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受不了一眼到底的日子（一稿）

2022年夏，我在场景实验室2次采访张立宪，共6小时。2025年5月谷磊写出第一版。我拖了4年，才完成第一个稿。

1984年夏末，河北辛集中学，15岁的张立宪端着空饭盆走出食堂。夕阳挂在远方很高，身边拿饭盆的同学来来往往。张立宪站在路边，仰头良久看着远方。

城里的玻璃窗

1969年，河北赵县，一户农家添了个男婴。没过几年弟弟出生，母乳让给弟弟，他被寄养到外婆家，一直养到要上小学。

小时候，见什么都眼馋，因为吃不饱，见到动物，第一反应是这东西能不能吃；见到精神病人，和其他小孩一起追着扔石块。村边荒地里有大骨头，是自然灾害那几年饿死的人。"那个粗砺环境长大的人，真有非常荒蛮的一面。”所以，“我无论如何细腻不起来。”

外公去世。那晚大人让他住到小伙伴家，第二天回去，灵堂已经搭起来。他跟着大人哭，心里很木然。

父亲在县城上班，来看他会带个好吃的。他听大人说，父亲买过一块皮革，要给他做双皮鞋，但那双皮鞋他始终没见过。小孩脚长得快，一直到中学，穿的都是农村妇女纳的布鞋。舅舅或姨带他进城，到父亲单位，眼馋那一格一格的玻璃窗，农村房子的窗户全是纸糊的。父亲忙时把他托给同事，同事买一块饼干给他，那是他记忆里最美好的东西。

他最着迷的不是吃的，是工业品：收音机、手电筒、自行车。农村全是土炕、土灶、木头桌凳，金属东西少见，“更难见到规整的几何学的产品。”见到一个，心里就升起膜拜。村边修饮水设备，城里来了两个勘探人员，敲开他家门讨水喝，带着工具跟他说了几句话，他稀罕得不得了。

六岁那年，他和五六个小孩揣着一共九分钱，步行六七里走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连环画，往回走到半路走不动，借宿。被借宿的好人在村边候着，见人就问：你哪个村的？有几个孩子在我们这儿······

父亲的《新观察》

爷爷死时，父亲才十几岁，辍学。家里成分不好，被派去修海河，都是没人愿干的苦差。父亲个子不高，营养不良，在村里地位也低，但他功课好，在海河工地上写广播稿、编顺口溜，被县里干部看中，修完河进了县广播事业局，什么工种都干过，慢慢转干，吃商品粮，后来做了会计。

父亲给他了订《新观察》，半月一本，一年二十四本，一直订到儿子上高中。"他要是给我订《少年文艺》《儿童时代》都不奇怪，他订的是《新观察》，1981年，我十二岁。"父亲还订《旅游》《地理知识》——就是后来的《中国国家地理》。

张立宪上学厌学。他常跟老师说不舒服请假，有时半路就折回家。可成绩一直好。一次期末，他和堂哥——两人只差五天出生——数学语文都考九十八分，全公社最高，一人奖二十支铅笔。"考那个分太容易了。"

1978年分田到户，村里从腊月放炮一直放到正月。文化跟着复苏，书多了起来。哪本书在谁家，他掰着手指头都数得清。书前后被撕掉几十页，他从第三四十页看起，也没有结尾。有的三十二开本翻断成两半，得上半本翻一页、下半本翻一页，同步翻。

邮递员骑着"电驴子"进校，汽油味隔几里能闻到，车上有父亲给他订的《中国少年报》。一听电驴子停在收发室，不管上不上课，他就站起来去拿报——全校没人订，老师还要借去读给同学听。

父亲在县城上班，母亲一个人挣的工分不够。别人家吃上馒头的时候，他们家还是窝窝头。母亲是个农村妇女，勤快又聪明。两句话他记了一辈子。一句："力气不用也是闲着。"一句："你不说话，别人也不会拿你当哑巴卖了。"

