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亲爱的人猝然离世？
姚远约 10 分钟作者 | 姚远
来源 | 南风窗
ID | SouthReviews
与刘新宪的采访约在美国时间早上八点，他说，晚上谈话会失眠，“老毛病了”。
时间一到，刘新宪准时出现在视频的另一端，蓝色衬衫，黑色外套，戴着一副有线耳机，端坐在一面白墙前。
他身上有一种老派知识分子的气质，提前阅读过采访提纲，对每一个问题都准备完善。
甚至不需要采访者进行任何追问，他就会在恰当处举出生动丰富的案例。
这份强大的公共表达能力，大约来自刘新宪这些年从事科普写作、开设公益讲座的积累。
如今他是一名哀伤咨询师，也是最早将西方哀伤理论引入中国并开展本土化研究的人之一。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位失去独生子的父亲。
人生的前半程，刘新宪过得“顺风顺水”。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后来他出国留学，在美国高科技公司做CEO。
2014年，独生子意外去世以后，刘新宪辞去高薪工作，重新回到教室，全身心投入哀伤领域的研究。
他怀有一份使命感，希望帮助处于困境的丧亲者。
他说，对于丧亲之痛，人类语言无法形容其冰山一角，
如果非要形容，这份痛苦就像“光着脚在炭火上行走”，可能会淹没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生命。
中国每年有近1000万新增丧亲家庭，其中约10%的丧亲者可能会罹患延长哀伤障碍（PGD），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甚至导致其自杀或患病早逝。
中国文化忌讳死亡、回避丧失。文化上的遮掩，令中国的丧亲者难以得到科学的支持。
在众多哀伤中，刘新宪说，最痛苦的莫过于创伤性哀伤。突然且毫无准备的死亡，令丧亲者的哀伤之旅尤为艰难。
人们却习惯于用“节哀”来宽慰丧亲者。
然而，哀伤无法节制，也不应该被节制。
刘新宪说，丧亲者的哀伤来源于对逝者的爱，只要有爱，哀伤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这会是一场持续终生的漫长旅程。
它最终会将人们带向何处？
为什么不应说“节哀”？
南风窗：中国的传统语境中，“节哀顺变”是对丧亲者最常见的慰藉。你一直强调，“节哀顺变”和“劝人早点走出哀伤、保持坚强”其实并不符合人性的基本需求，能否详细地解释下？
刘新宪：有一年我去参加姐夫的葬礼，他是一位研究人工受孕的知名医生，来参加他葬礼的有上千人。那一天，我听到了上千次安慰，却都是千篇一律的“节哀顺变”。
我感到奇怪，“不要过于悲痛”“尽快走出哀伤”，为什么会成为人们对丧亲者的期望和慰藉呢？
或许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但它并不科学，也违反人性。
近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哀伤是爱的一种形式、一种代价。你爱有多深，哀伤就会有多深，爱有多久，哀伤就会持续多久。
哀伤是爱的一种延续。这是人性中十分正常且特别珍贵的部分，因而每一位丧亲者都有哀伤的权利，我们应当尊重这一权利，这同样是对爱的尊重。
要求丧亲者“节哀”，实际上是在剥夺丧亲者爱的权利。
心理学揭示，这种剥夺会对丧亲者造成更大的心理伤害，令他们感到痛苦和孤独。
南风窗：你这些年陆续出版关于哀伤的书籍，还建立了社群和公众号，是否也怀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填补国内哀伤领域的一些空白？
刘新宪：中国每年新增死亡人口1000余万，如果一个人的死亡会影响三名直系亲属，中国一年就新增3000多万丧亲者。
据心理学研究，约10%的丧亲者可能会罹患延长哀伤障碍，影响健康和正常的学习工作。
如此估算，中国每年遭受延长哀伤障碍的人数有300余万，逐年累计，这该是多么庞大的数字！
2018年，我与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建平教授合写《哀伤理论与实务：丧子家庭心理疗愈》时，
我辞掉所有工作，整整6个多月，每天工作12个小时，写了20多万字，
希望把西方近代的哀伤研究与干预的成果尽快系统性地介绍给国内心理学界与丧亲群体。
当时我确实怀有一份使命感和“幸存者责任感”。
培养“自我慈悲心”
南风窗：你在书中写，哀伤是爱的一种形式、一种代价，这趟列车没有时刻表，只要生命尚存，它就存在。这趟漫长的旅程，大致会分为几个阶段？
