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折叠：当核心家庭在一线城市瓦解

独立居住的美梦

中国城市家庭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独立居住的美梦。

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随着城市居住条件改善，市场经济腾飞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多，一对双职工夫妻带一个独生子女的小家庭模式成为主流。小家庭往往拥有独立的物理生活空间，并且实现了经济自主。面对育儿难题，夫妇两人的原生家庭以保持“一碗汤的距离”提供协助：派出一个协助者，在短时间内与小家庭共同居住，几年后离开。

社会学的研究也曾支持这一观点。

1989年，学者Ming Tsui 根据1982年中国五个城市家庭调查的数据得出了“核心家庭将成为中国城市主流家庭形态（Dominant pattern）”的结论；2004年，社会学研究发现，不和成年子女居住的老年人人口正在上升，传统的三代同堂的家庭在中国城市松动（使用2000年，1990年，1982年人口普查围观抽样数据）。到了2010年代初，也有学者乐观估计，个人主义在城市核心家庭滋生，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上升。

对于成长于这一时期的80后、90后而言，核心家庭不仅是一种居住形式，更是一种熟悉的生活经验。他们习惯了拥有自己的房间、安排自己的时间和保持相对明确的家庭边界。

与毛时代不同，在他们的成长年代，城市小家庭不再是为了生存而组成的经济单元，而是为了情感满足而结成的联盟。父母对他们的期待不是成为家庭重要的劳动力资源，是希望他们获得精神意义上的幸福快乐，有个人意志。

然而美梦易碎，这种生活经验并未实现代际传递，等他们长大，城市生活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马赛克家庭主义的兴起

2015年代后，“一碗汤的距离”在房价高企，工作节奏加快，托育资源匮乏的一线城市迅速被缩短为“零距离”。“一碗汤的距离”折价数百万元，普通家庭实在难以承担。“小家庭独立”成为一种奢求。小家庭孕育孩子后，面临的是与一方原生家庭的长辈长期同住，空间与生活的隐形边界被打破了。一家四口五口挤在五六十平米的小房子里的不在少数。如果小家庭选择孕育两个孩子，那么长达15年以上的共同捆绑也是现实。

社会学家计迎春创造了“马赛克家庭主义（Mosaic Familism）”一词来描摹城市家庭“三代捆绑”的现象。马赛克家庭主义的核心是双系父母长期深度参与到小家庭的家务与育儿事物之中，三代家庭成员亲密共生，像马赛克图案一样，紧密凝结在一起。在此模式下，传统大家庭的观念迅速回潮，尽孝道，养子女，承担家务劳动，共同提供经济支撑，成为了家庭的主线任务。

马赛克家庭中，夫妇中的一个人就变成了孤身一人加入到了一个陌生家庭中。该家庭按照既往几十年的熟悉方式运转，而自己则“寄人篱下”。

马赛克家庭主义并非意味着传统大家庭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出现。核心家庭并不是主动放弃独立，而是在高成本城市生活中逐渐失去了独立运行的能力。核心家庭中的个体的主体性衰减，逐渐沦为为了家庭正常运转的零部件和功能个体。

个体折叠

社会学研究关照到马赛克家庭主义的生活模式下的很多痛苦功能个体。比如祖辈成了“老漂族”（老年以后漂泊在城市的孤独个体），祖辈和中间层的两代女性被默认承担主要育儿劳动，两代女性在共同生活中隐秘而密集的争权，等等。

对于夹在中间的夫妇一代来说，他们既要承担育儿责任，也要协调双方老人；既要维持工作，又要维持家庭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失去了独处空间，也失去了按照自己意愿安排生活的自由。家庭共同体被维系住了，个体却被折叠进去了。

个体折叠并非简单的共同居住，而是不断将自己的空间、时间和意志让渡给家庭运转需求的过程。他们的生活像楚门的世界，看似每天有的自己的生活，但其实是作为一个角色在生活，自己的本来面貌逐渐模糊。

然而，中间夹层夫妇被折叠的痛苦是天然自带道德风险，不被认可的。如果老人帮忙带孩子，人们会说应该感恩。如果父母提供住房支持，人们会说应该知足。如果一家人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人们会说这是亲情和责任。

于是，一个成年人对于个人空间、独处时间和生活边界的需求，可以理所应当被污名化为自私、任性或者不成熟。个体折叠的痛苦不像贫困那样正当，也不像疾病那样值得同情。甚至连表达这种痛苦本身，都天然获罪。

在今天的公共讨论中，在一线城市的小房子里选择结婚生子，更是带有道德污名。人们可以从“对孩子不负责任”，“能力不足”等各种角度进行指责。能轻松被冠上“不懂感恩”“自由散漫”“日子过得太好不知道什么是甜”的帽子。甚至，往昔年少时期的空间和自由，也会被回推为“当时是异常的”。

痛苦漂移

问题解决不掉时，痛苦不会消散，它会以各种形式变形。除了激烈的代际关系冲突，人们可能选择逃避。

下班后坐在车里点烟休息半小时已经是最体面的方式，工作忙的理由会演化成千百种形态，也有考证，做副业等多种方法。这些方式必须得多少带一些“道德正确”才行，比如以上逃避方法都可以说是为了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和个人提升，逃也的逃出个政治正确才能行。

逃避之外，也有人破罐破摔，比如想要退出家庭角色的丈夫或妻子。

当一方沉溺于某个家庭角色里，并获得家庭集体道德背书时，另一方可能因此而彻底放弃。我们嘴上说说夫妇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但在实践中，家庭自然以孩子为轴心运转。

我做过的访谈中，执意要扮演好爸爸角色的男人，往往获得极高赞美，可枕边人抱怨连连，甚至忍无可忍，只有她知道，丈夫和自己的父母早已达成默契的家庭联盟，他通过做一个好爸爸，逃避和自己的接触。乃至自己想做的关于两个人关系的努力，都必须愧疚，因为那不是围绕着孩子产生的活动。

最后的困惑

马赛克家庭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家庭再生产的问题。它让双职工家庭能够继续运转，让孩子得到照顾，让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保持紧密联系，也让许多家庭得以在高成本城市环境中维持正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被拯救了。

但家庭被拯救之后，个体呢？

核心家庭实质性瓦解之后，曾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个人生活成了必须获得道德背书的行为。对于成长于城市核心家庭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失去的也许不仅仅是一个房间。他们失去的，是一种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生活经验：拥有边界，拥有独处，拥有不被家庭完全定义的人生。

而这种缓慢发生、难以命名的主体性收缩，或许正是一线城市家庭生活中最隐秘、也最难以言说的代价。

参考文献

Tsui, M. (1989). Changes in Chinese urban family structu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737-747.

Yingchun, J. (2017). A mosaic temporality: New dynamics of the gender and marriag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Temporalités. Revue de sciences sociales et humaines, (26).

曾毅, & 王正联. (2004). 从 2000 人口普查看我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 中 国 人 口 科 学, 5(2), 8.

沈奕斐. (2013). 个体化视角下的城市家庭认同变迁和女性崛起. 学海, 2, 64-71.

许加明, & 华学成. (2018). 流动的老年:“老漂族” 的形成机制与多重角色困境.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5, 3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