手比脑子快

中考，张立宪考了个意想不到的分：物理满分，数学差一分半满分，全县数一数二。

那时农村孩子第一选择是中专——上中专马上吃商品粮，毕业分配工作，风险小；上高中考大学，不一定考得上。报志愿在老师的小屋里当场报，旁边摆着一张单子：湛江气象学校招两个，正定师范招三十个，某市师范招六十个。张立宪先写下湛江气象学校，又莫名其妙划掉，改成河北辛集中学，辛集中学，他们乡此前从没人考过。

"如果真跟我父母商量，极有可能就是个小中专。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家里穷得叮当响。"可家里从不跟他商量，他考大学也没跟父母商量过。多年后他读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里头说王葡萄的手比脑袋主意大——手做出动作时，脑袋还没想好。他说自己关键时刻就这样。"我这辈子能做主的，是出门打车还是坐地铁。除此之外很多事做不了主。"

去辛集要在石家庄换乘火车。有一回，十二个同学候车，饿了，他按辛集的物价算了算：一碗鸡蛋汤两毛，十二碗两块四，便说我请客。进了饭馆，服务员开票，一块七一碗。他交不起，逃了出来。大城市是什么，他头一回知道。

辛集中学是全国重点，面向石家庄十七个县招四百人，八个班。当地有句话：摸了辛中的砖，死了也不冤。据说早些年考上能转成非农户口，到他这届没有了。报到没几天，一个新乐县同学告诉他：我同学上了湛江气象学校，从校服到伙食全包，分配又好。张立宪追悔莫及。"比后悔更严重的是痛悔。一个人在他乡，周围全是虎视眈眈的尖子生。"

班主任按入学成绩编学号，一号到四十八号，张立宪是二号。"放现在，这是血淋淋的PUA。可那会儿没人这么想，看到一号二号都崇拜，看到四十八号就有点鄙视。"

第一学期他成绩掉到三十多名，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父亲来了一趟，了解情况。当晚张立宪骑车把父亲送到辛集长途站，路上父亲难得说了句："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很少挨批的他羞愧难当。送走父亲，他骑车回校。学习从此有了动力。

睡他旁边的同学，吃饭把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再掰成四瓣，每瓣两口，一个馒头吃八口，吃完馒头就菜喝粥，迅速回教室。"像他这样刻苦是常态。"

五十万字的小说

高二，张立宪的文学梦就发了芽。"当其他人都考大学的时候，我发表一个长篇小说，简直能把他们震撼死。"他知道这梦不好实现，就搞双轨制：一边写小说，一边学习。整个高中写了不下五十万字，融武侠、琼瑶、科幻、翻译小说为一体，主人公"读到高中就拉倒了"。他抄朦胧诗，背诗，读蒋子龙、张洁。那时他已不喜欢路遥，《人生》看不下去。父亲不再替他订刊物，直接给钱让他自己订，他订了《作品与争鸣》《当代作家评论》——不是中学生看的东西。写完给同桌看，同桌没见过更好的文字，夸他几句，他更有信心。

张立宪一直以为自己该学理科。中考数理化贴近满分，最高理想是考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去南极长城考察站，在冰天雪地里干一辈子。可他色弱，听人说理科很多专业报不了——"现在看就是自己吓自己，信息不对称。"辛集中学分科晚，高二下学期才分，这半年给了他犹豫的时间，改了文科，数理化的底子还在，"我数学成绩几乎一直满分。"

他家种着九亩地。高考前学校放麦假，高三本不放，他还是请假回家收麦，不觉得那十几天是个事。考完先估分：他答得快，留出时间把答案抄在废纸上，所以估得准。满分六百四十，他估自己五百三，跟父亲对了一下。父亲说："那可以了，你看着报吧。"最后他考了五百二十八。

北大中文系没在河北招生，他第一志愿报人大新闻系。同班一个分数没他高的同学也报人大，他把广播电视专业让给对方，自己留了新闻学。填完志愿回家种地。在棉花地帮母亲打农药时，他说：考不上就在家种地。其实心里已有数。

父亲醉了

通知书该下来时，张立宪约了个伙伴，两人骑车一百多里，半天赶到学校传达室，拿上自己的，又捎上县里其他几个的，匆匆赶回。

他直接进县城，把通知书交给在广播局上班的父亲。父亲请同事吃饭，那天喝醉了。"听我母亲说，我父亲这辈子只喝醉过两次。一次是我考上大学，一次是入党。"

