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熟悉的“国民顶流”，为什么都出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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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唐诗之路」

                                     记者 | 艾江涛

长期以来，人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何中国最好的诗，写作于盛唐？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用整本书对此做出了回答，在她看来，这既与诗歌自身的发展有关，也与那个时代的风气有关——那是一个情感超过思理的时代，“热情、爽朗、乐观、天真、富于幻想和进取精神——盛唐诗人所有的这些特质，乃是属于纯诗的品质，因而最好的诗必然出现在盛唐”。

这个时代的特有气质，被林庚先生概括为“少年精神”。其背后的核心是，盛唐的统治者，向各个阶层的士子们前所未有地开放了朝堂的大门，而且每每以出将入相的远大目标激励他们。那时的士子们，除了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还可以通过皇上临时下诏举办的制举进入朝堂。此外的路径，还有门荫、荐举、从军，更难想象的是，由于盛唐统治者对隐士极为优待，就连隐逸也成为“终南捷径”。在那样的时代，士人们普遍渴望求取功名、建功立业，正如隐士孟浩然所说的“端居耻圣明”，意思是说，生活在太平盛世却闲居无为，内心会十分羞愧。

然而，入仕的道路并非坦途。就拿最受士子们重视的进士科考试来说，每年几千人参加，能够及第的不过一二十人。就算通过科考、吏部铨试，好不容易被授官职，多数人也要从外地诸如县尉一类的小官做起，长期沉沦下僚，与士子们的理想大相径庭。此外，盛世并不长久，尤其进入天宝之后，随着开元年间的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被贬斥，朝政在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把持下日益黑暗，最终导致的“安史之乱”，更彻底改变帝国命运。于是，本来就长期存在于士人心中的“仕”与“隐”的问题，在盛唐同样凸显。士人们或像孟浩然选择隐逸，或像岑参投身塞外军旅渴望建功立业，或像王维选择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这一“to be or not to be”的经典存在问题，呈现在盛唐士子们的创作中，便构成朝堂、边塞、山水三大典型的诗歌生成空间。

北庭故城遗址的东门处立了一尊岑参像。当年他就是在这里写下“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张雷 摄）

唐朝人重内轻外，首都长安不仅是无数人向往的帝国心脏，也是诗歌写作与传播的中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铁民，为我们描述了诗歌在京城的传播方式：“在京人们的互示互赠诗篇，应举进士的投行卷与纳省卷，都使得诗歌得以‘发表’和流传。长安麋集着大量公私歌伎乐工，她们将当代诗歌配曲演唱，也促进了诗歌的传播。由于京官的出使与外放、生徒的修业期满、举子的还乡、‘选人’的离京等原因，使得聚集于长安的文人士子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既能将自己与他们的诗作带入京师传播，又能将自己在长安获得的诗歌及时地传向四方。唐人对诗人的作品是否传于京师很看重，因为诗作一旦传于京师，也就能够较迅速地传向全国各地。”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极富创造力地提出“京城诗”的概念，相对于京城来说，其他地方就是外省，对于唐朝人来说，只要离开京城到地方做官，就意味着遭到贬谪。这一概念，容易让人想到19世纪的巴黎。从南北朝到初唐的漫长时间里，诗歌创作的中心是在宫廷和王府——想要成名，首先要到京城长安；在长安，则要取得王室成员及其宠贵的认可。一直到开元十年（722）九月，玄宗颁布《诫宗属制》，明确限制诸王、公主、驸马等宗室招揽宾客、交接外臣，才关闭了在京城获得诗歌声誉的旧途径。然而，惯性的力量是巨大的。由于唐代科举考卷不糊名，考生为了扬名，经常要拿着诗文干谒名公显贵，玄宗这道诏令带来的变化，不过是让士子们将干谒对象从皇室宗亲转移到了名公大臣。

宇文所安发现，盛唐诗歌被“京城诗”主宰，作为宫廷诗的延续与发展，“京城诗”很少被看作一门独立的艺术，而主要被当作一种社会实践。那时的人们写诗，更多出于实际社交场景的需求：宴饮、送别、游赏、唱和，甚至是友人拜访时的赠诗。另一方面，或许出于某种内心对朝堂上秩序等级繁文缛节的反抗，将诗歌当作超脱社交场合的个人艺术的观念，也在发展涌动着。王维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既能在京城诗界迎来送往的唱和中树立文名，又以亦官亦隐的智慧，发展出另一派禅味诗风。

