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驰
水姐约 9 分钟周末愉快，静心观世面。
五月老刷到周星驰的电影解读。可能是CCTV-6五月下旬密集地播周星驰的电影；也可能是最近明清的讨论很猛烈。
大家都在解析《唐伯虎点秋香》。
华府的厅堂里，九五二七陪着八位夫人打麻将。屏幕里他笑。屏幕外，有人忽然觉得不对。
是同一部片子，同一个笑话。三十年前看着热闹，三十年后看着，鼻子有些酸。
周星驰自己讲过，大家都认为他拍的是喜剧，其实他拍的是悲剧。当时谁也没在意。现在才有人在意。
一个笑话要等三十年才被听懂，它就不再是笑话了。
中国人的笑从来不轻。
《史记》里太史公专列《滑稽列传》。优孟唱秦巫之歌，劝楚庄王不要为爱马造陵。淳于髡借酒说事，齐威王听完，七年的怠政就此收住。优旃靠一句俏皮话，止住了秦皇漆城的工程。
那些话，正经的大臣讲不出口，要让唱戏的、做小丑的人，借一身彩衣讲出来。
为什么？
是体面。
是士的体面，也是君主的体面。讲的人冒一层险，听的人冒一层险。所以那些笑都不轻。
这条暗线一直没断过。
源头是庄子，用寓言、重言、卮言说话。到司马迁，《史记》里列了一篇《滑稽列传》，这条路上才算立了第一块碑。寒山进天台山，写下“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是半途拐进山里的一支。苏东坡走到路中段，《赤壁赋》末了一句“客喜而笑”。辛弃疾手里多了件兵器，“醉里挑灯看剑”。曹雪芹最直接，干脆把这路上的公式写成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周星驰接住的，是这条暗线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一节。
他用的不是诗，不是词，不是小说。他用的是大众电影，这条传统从未用过的、最闹的载体。
要懂他这些电影，最后绕不开他这个人。
他的名字出自《滕王阁序》：“雄州雾列，俊采星驰”。据说是外婆起的。
俊采星驰，字面是英才如星划过夜空。底下还有一层。星是亮的，但亮得短，亮过就走。王勃自己写完这篇序不久就死了，二十六七岁。
这名字落到一个穷孩子身上。父亲在他七岁那年离开。母亲凌宝儿一个人拉扯三个小孩。九龙的旧楼里，一个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的男孩，名字里却放着滕王阁的富贵气、那种宇宙苍茫的疾速感。
人有时是被自己的名字塑造的。他后来的所有片子，差不多都在写这同一件事：一颗星短暂地亮过，然后什么也没留下。
他是从一只僵尸开始的。
一九八三年，二十一岁，从无线训练班毕业，他被分去儿童节目《430穿梭机》。做主持，并演了一出单元剧，叫《黑白僵尸》。画着白脸，扮一只笑嘻嘻的小鬼。一扮四年！！
后来他成名，喜欢讲跑龙套那段。其实跑龙套之前还有这一段。他先做过四年的僵尸。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每天上班把脸涂白，给小孩做鬼脸，让小孩笑。这事不太像表演史的起点，更像某种修行的起点：先学会戴上一张不是自己的脸，先学会被人当作好笑的东西，先学会在被错看的位置上稳稳待住。
他立志的对象是李小龙。想成为“一帮之主”，他小时候这样说过。一个九龙穷孩子的大英雄梦。
他后来没成为李小龙，那条路上没有第二个人。
然而，他成了喜剧之王。
最想用拳头的人，最后用了笑。介质换了，那个想要“打出去”的人没换。
他的电影可以分成几段路看。
一开始他是个跟班。1990年的《赌圣》让他从龙套变成星仔。《赌圣》《逃学威龙》《审死官》《武状元苏乞儿》——早年这些作品里，他借赌片、借警匪、借武侠、借古装的壳，把自己塞进去。
这一段他在学手艺，也在学怎么让笑话变重。
到一九九三年的《唐伯虎点秋香》，他第一次署名“导演”。这部片子表面是闹剧，骨子里是另一件事：江南才子娶了八位妻妾，发现她们一个比一个浑浊。诗集撕了垫桌脚，《百鸟朝凤》剪开做玩具，《百花图》盖在桌上沾着汤汁。