刘新宪：哀伤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急性期、过渡期和适应期。其中风险最大的就是急性期，一些丧亲者甚至会选择自杀。
急性期的痛苦会到什么程度呢？我本身是一位失去唯一孩子的父亲，可以说，直至今天，人类文明所发明的语言和文字，根本无法表达这种痛苦。
这段时间，丧亲者可能会经历严重的躯体化症状。一位失独母亲曾经说，她喝水时感觉喉咙像被玻璃碎片划过。
丧亲者还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认知丧失，忘记逝者已逝，下意识地给逝者打电话，或为逝者多做一份饭菜。
过渡期的哀伤则像一场漫长而又反复的拉锯战，它通常发生在丧亲后的几个月到一两年之间。
这段时期，丧亲者会经历情绪上的“钟摆效应”，比如，一会儿还在痛哭流涕，一会儿听见别人讲笑话又笑了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心理学著名的“双程论”指出，正常的哀伤过程需要在“丧失导向”和“恢复导向”之间来回振荡。
丧亲者要允许自己有哀伤的时间，也要允许自己在这两个导向之间正常摆动。
通过反复经历“摆动”，丧亲者才会进入正常生活的状态。
《苦尽柑来遇见你》剧照
南风窗：哀伤的急性期与过渡期之后，我们与哀伤的关系会抵达怎样的状态？
刘新宪：正常来说，哀伤的第三个时期，我们称为适应期，心理学的专业词汇叫整合性哀伤，意味着丧亲者完成了对哀伤的心理整合，可以与哀伤和平相处。
很多人会在丧亲后的初期，觉得活得像行尸走肉一般，而完成对哀伤的整合以后，他们的情绪可控性大大加强，接受逝者已逝的现实，
可以与逝者建立起健康而持续的联结关系，并且重新建立起生命的意义，大则去从事一些回馈社会的工作，小则享受生活、保持感恩。
南风窗：为什么一些丧亲者可以抵达整合性哀伤，另一些却会罹患延长哀伤障碍（PGD）？
刘新宪：这首先取决于丧亲者与逝者的亲密程度、依恋关系和对生命意义的影响程度。
从死亡性质来看，创伤性死亡（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发生在不恰当时间点的死亡）也更容易让丧亲者患上延长哀伤障碍。
失去子女的父母也属于高风险群体。社会支持也很重要，如果支持体系薄弱，丧亲者被孤立和排斥，也是负面影响因素之一。
丧亲者本人的思考方式也有关系，如爱钻牛角尖，容易焦虑和紧张等等，或者丧亲者以前就患有心理疾病，如抑郁症。
还有一种相关因素，是丧亲者对逝者怀有严重的“未解情结”。
这种未解情结在失去父母的孩子身上很常见。比如孩子与父母闹矛盾，离家出走，最后父母亲去世，孩子永远失去了与之和解的机会。
《我的姐姐》剧照
南风窗：你在书中也提到，对丧亲者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创伤性丧亲事件。死亡悄然而至，令人猝不及防，丧亲者甚至没有机会向逝者说一声再见，这会使人更痛苦。这种创伤性哀伤，我们要如何应对？
刘新宪：突发性死亡违背了人们所熟悉的生命法则，与自然死亡，比如死于缠身多年的老年疾病相比，它会使丧亲者的哀伤之旅尤为艰难。
创伤性哀伤往往会改变丧亲者对以往所持有的关于世界的认知，包括世界是有某种规律可循和可控的，世界是温暖和安全的等等。
创伤性丧亲者比其他丧亲者更容易患上延长哀伤障碍，比正常群体有更高的早逝率。
对于这类丧亲者来说，首先要注意保证每天的饮食、睡眠，必要时要靠药物来帮助自己维持基本健康所需的睡眠。
此外，要建立有效的自我和社会支持，可以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来应对严重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应对哀伤的方式，首先是适应。
很多丧亲者会问我，刘老师，我实在忍受不了，痛苦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我说，痛苦没有办法，这就好像我们光着脚在滚烫的炭火上行走，这条路一定要走，没有任何技巧和捷径——
当然，专业的哀伤干预可以让这条路变得短一些。
但也请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只要不放弃，我们最终会一点点适应哀伤。已故的亲人会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活在我们深深的爱中。
《寻梦环游记》剧照
南风窗：对于突然逝去的亲人，一些丧亲者怀有很多遗憾，很长时间都被困在内疚、悔恨的情绪中，如何处理这种遗憾？
