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诊断：阜阳借出去一代人

2026 年 6 月，我把阜阳 2024 年的经济公报，推到桌子对面。户籍人口 1070 万，常住人口 814 万，人均可支配收入 28657 元。全国人均 41000元。

户籍和常住差256 万人，里面绝大多数是劳动年龄人口。他们不在阜阳，在长三角、珠三角的工地、产线和外卖箱后面。

"先别问我阜阳怎么办，"刘易斯把公报推回来，"先告诉我，这 200 多万人离开的那年，他们在阜阳一天挣多少，到了东莞一天挣多少？"

工资不动的那 20 年

1954 年，刘易斯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把穷国切成两块：糊口的传统农业，赚钱的现代工业。农业那块人多到边际产出趋近于零，多走一个，地里的粮食不少打。

"现代部门可以按一个几乎不动的工资，把农村的人一批一批抽走，"刘易斯说，"抽到农业的剩余劳动见底，工资才开始涨。”这个点，后来的人叫它刘易斯拐点。

他指着 256 万这个数："阜阳是被抽水的池子。问题是，阜阳池子见底了没有？"

我手头没有能回答他的那条数据。从 90 年代中期民工潮算起，阜阳籍农民工在沿海的工资曲线，对照阜阳本地同岗工资，统计局 30 年没有开列过。中国整体大约在 2010 年前后撞上了刘易斯拐点的争论——民工荒、涨薪潮都是那几年的事。阜阳这个池子有没有跟着见底，没有那条曲线，只能靠猜。

刘易斯更冰凉的是后半句：抽水的 20 年，沿海拿走阜阳最壮的劳动力，留给阜阳的是老人和小孩。这笔损耗不进 GDP，进了阜阳的养老院和一年年撤并的乡村小学。

刘易斯自己想当工程师。他在诺奖自述里写过一句：殖民政府和糖厂都不雇黑人工程师。他改学经济，是因为人的价钱由出生地定，不由本事定。一个阜阳人和一个上海人同样拧螺丝，工资差的那一截，是地理收的税——这一点，刘易斯比桌上任何人都先懂。

阜阳最大的出口是人

舒尔茨接过去。他在 1961 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演说里讲《人力资本投资》。"农民不蠢，"舒尔茨说，"传统农业里的农民，已经把现有要素配到了最优。穷，但有效率。你往地里再砸化肥砸人力，回报递减。出路是新要素：种子、技术、教育。"

他看阜阳第一产业那个数：436.5 亿。又看一眼城乡：农村人均可支配 19439 元，城镇 43097 元，相差 2.22倍。"这是阜阳账面上的农业。但阜阳真正的出口，不在这张表上。"

"阜阳最大的出口是人。一个阜阳孩子，从出生养到 18 岁、读完初中——全国农民工里初中学历占一半还多——这 18 年的奶粉、学费、看病，阜阳的家和阜阳的学校全付了。人一成年，去东莞拧螺丝。养的成本阜阳出，用的收益东莞拿。"

这是人力资本的逆向转移支付：方向从穷地方流向富地方，市场不会让它自己流回来。

阜阳常年在外务工的，按人社局口径 368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七成。按全国外出农民工 2024 年月均收入 5634 元、每人每月往家寄 1000 出头粗算，一年汇款四五百亿量级。舒尔茨摇头："汇回来的是利息，借出去的是本金。本金是一代人的青春，连同他们 18 年的养育成本。利息再大，不等于本金回来了。"

沿海越长阜阳越空

1974 年，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同获诺奖。哈耶克信市场自发把资源配好，缪尔达尔不信。

"市场不会自动抹平地区差距，市场会把它撑大，"缪尔达尔说，"我管这个叫循环累积因果。一个地方先起来了，它就从周边把资本、人才、能办事的人吸过去。我叫它回流效应。它也往外撒一点订单和技术，叫扩散效应。早期，回流永远压倒扩散。"

他指着那 256 万人："走的是哪些人？最敢闯的、最年轻的、最不甘心的。一个地方把这批人持续输出 20 年，剩下的人里，会去逼着本地变好的那批，越来越少。沿海每长高一寸，阜阳就被抽空一分。这不是阜阳不努力，是结构在自我强化。"

缪尔达尔在 1968 年《亚洲的戏剧》里，把政策上了墙、执行落了空的状态，叫软政权。"阜阳要逆转回流，只能靠一只手去顶，逆着市场把人才和资本往回拉。那只手硬不硬，不看墙上贴了多少政策，看一件事。"