笑话铺得越响，往下越沉。
他被编了号——九五二七。一个人到了被编号的地步，名字也就让出去了。剩下一张脸，每一笑比上一笑更难一点。
唐伯虎的笑、九五二七的笑、华安的笑，是同一种笑，是哭不出口的人最后剩下的那一种表情。
周星驰把这种表情借给了一代人。一代人一开始不晓得是借的。后来某一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脸上有相似的纹路，回头把那些片子又看了一遍，才慢慢明白。
1995年的《大话西游》是他真正的转折。
至尊宝拿着月光宝盒，想回到从前，怎么回也回不去。“他好像一条狗。”这一句当年是梗，现在不是了。
这部片子上映时被市场骂“故弄玄虚”，票房惨败。一个艺人最掏心的作品被观众嫌弃，会有两种反应：
一种是再也不掏了；
一种是从此自己控制一切。
他选了后者。
1996年，他成立星辉海外。从这一年起，他不再为别人打工。他先是出品人，后来是编剧、导演、主演一肩挑。
商业上的独立，带来了美学上的独立。
“作者周星驰”，是从这一年正式开始的。作者这个词，真强大啊！
1999年的《喜剧之王》，是他第一次把自己直接写进剧本。
尹天仇就是九十年代初那个还在跑龙套的他。捧着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被人嫌弃，被人推开。每天去茶水间领一份盒饭。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这一句台词是从更深的地方长出来的——是从那只画着白脸的僵尸长出来的，是从一个不被认作演员的人把这件事忍了很多年里长出来的。
2001年的《少林足球》他第一次独立执导。同一部电影里他拿了金像奖最佳导演与最佳男主角——好像是华语电影史上独一份的成绩。
2004年的《功夫》是他全部美学的总结。那部片子里有一场戏拍得极轻、极重。
街上一个小流氓被斧头帮的人捅了一刀。他流着血躺在地上，仰着脸，看见一群人围过来，朝他脸上啐口水。
那个小流氓，是他自己演的。
口水从天上落下来。他先是不甘心。然后是不解。然后忽然明白了。
没有台词。没有配乐。一个被人踩到底的人，在被踩得最深的那一刻，忽然知道：他自己其实不是踩别人的那种人。
然后他从地上爬起来，回身去找火云邪神，被打了一顿——任督二脉打通，从龙套变成高手。
这是很中国式的开悟。不在山上、不在禅堂、是在街上挨打的那一瞬间。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开悟，是混混也能开悟。
这一场，拍的是他自己。从九龙旧楼里的穷孩子，到电视台画白脸的小僵尸，到跑龙套被人嫌十年，到星爷，到师父！
这一路上挨过的所有口水，他在电影里一并还给了自己，也一并还给了一代和他一起长大的观众。
我们这些人，这二三十年里被时代踹过几脚、被人错看过几年的人，其实都站在那一场口水戏的镜头底下。
他抬起头来，于是，我们也抬起头来！
2008年的《长江7号》，是他最后一次在自己的电影里担任主角。
此后他不再演。
《西游·降魔篇》《美人鱼》《新喜剧之王》等等陆续出来，他把镜头让给了别人。
他退到镜头后面，安排别人去经历他经历过的事——被踩、被笑、被错看——然后在快要承受不住的那一刻，让一个东西出现，把那个人拉一把。
有时那个东西是一条鱼。有时是一只外星狗。有时只是一句话。
他从被救的人，变成了镜头外的、安排救援的人。这是修行人的另一个阶段。前半生写自己怎么挨打，后半生让别人挨打的时候自己悄悄递水。
这一转身大多数人没看见。
表面上看，他只是不演了！实际上，你细品！
他的老妈凌宝儿，从没有出现在他的电影里。但她其实从来没缺过席。
《功夫》里那个叼着烟卷骂街的包租婆，口里粗，手底狠，把整条猪笼城寨护在身后；
《长江7号》里的父亲是一个清洁工，每天爬钢架，背一袋冷掉的盒饭回家，表面是父亲，骨子里，其实是母亲的影子；
《美人鱼》里那个独眼的姐姐；
《喜剧之王》里那个等了一晚回来给他下面条的女孩。