"到现在为止，我们村考上人大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弟弟。"那顿饭，父亲和同事一桌，张立宪和县里几个小伙伴另一桌。

新闻系打架没输过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年实行学生公寓。一个宿舍六个人，上下铺，家具全新，每人一个柜子。两个山东的，一个成都的，一个重庆的，一个北京的，还有他。张立宪排行老六，从此都叫他老六——他也酷爱数字六。室友大多第一次出远门，泪汪汪的，只有他开心。三年前站在夕阳下，断奶，他已完成。

到大学他反倒自卑了。高中大家都是农村孩子，父亲有份工作，他还有点优越感；到了人大，农村学生一进去就看得出。报到时附一张助学贷款申请，一个月二十块。"填贷款、发贷款，都是加重自卑的过程。"

上铺老四是成都七中的，教他许多农村不懂的细节："老六，你拉门出去，对面来个女生，要让人家先进你再出；出门别一松手让门弹回去，看看后面有没有人，有就把门递给人家。"

人大新闻系迎新会上，老师说："我们系打架从来没输过。"新闻系鼓励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批判，这成了张立宪后来带团队的内核：一个人可以很开心地说是，也可以很放心地说不。"你只要诚实就行。最好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说别人嚼过的俗烂话。"他打心眼里反感那种大手一挥、所有人闭嘴的威权。

他买的第一本书是《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第二天有人敲门卖书，又买了《新诗潮诗集》上下册。

高中的小说他在大学接着写，写了四稿五稿，读的书越多越写不下去，最后一封退稿信来自《十月》，编辑手写的。

一眼望到底

实习在武汉《长江日报》。一次重要采访后，张立宪交稿，指导老师说"不理想"，退回重写。全是手写，来回七八遍，他恨不得哭，说"我真写不出来了"。老师没难为他，反给他买烟抽，第二天见报的是老师改过的稿子。他看了一眼，从此没再让老师摇过头。"一个智商够用的人，不需要说第二遍。"

1991年毕业，进《河北日报》，运气好，半年做文艺副刊的采编，他看部门主任、主编怎么改稿，理解背后的逻辑，几遍就上手了。

那个年代他想要的城市户口、职称、干部身份、事业编，全都轻易拿到了。"我自己总结叫四大枷锁。"过上了一眼望到底的日子。

他和高一届的师兄刘建宏整天喝酒。1995年他跟刘建宏说：“咱俩现在像一台386，用着也不错，可正因为有了386，就不会另外买486。我们有没有勇气把386扔了，花多点钱买486？”刘建宏就熬不下去，去北京找同学，后来和张斌办《足球之夜》，1996年4月4日开播，石家庄电视台要分他一套房他都没要。

一手提主机一手拎屏幕

一天晚上喝完酒，张立宪走进报社家属院，仰头看星空，问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报社在当地最好，你说你是报社的，闯红灯警察都放你一马；家属院挨着办公楼，抬腿就到；逢年过节，食堂把馒头蒸好发给你；窗户坏了木工组来修，还有澡堂、开水房······”

他其实早想走。还没成家时他去问人大：想来北京怎么办？老师说可以考研。他问考不上又想辞职呢？老师说把关系放街道，做待业青年。他是国家干部、有事业编，怎么也不敢让自己成待业青年，那步没敢迈。可火种埋下了。"几年之后真要迈这一步，那个恐惧已经提前免疫了。"

1997年，已28岁，在沧州出差时，一个北京朋友来电：要不要来北京一起做点事？他进京聊了聊，那事他并不喜欢，但心被撩拨起来，回不去了。"我过不了这种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辞职时，报社没为难他，还替他保留了体制内的身份。他用一块布把电脑包好，一手提主机，一手拎那台大屁股屏幕，进了北京。此时他结婚一年。

他租了世坛医院对面书院招待所的半地下室，有公共浴室，暖气很足。他接各种写稿的单子。"只要我想干，遍地都是钱，接不完的单子。"《足球之夜》和出版社合作出杂志，请他做编辑，一个月多六七千。

