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怒目少年》：我在阜阳没有朋友

1944年夏天，离开阜阳前，19岁的王鼎钧登上文峰塔，在塔室墙上题："阜阳一粒粟，壮士万金躯，临歧不忍去，来作登高呼。"他自问呼喊什么——大概是"阜阳再见"。"想说再见，没个人听。"下一行，是整部《怒目少年》最狠的自供："很遗憾，我在阜阳没有朋友。"

王鼎钧，1925年生，山东兰陵人。1942年夏，17岁，过日军封锁线，走500华里到阜阳，入李仙洲办的国立二十二中，在设在阜阳西关打蛋厂的二分校读初中。1944年夏随校西迁陕西汉阴，在阜阳整两年。《怒目少年》1995年自印，2005年尔雅出版社重排，全书近四百页，"阜阳"出现在四十五页上，写阜阳最多，他却说没有朋友，还补充："没有交到朋友，你不能算是真正住过那个地方。"

按他自己立的标准，他不算真正住过阜阳。可是把回忆录四部曲摊开，把历代《颍州府志》摊开，把阜阳写得最鲜活的，正是这个"不算真正住过"的人。

这不是我一个阜阳人的偏心。上世纪七十年代，王鼎钧的"人生三书"在台湾总发行量六十万册，文坛称他"一代中国人的眼睛"；1992年到2009年，他用十七年写完回忆录四部曲；2013年，三联书店把四部曲引进大陆。

我读王鼎钧，是表姐江林推荐，她是著名记者，写过第四军医大学生张华舍命跳粪坑救老农值不值的报道。原以为王鼎钧不是特别出名的人，后发现，吴声、蒋涛、梁宁都读过。他们没一个是阜阳人，肯定不是因为他写了阜阳才去读。我问蒋涛为什么读？他说：王鼎钧的叙事能力非常厉害。

一个山东人写阜阳，让一群和阜阳不相干的互联网人传来传去。我是阜阳人，在阜阳长大，却没替阜阳写过一个字，一个只住过两年的外乡人，替这座城记下了河、馍、灾荒和塔，我汗颜。王鼎钧说他亏欠阜阳；我读到这一句，第一次觉得自己也亏欠阜阳。

王鼎钧解释："没有朋友也就没有恩怨，没有得失，对那地方的好感不易变质，时间越久思念越深。"

这句话，可以用我最近喜欢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体翻译一遍。布罗代尔把历史切成三层：①几乎不动的地理结构②缓慢起伏的社会经济③转瞬即逝的事件。事件层，他比作海面的泡沫。朋友、恩怨、得失，全是泡沫层的东西——人住进一座城，记忆通常先被泡沫挂住：同桌、邻居、债主、初恋。王鼎钧在阜阳两年，没进泡沫层。他的记忆没有泡沫可附着，直接沉底。

沉到哪一层？尔雅版第131页有现成证据。《贫穷的母亲养育了太多的孩子》一章，开头不写母亲，不写孩子，写地名：

阜阳阜阳，应该有阜。字典上说，"阜"是高大的丘陵。来到阜阳，举目只见河水麦田。

他去问国文老师李仲廉：阜在哪里。答：阜在百里之外，那里的人民舍弃了高地，迁来低洼的水边，把家家户户的地基垫高——为了水运，为了贸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怕什么淹水"。代价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可是"无雨旱灾"；泥鳅上街，青蛙入户，钟鼓楼多次被水冲坏。

李仲廉先生的词源，是一笔旧账。"阜阳"城名，1735年才有：雍正十三年，两江总督赵弘恩奏请颍州升府、添设附郭县，安徽巡抚王纮题本"添设新县，恭候钦定佳名"，七月十三日吏部议奏，雍正当天钦定二字：阜阳。为什么叫阜阳，皇帝没有说。道光九年重修《阜阳县志》，学者翻遍史料，只能认账："阜阳之名，是为钦定，无庸以管蠡窥测。"后人向上攀附：明成化《中都志》记"阜阳城在（颍）州西一百五十里废沈丘县南"，在今临泉一带；再往前攀到东汉阜阳侯刘显。但刘显实际封邑却在山东济南国，古济水沿岸（常泽宇考证，《中国地方志》2021年第5期），颍州历代旧志的两汉封爵表里，慎侯、汝阴侯、鮦阳侯一一在列，独独没有阜阳侯——编志书的人自己都没把刘显算作阜阳人。这笔账我在本系列《济南阜阳侯临泉阜阳城雍正赐颍州阜阳》里清过。李仲廉说"阜在百里之外"，来自《中都志》说"州西一百五十里"——他传给山东少年的，正是那座来历不明的"阜阳城"。考据上他错了；但他答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这座城为什么长在水边——那一半，至今成立。

