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院孩子斗地主

1979年，我9岁，坐在阜阳西城小学门口的台阶上，读《向阳院的故事》小人书。小人书还挺新。油墨香浅浅散开，迎着夕阳，我觉着背后的西城小学就是向阳院。

我读《向阳院的故事》，是因为里面有我，有冲突，有坏人，而且好人赢了。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这就够了。我把身后的小学看成一个大家庭：在这里，我是被保护的，坏人会失败，因为好人会来帮我们。

文联主席徐瑛

1991年我在阜阳电台工作，我不知道阜阳地区文联主席徐瑛就是《向阳院的故事》作者。那时，隐约还有人在提文革里的"三种人"。

几年前，一位曾在《颍州晚报》当记者、后来去大学教书的好友，在朋友圈挖苦《向阳院》是"敝乡作品"。

我吃了一惊。

徐瑛，太和人，亳县一中毕业。1970年代初，他一家住在亳州城东门的大杂院，两个孩子和院里几十个孩子一样，学校停课，整天在街上无所事事。1973年，他写了这本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了100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曹灿连播，上海的顾炳鑫画了连环画，长春电影制片厂1974年拍成电影。

书里，亳州城东门有一片青瓦房，叫向阳院。退休工人石头爷爷带孩子们去涡河边挖砂礓，支援修公路，顺手揪出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地主货郎胡礼斋。

凭着这本书，徐瑛一路走高：文化馆创作员，剧团编剧，阜阳地区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安徽省作协副主席。

写这篇时，本地一个文化公众号刚发了条短视频，封面大字：他写的故事，让整个中国建起"向阳院"。

只是，我找到这位阜阳老乡，什么也没找到。

1959年，亳县人口760560人。据《亳县志》记载，1960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和外流"，人口降到620796人。一年，少了139764人。

十四年后，同一条河边，书里的孩子在挖砂礓，在寻找地主。

河没有变。问题变了。

书教孩子找的，是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书没教孩子找的，是1960年那139764人去了哪里。

故事比向阳院大

八九岁的我喜欢这本书，不是因为它真实。它不真实。也不是因为它政治正确——那个年龄不懂这个词。

孩子不先分辨真假，孩子先接受故事。

四十年后，上海一位1960年代出生的读者，到图书馆借出这本书重读。

"胡礼斋这个反派经不起推敲。土改之后地主过得不如贫农，哪来的胆子向几个孩子报复？这些读物填满了我们的少年时代，把思维带偏。后来要费很大力气纠偏，有些到现在还残留，不知什么时候跑出来，指使我们做出愚蠢的选择。"

她批评的不是一本书。她批评的是，自己曾经相信过它。

向阳院找不到了

前些年，徐瑛回亳州参加亳州一中校庆，去找当年的向阳院。

青砖瓦房早没了，起了高楼。他在《寻找向阳院》里写：住进窗明几净的高楼，比从前的破瓦房舒服多了，何必再去找那个灰暗的大杂院。

向阳院没留下，商品房留下了。

徐瑛还在。

我没有去采访他。

我知道，我的问题，《向阳院的故事》回答不了，徐瑛回答不了，涡河也不回答。

问题还在那里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