最早向他灌输电脑美妙的，是人大师弟赵永强，后来去了太极计算机。在报社时他想买台电脑，贵，买不起；报社淘汰旧机，国有资产又不让卖给个人。一位做银行系统的师兄把一台淘汰的老386送他，"我真是请回家的，跪着用酒精擦得干干净净，装了Windows开始写稿。"后来，看上一套三千块的音响，他立刻换算成"写八天稿"，回去就写。"力气不用也是闲着。"

1998年法国世界杯，他入伙给《生活时报》做世界杯特刊。他带着一个modem和一个拨号密码去，电脑一接通，法新社的彩色图片用FTP即时就能拿到。当年向他灌输电脑的那个师弟赵永强，人在北京，署名却是"本报驻法国记者"。那时大部分报纸还靠记者手写、传真机发稿，图片等着报社的传真机慢慢打出来。"相当于我拿机关枪，跟张飞、吕布去打。对不起，张飞吕布已经不是对手了。"

1999年，三十岁生日。从中午起，他和《足球之夜》的朋友在央视后头一家小饭馆喝起，喝到下午四点出来，已经断片。据旁人说，他们在路边唱《光阴的故事》，有人往他们身上扔钱。当晚《足球之夜》正做一场决赛的直播，他在后台吐得死去活来。张斌喊一声"又进一个球"，他被叫醒，爬起来接着吐。

两三年后，他在三环四环之间买了房，五千七一平，八十万一套，首付十六万。老人和朋友都害怕：万一付不起月供怎么办？那时他月供四千二。

再望到底

2000年，张立宪跟出版社社长说：《大话西游》这么热，还没被主流文化认可，我们应该把它做成一本书。《大话西游宝典》卖了二三十万本。社长把他招至麾下，做了副总编，他也拿到了北京户口。接着是《之乎者也罗大佑》。

"书最高级。杂志去年的，你今年肯定扔，书三年前的你还会买。”张立宪从一个报人变成了出版人，"是全科大夫，所有媒体形态、所有工种，几乎都经历了。"

有人替他算账："你正处级干部在县里就相当于县长，你们家几辈子才出一个，祖坟冒青烟了，还有什么不满意？"他没这么算过。北京户口、事业编都不是他争来的，是偶然保留的，有没有都不那么重要。

三十六岁前后，他过了一段晦暗日子。外人看他照样吆五喝六、能吃能喝，可他内心怀疑一切，觉得自己拥有的、整个时代的东西，都经不起打量。"发一条短信，我都要说服自己很长时间；回一句'收到'，要挣扎两三天。"那种恍惚里有绝望——"我知道我再也提不起劲来了，我再也好不了。"这状态持续了一两年。他给自己建了个隔离区，把解决不了的问题搁进去。"人需要一个隔离区，不然会不堪重负。"

一直被选

2005年9月，家里老人动手术，张立宪回去陪了两天床，赶回北京。当时他已谈妥一份新工作：一家准备上市的公司，职位不错，收入可观，人事部已约好他回去报到。

石家庄回北京大巴，忽然起了大雾，高速封了，改走国道。三四个小时的路，那晚走了七八个小时，过了十二点才到。车上百无聊赖，他开始想：像我这种人，能力还行，人缘也好，在体制内、在北京，都没受过委屈，接不完的单子，挣不完的钱，永远有机会等着我——可这本质上，都是别人在挑选我。甭管说得多动人、待遇多高，本质就是你在接受对方挑选，不是你主动的。

他做了个假设：假如没人要我，我自己最想干什么？那个朦胧了多年、没事就瞎做梦的念头，一下凸显出来——他要编一套书。一本书背后的资金、稿件、工艺、销售怎么流转，他全摸透了。"把眼前这些都挪走，我真正想做的事就凸显出来，非常具体，非常诱人。"

回到家已是凌晨一两点，老婆还在石家庄，屋里就他一个。他翻来覆去想，"像发了疯一样，困了就睡，饿了就吃，剩下的时间全用来把这件事想清楚。"他婉拒的那家公司——后来它真上市了。"千万别想成扬眉吐气的结果，不是那样。我只是有我更应该做的事。"