阜阳没有山，连像样的土堆都没有；我小时候从没见过山，特别稀罕山，坐火车经过山，总看个不够。全城的"高地"，只有清颍公园一座假山，太小，我们都叫它假山。王鼎钧1942年举目只见河水麦田，我童年举目所见，还是水洼。这块地方用了两千二百年"汝阴"，一千二百年"颍州"，汝和颍都是河。水是现实，阜是盼头。阜阳人一直在洼中，求高地。

翻过一页，他接着写军事地理：阜阳附近十五条河，著名的有颍河、泉河、涡河、茨河、洪河；西北，一条河是一道防线，一道天然工事；东南，河渠纵横成沼泽，易守难攻。日军沿陇海路西进、津浦路南下，对这块肘腋之地只能虎视眈眈，"阜阳也就像'楔子'一样插进，成了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把军队、情报员、行政官吏送进沦陷区，把难民、物资、青年学生接回来。然后是被原书排成黑体的一句：

大地是上帝的棋盘。有什么样的地形，就有什么样的棋局，有什么样的棋局，棋子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二十二中是李仙洲在这方棋盘上的一个布局，王鼎钧是棋盘上的一枚子。

一分校的校舍，是"现有的纪录指控他横征暴敛"的倪督军留下的庄园；二分校的教室，是英国妇人留下、战时关了门的打蛋厂厂房；阜阳八县水旱蝗接连不断，号称"安徽的西伯利亚"，1943年秋的水、1944年夏的旱，王鼎钧亲眼看见。塔、河、馍、灾、价格——他的阜阳以结构为索引，他没有人可索引。书里也写人，写得多，但几乎全是制度里的人：校长、军训教官、国文老师、化学老师，职务在前，交情在后。

没有朋友，不全是十七岁不懂交友。他自己解剖过："我们的学校的确像座军营，一个封闭的系统，和地方很少交流。"1943年阜阳发生瘟疫，有些医生怕传染关了诊所，二十二中每个分校都有医官有护士，"可惜没能全面出动义诊"；1943年秋的水、1944年夏的旱，"触目皆是灾民，师生并没有集体出动帮助灾民的行动"——而学校照常开饭，征粮购粮由保长承办，一石一石，从灾年的八县里征出来。军训的大字标语是"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很有优越感"。一个少年没有朋友，是几千个少年组成的机构没有朋友的缩影：国家把他们包进一层制度的膜，膜外是供养他们的城。"许多年后，我才发觉对阜阳父老亏欠太多。只有对国家的责任，没有对老百姓的责任。"

教他读书的牛锡嘏老师，1957年划为右派，始终拒绝认罪——"他认为抵抗日本侵略、教育青年子弟，都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不准读书，两个儿子都不识字。"1986年，王鼎钧从纽约向大陆寻人，找到牛老师的儿子牛阜生——"'阜生'生于安徽阜阳，正是牛老师教我读书的地方，听来倍感亲切"。他寄去一张支票。"这是我欠牛老师的债。"

"阜生收到了钱，不能自己回信。"

一九四四年，他在塔上想说再见，没个人听。一九八六年，他寄出支票，对方不能回信。

文峰塔，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颍州知州陈九陛倡建，为振文风；全砖结构，七层八边，通高31.8米。这些数字，王鼎钧是八十年代托大陆亲友买来一本阜阳地方志抄的，"难得很呢，买这样冷门的书，怀疑你是搜集情报"。离开之后四十年，他反复梦见这座塔：塔像竹笋一般生长，插入云端，高到可怕的程度，层数爬不完；1949年解放军包围上海，他在上海梦见倾盆大雨，自己站在塔里，低头看洪水泛滥。八十年代有人告诉他，1948年塔就变成了一堆瓦砾，"内战双方都使用高塔瞭望敌情，双方也都容不得它存在"，后来政府修复古迹，塔"出落得很漂亮"。

今天阜阳的记载里，1948年文峰塔并未倒塌。那年3月底阜阳战役，守军据塔架起轻重机枪——这是全城唯一制高点；解放军攻塔三天，4月1日晚剪断铁丝网，炸药已经装进塔身，守塔的兵眼见塔毁人亡，打死排长，投降l 。塔中了炮弹，塔基炸开缺口，弹痕累累，1988年修塔，清出的弹皮弹壳论公斤计。王鼎钧听到的"一堆瓦砾"是传闻，把"中弹"记成了"全毁"；"双方都容不得它存在"，这半句他没记错——炸药真的装进去了。我十来岁的时候多次爬上去过，三层到四层最难爬，台阶完全不存在，要扣紧断砖，像攀岩那样挪上去，好在那时臂力大于体重。

王鼎钧说："自从知道文峰塔轮回新生，我就作与塔有关的梦。"

想说再见，没个人听。后来，他把这句话写成了四百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