与作为权力中心的朝堂相比，边塞在地理上意味着边缘，但因为盛唐时期边疆战事频繁，黄沙万里中也包含着建功立业、拜将入相、回到权力中心的必然期望。山水的意味则有些复杂，它既是山林隐逸、放松个人心性的场所，也是漫游寻胜、用奇想对冲现实桎梏的发现，还是仕隐两得、亦官亦隐的别业。朝堂与山水，魏阙与江湖，在盛唐人眼中，从来都可以相互转化、和谐共存。这一点，从长安和洛阳附近大量的郊区别业就可看出。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我们简直可以说，南方的山水诗主要产生于漫游，北方的山水诗则主要产生于别业。粗略地说，边塞诗，同样可被视为山水诗的变体，不过更为雄壮离奇罢了。

盛唐诗歌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叶嘉莹将其与汉魏诗歌进行比较：“如果说汉魏诗的特色是以‘风骨’为好，那么盛唐诗的特色则是以‘兴象’为主。什么是‘兴象’？就是结合了内心感发的大自然的景象。……汉魏与盛唐的诗都能传达出一种感发的力量，可是二者传达感发的方式不同：盛唐之诗借助于景物，汉魏之诗借助于叙述的口吻与句法。”至此，我们几乎可以说，不管你用什么词汇来形容盛唐诗歌美学，雄浑开阔也好，清丽自然也罢，它们都与唐人对自然山水的重新发现有关——不管是身居庙堂的官员，还是终身未能入仕的隐者，或是去边关亲历严酷战争与气候考验的战士，在他们的人生实践中，山水开始走出谈玄论道、避难之地，更多表现为人们日常栖居、精神畅游的生命感受。

本期封面，我们的三位记者，我以王维为主要叙述对象，讲述他在长安及附近的辋川别业，如何在他“亦官亦隐”的生命选择中，写下那些代表盛唐美学趣味的自然空灵的山水诗。

张星云则跟随曾在塞外军帐中待了六年的岑参的脚步，去了汉代的玉门关与阳关，西出阳关后广漠的大漠戈壁：莫贺延碛，北亭都护府所在地：北庭故城遗址，早期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交河故城。在盛唐诗坛，边塞诗是流行的写作风尚，这与当时频繁的对外战争有关——盛唐50年间，对外战争打了30年，期间只有开元十八年和开元二十四年西北没有战事，但东北又打了起来。战争既带给唐代士人们建功立业的机会，也让他们有机会写下大量边塞诗。张星云在文中引用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戴伟华的统计，尽管在盛唐诗坛曾有上千人写作边塞诗，但真正出塞者仅30多人，其中真正到过阳关、玉门关并从军西域边塞的，很可能仅岑参一人。在苍凉广漠的戈壁滩上，他真正体会到了岑参笔下的真实西域：“穷荒绝漠鸟不飞”。

交河故城，天宝十三载（754年）岑参在这里与西征归来的封常清相遇，作《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张雷 摄）

驳静则沿着曾在浙东游历长达三年的孟浩然的足迹，从杭州渔浦出发，往南到达唐代剡县的天姥山、剡溪，继续往南抵达天台山。本就是浙东人的驳静，通过这趟旅途，依然被这里古朴秀丽的山水吸引，她意识到这片山水本就携带的某种隐逸基因。曾长期浸泡其中的孟浩然，不仅在此写下大量清旷飘逸的山水诗，也渐渐将科举失意的不快涤荡一空，留给人们一个盛世隐者的鲜明形象。

通过这组文章，我们试图回到盛唐诗歌的三类典型创作现场，感受不同空间下的诗歌以及诗人们的内心世界。当然，也带着我们作为现代人，在这个时代下对“to be or not to be”的内心追问。仕或隐？进取还是“躺平”？符合社会规定还是追求自由心性？这些都是萦绕在不同时代人内心深处的存在难题。其中的永恒性，就如李白诗中所写：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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