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四万六千亩学田养不活一所县中

1938 年 5 月，阜阳文德街，日机将县立中学的校舍炸去大半。秋，奉令停办。一个月后，黄河在花园口决口，黄水夺颍河南下，灌进阜阳，一泛九年。

这所县中那年三十二岁。1906 年它叫清颍学堂，就清颍书院的旧址办起，是阜阳第一所教数理化的中学堂。三十二年里，它停过、复过、烧过、炸过：1922 年秋校舍被匪焚毁，1924 年劝学所、教育会协议恢复，1926 年秋因军事复停，1927 年秋再办，1938 年再炸毁。它最长的一段安稳日子，是 1929 到 1938，共九年。

阜阳不缺学校。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六（1944）采访所得：全县中心小学 113 所，保国民学校 668 所，合 781 所。也不缺地：县学田 169 顷，区学田 295 顷，合四百六十四顷，四万六千余亩。八百所学校，四万六千亩学田，一所活不过十年的中学——账对不上。

一、一套制度搬进一个旧地方

阜阳的新学，从旧地方长出来。县志凡例把界线划得清楚：旧志只列学田、书院、义学，旧志记的是社会的家底，新志要记的，是国家的学校。光绪甲辰年（1904），就聚星书院创办聚星高等学堂，民初改县立高等小学，即今北城小学。乙巳年（1905），蚕桑学堂，即今南城镇小学。丙午年（1906），清颍学堂。戊申年（1908），城乡义塾共改小学二十处。新学堂的身子，都是旧书院、旧义塾。

新的是名目和衙门：学堂、督学、教育局、省立。管学的衙门四十年换了四回——劝学所（1907）、学务处（1914）、劝学所复设（1919）、教育局（1925），到 1932 年又撤局设股，并进县政府。旧的底子：书院、义塾、学田、祠堂，一样没动，只把新牌子挂来挂去。

学校是搬进来的，义塾是本地长的。这套搬进来的制度，头一回的下场，县志一句话：“各校辛亥冬停办。”1911 年冬，办了七年的学堂，一起停。

二、被炸毁的不是砖瓦是接续

辛亥之后，停办变成复办，又成了常态。

县立中学一条线：1906 办，民国废，1922 焚，1924 复，1926 停，1927 复，1938 炸。三十六年，五停五复。1939 年县长李健文奉令把它改建复名——连复办，也是一道行政命令推着走。校长换了七任：吕醒寰、王允仲、邹波臣、胡乐青、邓甲三、马昌实、李家珍，多半接手一所刚停办的学校，整顿一阵，再交给下一任去停办。

一所学校最经不起的，不是炸，是断。先生要积年才教得熟，课程要一茬接一茬才深，毕业生要连成一张网才管用。停办一次，这些全归零，下一回从头来。

连县界也不稳。1935 年，阜阳西乡析出临泉县，原属阜阳的一片学田划走。国家一边设学校，一边亲手制造着断裂。

空袭之后，黄泛接着来。阜阳正在黄泛区干道上，花园口决堤，黄水经界首、太和、阜阳、颍上入淮，泛滥九年。上海安徽中学分校 1937 年从上海迁来，在三里湾自建草房百余间，半月盖成，八年半里毕业二十一班、升大学二百余人（据县志）——刚连成的网，1938 年河决中牟，“校舍尽付洪波”，散了，分到临泉、太和、亳县三处。

有个人，县志里出现三次，每次接手一所刚被毁的学校：1924 年县立中学，1938 年上海安徽分校，1944 年第三区农业职业中学，都是吕醒寰。哪里塌了，他去补哪里。一个人替这套总在塌的制度续命，续了二十年。

三、越简单越活得久

被筛掉的，是摊子大的那一类。

一所现代学校，零件多：要教师、课程、实验、图书、行政、考试、财政、招生、毕业，一环扣一环。1929 年胡乐青整顿县立中学，“校舍、仪器、图书，颇臻完备”，1938 年一炸，“大半焚如”。丽泽中学“图书、仪器颇称完备”，同年也挨了炸。零件越多，越经不起一把火、一场水。

