与同仁们和知识分子们的活跃讨论中感受到了谈话的自由和思想的开放。”

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2026）

我们邀请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童世骏教授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他曾经说，中国人对哈贝马斯感兴趣，是因为“哈贝马斯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中国学界一开始是把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接受的……哈贝马斯既有建立体系的冲动，更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冲动。他力图超越门户之见，借用各个学术传统的学术资源，与历史上的哲学家对话，与在世的哲学同行进行实时交流。”

哈贝马斯对童世骏教授表示，中国有着悠久、伟大且多元的文化，他鼓励中国学者对自己的传统做一个批判性的追溯。

多年前，他在访谈中说，“我就像中国人，认为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理性的就是一致的，但我们也要以理性的方式预料到它们（各个国家的世界观）是存在差异的……我作为德国人来到中国，那就必须理智地预料到，比如说，中国人在教育孩子上与我们在德国不同，或者中国人有不同于我们的、被看得更高的善，比如也许健康比荣誉更高。”

直至临终，

他都不愿意放弃对人类学习能力的基本信念

文｜童世骏

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不仅以研究“公共性”著称，而且以本人特别具有“公共性”而著称；他于3月14日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立刻引起了全网震动。再过3个月零4天，哈贝马斯就要迎来其97周岁生日；那么高龄去世，本不应该让人特别吃惊。但对我来说，这个消息却完全出乎意料。就在一个多月前，在2月1日，他还“秒回”了一封我给他的邮件。我当时发邮件是告诉哈贝马斯，他的一篇文章的上篇的中译文，将在当月下旬在《哲学分析》双月刊纸质版上刊出。我发出邮件后仅27分钟，就收到了他的回复：“亲爱的世骏，这篇可能是我的系统想法之核心的最好表达的文章，我非常高兴看到它被翻译出来了。非常感谢。”

青年时期的于尔根·哈贝马斯

去年年底我们也交换过一次电子邮件。2025年12月23日下午4点20分，我照例给哈贝马斯写了一封贺年邮件，其中也报告了2025年我的学术活动情况。四个多小时后，在上海时间晚上10点32分，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亲爱的童世骏，感谢你报告你的著述发表和学术旅行。我看你仍是very productive的。你想来访问我，就不要犹豫，如果你有机会来慕尼黑的话。”然后他讲述了他夫人2024年夏天去世后的生活状况，“我仍然每天去墓地，我孤身住在我们的空荡荡的屋子里。我仍然发表的，只是时不时的一些政论文章——但对一个本应从一个不管怎么样已经深刻分裂的‘西方’中解放出来的欧洲联盟，越来越不抱希望。”

此前一年，我也有幸借着新年将到的机会，跟哈贝马斯有过一次邮件交谈。2024年12月23日中午11点21分，我给哈贝马斯发邮件贺新年，顺便也报告了我在这一年的学术工作，其中包括在他前两年发表过一篇长文章的那家刊物，发了一篇文章；我还告诉他，我跟另外两位译者一起把以他为其五卷哲学文集写的5篇导言为主体的一本书，在前一年译成中文出版了；我还请他告诉我邮寄地址，以便于我把这个译本，连同我早先翻译的他的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精装本，以及《哲学分析》杂志上刊出过的他的中译论文，邮寄给他。当天晚上11点16分，我收到了他的一封很长的邮件。关于他的《哲学导言—交往理性五论》，他在邮件里说，“这书密度很高，但是对我的系统的思想的有帮助的概述；所以我很高兴它们将以那么重要的一种语言问世。”信里还提到他出版于2019年的《这也是一部哲学史》，提到关于他在该书第一卷导言中对各大世界观所做的简要比较，他说：“我只想提醒你：这个比较只是为了对如下假设做一个导论性的解释，即所有这些世界观都包含了同样的理性潜力(这些潜力它们当然都是以其各自方式加以发展的)—这一点并非出于偶然。”然后他说他对于西方以外的那些世界观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知识都很有限，因此他只能对西方哲学传统作为诸多世界观之一做有限的追溯；他强调说，写那导言就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这种局限性。然后他说，对中国、韩国等亚洲朋友们，“我想鼓励他们的，是对他们自己的传统去做类似于我对于西方传统所做的追溯工作。”

收到这信以后，我于第二天（12月24日）给哈贝马斯写信，告诉他除了上次信中提到的书和杂志以外，我还想把我参与翻译的我的中国导师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通史简编》的英译本寄给他，并对冯契先生的工作做了介绍和解释。

两个星期以后，在2025年1月7日，我收到了哈贝马斯发来的邮件，当时他显然心情不错：“亲爱的世骏：几小时前，我收到了你寄来的两个大包裹，里面装着不少书。值此新年之际，在向你致以我最诚挚的新年祝福的同时，也请接受我由衷的深深感谢：你寄给我的，不仅有我那五篇“导论”的新译本，还有发表在你的《哲学分析》杂志上的我五篇论文的译文。此外，收到Faktizität und Geltung的精美译本，我至少同样感到高兴。这本书我一直珍视于心；你也很清楚，这些思想的实质如今在美国以及不少西方国家都正受到政治上的挑战。不过，就我今后的研究而言——如果我还能继续工作的话（按对这句话哈贝马斯加了着重号）——那两卷关于中国哲学史以及更广义上的中国历史的著作，对我眼下更有直接的价值。非常感谢你。”

当地时间2013年11月6日，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宫，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获得伊拉斯谟奖后发表演讲。伊拉斯谟奖由荷兰非营利组织伊拉斯谟奖基金会每年颁发，授予在欧洲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机构。（图源：视觉中国）

在这封信里，他提到了他2024年出版的一个“Gespräche”（访谈集）；他说他本来想签名后送我一本，但家里没有复本了，所以，他会请出版社给我寄一本。他说，作为签名本的替代，他会给我寄一封亲笔信函到我的上海地址。

我后来并没有收到哈贝马斯的亲笔信，但他让出版社给我寄来的那本…Es musste etwas besser werden（《…事情总该变得好一点…》），我收到后蛮认真地读了一遍；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在这个访谈集里，哈贝马斯详细表达了他在给我邮件中提到的那种郁闷或失望心情；他说他甚至怀疑他对当今世界的这种悲观看法，是不是因为他年事太高的缘故。但他说恰恰因为太老了，他已经来不及放弃他对于人类的学习能力的信任、他对于人类学习能力终究会带来人类进步的信念了。然后他说，在这样的背景信念之下，他想提出一个完全具有推测性的问题，一个我作为中国人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一个继续崛起（但愿不通过战争）的中国，是否终有一天（但愿还算及时）会从其悠久、伟大且多元的文化深处，得到这样一种认识，即一个正在衰落的西方的充其量尚待完成的人权秩序，是一项虽然有待解释、需进一步发展但属于全人类的理性的政治成就？当然，前提是到那时，人权修辞还没有在自以为是的、好战的西方口中沦为纯粹的意识形态。”

1980年，哈贝马斯（中）在法兰克福颁阿多诺奖。

哈贝马斯在2024年对中国的这种态度，与哈贝马斯在2001年访问中国时的看法，甚至与2020年发表的一个访谈中对中国的看法，我觉得是有重要的区别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如何理解这种区别？我曾希望今年暑假若有机会去当面请教的这些问题，已经没法得到这位不仅终身捍卫人类理性、而且终身实践人类理性的哲学家本人的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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