他算了一笔账：用试刊号印一千本，成本两三万，一本都卖不出去，也就赔两三万，那就老老实实回去打工。"这不算孤注一掷。"他很快做出试刊号，拿去跟发行商谈。打样上他特意留了个日期，2005年11月6日——他三十六岁生日。"算给自己留个小彩蛋。"

不是你的钱不要动

做读库前，张立宪先被同行坑过一次。2004年他自己出了本书，印两万册，百分之十版税，他算下来能拿四万，够还半年多月供——那时月供四千二。协议是朋友替他在那家出版公司签的，他看都没看就签了，随手扔了。后来朋友离职，等他真有了经济压力去要版税，对方说只能结一万多：按销量不按印数结，网店折扣低，版税也不能按百分之十。"一脚踩空的感觉非常强烈。"对方把他当年没看就签的协议翻给他看——确实写着按销量。

养好伤、缓过经济压力，他想的是：如果我来做公司，不能这么做。从读库第一天起，他就一板一眼守着自己认准的几条出版伦理：决定印多少就按印数给作者结，哪怕一本没卖出去、全压在库房，那是我的责任；条款不能只对自己有利，换个位置我也要乐意接受；一个人代表公司签的合同，人走了公司也得认账，不能让他为难。读库是文集，涉及很多作者，他设的是一次性稿费，定得比版税比例还高。"你不要动不是你的钱。"

2007年中秋，该收的钱收不回来，该付给纸厂、印厂的钱他不肯拖。他取了各种钱，书包里装着好几万现金，一笔笔送出去。最沮丧的不是没钱，是书明明挣钱，他还过得这么紧。

最大的诱惑在2008年。汶川地震，他张罗着募款，想请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用灾后建材做低成本乡村建筑。读者把钱直接打到他个人账号，大概三四十万。谢英俊那边没那么快，这笔钱就在他的建设银行卡上趴着。那阵读库周转不开，常常入不敷出。"说真的，我把这三四十万拿出来用一下，下个月还回去，也没人知道。"他没动。

过了没两天，警察敲门——银行注意到大量资金汇进他的账户，报了警。刑警把他带到大队，他说明情况。警察说：你但凡刷了这张卡，哪怕买一个汉堡，今天就走不了了。他惊出一身冷汗。"我真的不是没动过这个念头。我真的动过。"

不回头

《读库》第一期首印一万二。"这个数量肯定挣钱。"很快加印。

早先读者邮购，大多从邮局汇款。他在邮局排队取一摞汇款单，再照地址把一袋袋书拎到柜台寄出。书越寄越多，他跟邮局说，每次要发好几百个包裹，能不能来家里拉。邮局把大麻袋放他家，他装满一袋就让人来拉。又过些日子，门铃响了，是快递公司的：你们家是不是发书，能不能我们来发？第一个月快递费七百，第二个月一千七，第三个月三千，第四个月五千。"我做出一个大胆判断：未来，中国满大街跑的都是快递员。这个判断救了我。"2008年2月26日，他自己摸索着在淘宝开了店，一件件上传到凌晨两三点，店刚搭好，就有了订单。

家里就是仓库，堆满了书，老婆用书摞成一个宝座，两手搭在书上看电视。到2008年下半年，才另找了房子。第一个员工是朋友介绍的姑娘，在他家饭桌上聊了聊就来上班，月薪三千，处理订单，中午一起吃碗面——她做到现在，孩子都快小学毕业了。第二个是在中关村摆摊卖过电脑的小伙子，后来做了南通物流基地的主管。每年春节前，最后一批货最紧张，读者赶来帮忙打包，里头有律师、医生、博士生。一个农大博士生毕业前来帮工，张立宪问你没找到工作就来这儿干吧，她真来了，成了第三个员工。

2012年，一个库房被雨冲垮。父亲想拿出家里不多的钱，支援他渡过难关。从考高中、考大学、选专业、工作、买房、来北京、辞职，父亲都没管过他，"都是我做完跟他说一声"。"这是我的工作给我的，即使有折磨，也都看作享受，拿什么，我都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