他电影里所有真正能把人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都是同一个女人。又凶，又苦，又不肯让人看出她苦。一边骂你没出息，一边攒钱给你买一双新鞋。
这个女人他没有正面写过一次。但我想，她的精神其实散布在每一部片子里。
有的儿子是用嘴谈母亲的；有的儿子是用一辈子在还她。
把他放回中国文化的长谱系里看，他属于一条很长的暗线。
跟寒山最像。对，我今年经常提到寒山！研究了好几个月了！他是疯疯癫癫的诗人鼻祖！
寒山的诗一面写“众星罗列夜深明，岩点孤灯月未沉”，是真的禅。一面又写“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是市井的骂。
他不像端着的山中高僧，他是村里的疯子，袒胸跣足，拍手大笑。
周星驰也是。一边画白脸演给小孩看的僵尸，一边在镜头底下藏《唐寅诗集》被撕来垫桌脚的悲愤。两个人都在闹腾的外壳里修行。两个人都拒绝庙堂的体面。
两个人最后都退到偏僻处——寒山进山，周星驰进香港的公寓。
两个人甚至共享同一种延迟：寒山的诗在中国一直没人当回事，要等日本禅宗把他推上去，甚至在美国旧金山大放异彩，再回流，才被我们重新看见。
周星驰要等三十年，最近才被一代人重读。
跟辛弃疾是另一种近。
辛弃疾骨子里是个武将。二十二岁带五十骑闯五万人的金营，把叛徒张安国绑回来。但南宋朝廷不用他。他被搁在江西农村二十多年，眼看着金人骑兵踢踏中原，一个字使不上劲。
他后来写的那些词句，例如醉里挑灯看剑、了却君王天下事、廉颇老矣，表面是醉话、闲话、牢骚，骨子里都是一把生锈的剑在桌底下发响。
辛弃疾的剑用不上，他改用词。周星驰的拳用不上，他改用笑。介质不同，结构一样：最想做的那件事做不了，把它压进另一件事里。
辛弃疾的词里到处是兵器。周星驰的电影里到处是李小龙。这是同一种执念，隔了八百年。
跟《红楼梦》是结构上的相同。
曹雪芹卷首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周星驰自述：“观众看不懂是我的责任。我拍的是悲剧，却被当作喜剧。”
两句话表面相反。一个把责任推给读者，一个揽到自己身上。其实是同一件事：这部作品的表面和深层之间有一道沟，沟两边的人不容易碰头。
更深的一处共性是：两者都是末世写作。
《红楼》写一个旧时代家族在崩塌前最后的繁华；周星驰电影里反复出现的“八旗夫人”“焚毁的圆明园”“前朝的尚方剑”“回不去的从前”，也是一种末世感。
曹雪芹写的是某个具体王朝的末世，周星驰写的是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那种更弥散的末世。现在看来，确实是，每天专心读本书的人，是稀缺动物！
但“写剩下的东西”这个姿态，是同一个。
每个人在他身上看到的影子，其实是这条暗线上自己最熟悉的那一节回光。鲁迅的读者在他身上看见鲁迅；《红楼》的读者在他身上看见《红楼》；禅宗的读者在他身上看见寒山。
这不是巧合。
是这条暗线本身在他这里又亮了一次。
成名之后他越发难以接近。
跟他合作过的人都说他难。不是脾气难，是要求难。一条戏可以拍上百遍。他不让别人糊弄，也不让自己糊弄。
香港的报纸隔很久提一句：说他独居。说他不爱见人。说房子空旷。说他抠门，连吃饭都计较。说他和合作多年的伙伴闹翻。说他和前女友打官司。
他当然不是完人，是非依然缠身。
但要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电影人看，是看不懂他的。他更像是一个老式的师父——拜了一门艺，把一辈子押上去，押完之后整个人就素了下来。
这条路向来不热闹。
寒山的山，弘一的庙，周星驰的悲欢，本质相通。
优孟在楚庄王死后也不再表演。他清楚有些笑是为特定的人留的。人没了，笑也就收了。
CCTV-6的午后还在放他的电影。
一代人终于在沙发上看明白了。看明白之后没什么好说的。
笑讲完了。
后面的事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