最现代的那一层——省立、师范、职业——来得最晚，也最薄。省立颍州师范 1941 年才立，省立第四中学 1943 年才改成，第三区农业职业中学 1944 年才办；校址全是没收来的，颍师旧址、九里沟大同中学旧址，都是“县有倪姓逆产”。师范、职业、女中、实验小学，四书五经里没有的建制，阜阳确实都办过——数理化进了课堂，女子进了学堂。可它们空降在抄来的地上，办两三年，没等扎根就被清掉。1945 年省立阜阳女子中学要立，没有校舍，是从上海安徽分校身上割了东半部凑出来的：新的一所，建在另一所的伤口上。

现代教育在阜阳，永远在重建，永远没建完。

四、长存的不是情怀是地权

炸不毁、淹不走的，是另一类。

丽泽中学是个样本。1929 年宁斗南捐三百二十亩办它，校舍就设在他父亲修的愚园里，图书、仪器颇称完备。1938 年挨了炸，没散。1944 年奉令结束，改名私立清颍女子中学，校长宁馨——还是宁家的人，宁馨的父亲宁雅章又添了四百余亩。一所学校，十五年里换了两个名字，校址没出宁家的园子，地越办越多，人还是宁姓。一个宁姓，从 1905 年的蚕桑学堂，到 1944 年的清颍女中，办了阜阳四十年的学。

学校就办在祠堂里：力行设在田氏家祠，培元设在张氏先祠，临溪设在李氏先祠。

这些老底子活下来，靠的不只是乡土情怀，是攥着地。义塾挂上“中心小学”的牌子，那一大片族田、庙产的控制权，就换了一张现代的、合法的外衣。县志把学田一块一块登记下来：飞机场一千零五十五亩，五郎寺八十三亩，十二里庙一百三十一亩……四百六十四顷，散在全县几百个地名上，挂在学校名下。新衙门为什么短命？它在财政和基层动员上，没抢过这些攥着地的本地人。

正是这些攥着地的老底子，在国家的学校烧成灰、淹成滩的那些年，把书一直教了下去。祠堂办的学命硬，不是因为它先进，是因为它简单、扎根、抗折腾。能在水火里活下来的，都是早扎进乡土、攥着产业的老组织，不是空降的新衙门。道理不绕：县长三年一任，教育局几年一改，政权十几年一换；一座祠堂，立在那里几百年。学校的名字一直在改，祠堂一直都在。

五、谁付的代价

阜阳办学的钱，两路来。一路宗族自捐：宁家三百二十亩，卢家五百亩，刘家先捐四百亩再捐四百亩。一路政治抄没：1928 年，皖北善后特派员吕荫南没收倪姓逆产，拨作教育基金者约一百顷，占县学田大半。序言夸这笔家底“甲于皖北”——折成实数，是四百六十四顷地。

钱有了，地有了，缺的是另一样：在阜阳，教育始终依附在产权上，没有依附在制度上。谁攥着地，谁就办得起学；谁办得起学，谁就把着读书人的入口。学校是私产的延长，不是公器——这才是“公立学堂总也立不住”的根。

宗族捐学，为的是家族；官府办学，为的是政令。两方都在办教育，没有一方为教育本身。这倒不必苛责谁，乱世里能把学一直办下去，已经不易。要紧的是这套依附产权的办法，把账单递给了谁。捐地的宁家、卢家、刘家，子弟进自家祠堂、自家园子里的学校，门第、声望、上升的路，一并攥在手里。真正没着落的，是那些没姓没地的平民人家的孩子：对他们，唯一不认姓氏的上升通道，是公立的学堂——而这条通道，三十六年五停五复，断成了常态。私家的学年年改名长存，平民的公学十年塌五回。四万六千亩学田、近八百所学校，落到一个没姓没地的孩子头上，是一所随时停办的中学，和一张随时作废的文凭。

六、名字底下

四十年里，阜阳教育的名字越来越现代：学堂、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女子中学、实验小学、教育局、公共体育场。1945 年还在三府街起公共体育场，场地很大，没盖完，名字也没定。

撑着这些现代名字的，还是祠堂、学田、宗族、寺庙。

1944 年的采访员，把七百八十一所学校一所一所记下来。记到中心小学，他停了笔——哪一所原来是哪座义塾，他考不出，只能写下今名，附一句：“其中心学校原多由清义塾改建……某校究系某塾所改，因阜阳迭遭兵燹，无从考征，姑仅列今名。”

后人翻开这本县志，四百六十四顷学田还一亩一亩数得清，七百八十一所学校却已说不清从哪里来。留下来的是地，不是制度；是名字，不是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