刘新宪：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未解情结”，它往往与“消极记忆倾向”有关。这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人们往往倾向于过度关注消极的记忆。
怀有未解情结的丧亲者，往往会忽略自己过去做得好的90%，过度盯着做得不尽如人意的10%，为此反复自责、难过。
我建议这类丧亲者培养“自我慈悲心”。要学着去理解，以前的你，基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思维认知，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虽然有遗憾，但你的爱是真实且强烈的。
即便真的做得不够好，也要学着原谅自己，而不是一直困在自责里。
我非常主张丧亲者要和逝者建立起健康的持续性联结，可以采取“六道”的形式，即，对逝者“道谢、道爱、道歉、道惑、道安、道别”。
向逝者表达感谢、表达爱意、表达歉意、表达困惑，表达自己会以令他安心的方式继续生活的信念。
最终，丧亲者与之道别，真正接受与逝者在物理层面的离别，但心灵依然联结。
我们比较鼓励丧亲者把这些话写下来，写作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哀伤疗愈的工具和方法。
丧亲者还可以学习哀伤知识，寻求新的生命意义，与社会保持联结。
谨慎看待“AI复活”
南风窗：如果身边人正在经历丧亲的哀伤，作为朋友，我们可以怎样支持和宽慰对方？哪些是合适的，哪些则会不合时宜？
刘新宪：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丧亲者所遭遇的二次伤害，很多都来自那些怜悯的目光和无知但充满善意的谈话。
一些人出于关心，问候失独父母“你还好吗”，这叫对方如何回答？他的孩子刚刚去世两个月，根本难以答复。
另一句不合适的安慰是“我可以理解你”。
之前有一位心理学教授给失独家庭开讲座，他说，我可以理解你们的哀伤，我之前养了一条狗，狗死了以后，我难过了好多天。
那位教授当场就被失独父母赶下台去。
除非你有和对方相同的经历，否则你无法体会那种剧烈的悲伤，连冰山一角都无法触及，更不要说“我可以理解你”。
丧亲者需要外界的支持和陪伴，但陪伴者的话不必太多——如果没经过专业训练，话说多了反而可能刺伤对方。
在急性哀伤期，他们需要的不是理论性的说教，不是“你要坚强”，反而更需要工具性的帮助：
比如说帮忙办理葬礼、处理法律手续，接送孩子，陪伴去购物或散步等等。
关心他们的人，也可以隔几天发去一些生活上的问候，比如“这两天你睡眠情况如何”“你的饮食情况怎么样”。让对方觉得始终被关心着，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向他介绍一些哀伤疗愈的科普知识，介绍具有相同经历的群体，让他们可以抱团取暖。
《180天重启计划》剧照
南风窗：AI技术进步飞快，一些人尝试用AI“复生”逝去的亲人，几年前，一位知名音乐人就用AI技术“复生”了自己因病去世的女儿，被广泛报道。你对“数字逝者”这项技术怎么看？
刘新宪：关于这位音乐人的报道我也看到了，我和同行们一致觉得，AI技术对他的副作用太严重，几乎“毁掉”他。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非常担心AI技术的应用，毕竟他走到了这一步，一定会有更多人走到这一步。
我们此前谈到过，如果要实现整合性哀伤，丧亲者必须与逝者建立起健康而持续的联结关系。
这种联结应当是内心的连接，是对逝者价值观与自己生命意义的一种积极整合，最终帮助丧亲者更好地适应眼下的生活。
如果我们过分依赖外在物件去维持与逝者的连接，不愿意接受和承认丧失，便很难进入整合性哀伤这一阶段。
从目前状况来看，数字逝者技术会为一些丧亲者制造一种“亲人还活着”的幻觉，令他们过分依赖。
这很可能导致丧亲者走向社会功能受损和自我孤立的状态。
对于已经有延长哀伤障碍和本身就有精神疾病的丧亲者来说，这类AI技术是不适宜使用的。
《流浪地球2》剧照
当然，数字逝者技术也有益处。它可以在哀伤急性期暂时缓解丧亲者的悲痛，帮助他们表达内疚、自责和困惑。
但我认为，技术的开发需要哀伤咨询师的协助监督，确保技术帮助丧亲者与逝者最终建立健康的连结。
如不加以引导，它可能会对很多丧亲者造成伤害。
未来，数字逝者技术可能会迎来爆发。作为哀伤咨询师，我觉得十分有必要向社会尤其是媒体呼吁，请务必对此加以关注和正确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