阜阳从 2008 年起办"接您回家"，到现在引导 6.35 万人回乡创业、办起 3.78 万个经济实体。缪尔达尔要的，是这些实体 3 年后还活着的占几成。这个数没公开。活下来的比例，是判断那只手到底硬没硬的唯一证据。

只靠汇款撑的县域经济，经不起沿海打一个喷嚏。一次产业外迁，四五百亿汇款立刻缩水，缩的时候，阜阳手里没有本地产业接着。

走的人投了票

缪尔达尔讲的是钱和人怎么被吸走。赫希曼要问的是：被吸走的那些人里，本来可以留下改变什么？

赫希曼是这桌人里唯一到死没拿诺奖的。1970 年他写《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一个地方不满，有两条路。一条退出，走人；一条呼吁，留下来改它。

"那 256 万人，选的是退出，"赫希曼说，"用脚投票。留在阜阳一天挣几十块，出去挣两百，对个人，这是最优解。"

"可对阜阳，退出有代价。会呼吁的人，往往就是那些最该退出的人——能干、有想法、不认命。他们一退出，留下来呼吁的声音就弱了。一个地方持续地把呼吁者变成退出者，它改良自己的内部动力就枯了。"

阜阳是中国五大农民工集散地之一，京九线上的大站，每年春运的民工潮始发地。赫希曼盯着这一条："一条铁路，可以是联系——把订单、产业引进来；也可以只是一条更顺的退出通道，把人更快送走。是哪一种，看货流方向，不看站台大小。"阜阳机场去年旅客 127 万人次，快递 4.4 亿件。东西在动，人也在动。他要的是净方向：进的多，还是出的多？

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里留了个概念，叫隧道效应。堵车的隧道里，旁边那条道先动了，你一开始不急，因为你以为快轮到自己。"阜阳人看着沿海亲戚先富，忍了 20 多年。"他停下来，"隧道效应有保质期。旁边动了太久，自己这条道一直不动，忍耐会到头。"

凭什么留住他们

1980 年，舒尔茨拿诺奖第二年，到北大演讲，题目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校方派一个在读硕士给他当翻译，那人叫林毅夫。舒尔茨从台下反应看出这年轻人懂，回美国后写信邀他去芝加哥，收做关门弟子，亲自当博士导师。2001 年，我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读财经奖学金，主讲老师就是林毅夫——那时他从芝加哥回来快 20 年了。

林毅夫后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和缪尔达尔的诊断不是对着干，是接着往下开方：穷地方顺着自己的要素禀赋选产业，阜阳的禀赋是劳动力多；等沿海工资涨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密集的产业会往中西部转，阜阳的机会是接住它。在他那里，回流不是宿命，浪会往回涌。

我当年听林毅夫的课，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致福轩激情四溢地面向我们10个学生对杨小凯"后发劣势"的批判。他坚定地认为"后发优势"大于"后发劣势"。当时就不以为然，但我一声未吭。现在对林毅夫永远的乐观，我更加不以为然。2008年，林毅夫去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之前，向财经奖学金百人会演讲《儒家文化可以支撑中国现代化》，当时就有同学问：“那，普世价值该放哪？”

回头看阜阳，我问的不是缪尔达尔对，还是林毅夫对。我问的是另一个。

如果离开对每一个阜阳人都是最优解，那么"把人留住"这件事，到底是在帮阜阳，还是在要这 256 万人，替"阜阳"这个地名，扛下他们本来可以不扛的成本？

地方要发展，人要过日子。这是两件事。把它们说成一件事的，是地图，不是人。

我是记者，不替谁选。我能做的，是把这笔账记准。

4 个人，意见并不一致——缪尔达尔要硬手往回拉，林毅夫要顺禀赋等产业转。但诊断接近：阜阳不是不努力，是它在全国分工里被摆的那个位置——人口蓄水池、人力资本的净输出地。没一个人开得出弯道超车的方子。

最该怀疑的，其实不是哪个人的药方，是问题本身。"阜阳怎么办"——这一问，预设了阜阳这个地名应该被办好。可那 256 万人，早就用脚给了另一个答案。

《阜阳志》不负责开方。它只记一件事：一个地方，把自己最壮的一代人，借了出去。

20 年后，钱回来了，人没回来。

统计公报里，这叫人口流动。

在阜阳，这叫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