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枚菲尔兹奖之后，中国科学真正应该思考什么？

赵军｜撰文

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王虹和邓煜两位具有中国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获奖。（参见：中国数学的新篇章：王虹、邓煜同获2026年菲尔兹奖）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如果只是把它理解为“中国人数学厉害了”，或者进一步归结为中国数学教育和拔尖人才培养的成功，恐怕反而低估了这件事的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两位年龄相近、都在中国接受过重要早期教育的年轻数学家，在不同研究方向上同时进入人类数学知识的最前沿。这让我们有理由提出一个比“为什么他们能够获奖”更重要的问题：中国已经越来越能够培养世界级科学人才之后，决定一个国家原创科学能力的下一道门槛究竟是什么？

答案可能并不在奖项本身。过去几十年，中国科学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扩大人才供给、改善科研条件、缩小与世界科技强国的差距。这些任务仍然重要，但伴随越来越多中国培养的年轻人进入国际科学前沿，中国科学所面对的问题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我们更多担心“有没有世界级人才”，现在则越来越需要追问：这些人才在哪里最有可能做出世界级原创工作？当优秀人才已经出现以后，我们能不能形成让他们持续成长、自由探索并不断提出重要问题的学术环境？从这个角度看，两枚菲尔兹奖不仅是两位数学家的成功，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基础研究正在进入怎样的发展阶段。

衡量一个国家科学能力的真正变化，不能只看最高点有多高，更要看高峰之下是否开始形成足够厚的人才高原。

中国现代数学从来不缺少站到世界前沿的杰出人物。20世纪中期，华罗庚在典型域上的多复变函数论研究已经取得国际领先成果，吴文俊在拓扑学和示性类理论方面同样作出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原创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史纲》记载，丘成桐后来曾评价，中国近代数学能够超越西方或者与之并驾齐驱的主要工作中，华罗庚的多复变函数论研究是其中之一。此后陈省身、丘成桐等华人数学家也不断证明，华人完全有能力在现代数学最高层次上进行创造。因此，邓煜和王虹获奖的真正新意，并不在于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荣获该项大奖，而在于他们所代表的代际特征：两人年龄相近，都在2007年前后进入大学，并且今天在世界数学前沿活跃的中国学者远不止这两个人。在数学、理论物理、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越来越多具有中国教育背景的年轻研究者正在进入国际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并逐渐由学习者、追赶者转变为重要问题的解决者甚至研究方向的开拓者。

这种变化与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才基础的持续扩展密切相关。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基础学科训练不断改善，优秀学生接触世界科学前沿的时间越来越早，国际学术流动也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广泛。几十年前，一个年轻中国学者能够进入世界最好的研究机构本身就十分罕见；今天，在很多世界顶尖大学的数学系、计算机系和理工科实验室中，中国学生和青年学者已经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当然存在选拔效应，也不能把海外中国学者的成就简单等同于中国本土科研水平，但如此大规模的人才进入全球知识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教育和人才基础发生变化的重要结果。一个国家偶然产生一个天才，具有很大的个体偶然性；如果同一代人中持续有人达到世界前沿，则更可能说明背后已经出现较为稳定的人才供给能力。

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观察科学人才的方式。世界科技强国真正拥有的从来不只是少数明星，而是明星下面一层又一层的优秀研究者，是能够不断补充和更新的青年梯队。只有当少数大师逐渐变成一代人的人才厚度，科学发展才真正具有持续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两枚菲尔兹奖确实值得乐观。它至少表明，过去长期困扰中国科学界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体系能不能培养出具有世界最高水平原创潜力的人——已经不能再简单给出否定回答。中国拥有的优秀人才越来越多，而且其中一部分已经证明能够参与甚至推动世界最前沿的知识创造。但这恰恰把另一个更难的问题推到了我们面前。

当人才不再是唯一的稀缺资源，真正拉开科学差距的，往往是这些人才置身于什么样的学术环境。

邓煜和王虹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们都在中国接受过重要的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但两人真正形成独立研究能力、进入世界数学最前沿的阶段，都深度嵌入了国际顶尖学术体系。邓煜后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并长期在美国一流研究机构中工作；王虹则从北京大学出发，先后经历法国、MIT、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UCLA、纽约大学以及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等不同学术环境。把他们简单归为“中国培养”或者“美国培养”其实没有太大意义，现代科学本来就是全球知识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机构究竟给年轻科学家提供了什么，以至于优秀人才能够在那里完成从“很聪明的学生”到“世界级原创科学家”的转变？

王虹目前任职的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提供了一个极有意思的样本。这个机构的规模非常小，但世界数学史上的影响却与其规模极不相称。这样的现象很难简单归因于经费、设备或者项目数量。数学研究本身也很少依赖昂贵实验仪器，一位数学家真正需要的物质条件并不复杂，但真正世界级的数学中心却始终集中在少数机构，这说明科学创造中存在大量看不见、却极难替代的条件。它们首先来自高水平同行的密度：一个年轻研究者身边如果长期聚集着能够理解最前沿问题的人，他选择问题的眼光、判断结果重要性的标准以及对研究方向的理解都会发生变化。很多原创能力并不是通过正式课程获得的，而是在一次次讨论、报告、争论甚至日常交流中形成的。一个研究者逐渐知道哪些问题只是技术困难，哪些问题值得真正投入；哪些结果看似漂亮但意义有限，哪些看似很小的突破却可能打开新的方向。这样的判断不是教科书知识，而是一种长期浸润于高水平学术共同体之后形成的学术品位。

更加稀缺的则是时间和自由。基础研究尤其是数学和理论科学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很多重要问题并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更不知道几年以后能取得什么结果。如果研究者始终需要证明自己每一年都有清晰的“产出”，最理性的选择往往不是冒险进入最困难的问题，而是寻找那些更容易形成论文、更容易获得项目支持、更容易在短期评价中被识别的方向。因此，我们可能需要重新理解“科研基础设施”的含义。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算力平台、数据库当然重要，但基础研究还有另一种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难以建设的基础设施：稳定的高水平同行网络、自由讨论的传统、青年科学家的独立空间、长期支持机制、容忍失败的文化，以及能够把研究者从大量非学术事务中解放出来的制度安排。过去几十年，中国有形科研条件改善的速度非常快，但从“拥有好的科研条件”到“形成好的原创环境”，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前者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后者还涉及科研治理、同行文化、人才评价和研究机构运行方式。中国已经有能力不断输送世界一流的“种子”，下一阶段更重要的问题，是能否形成足够好的“土壤”。

真正跨入科学前沿以后，一个人的竞争力会从“解决别人提出的问题”，逐渐转向“发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这可能也是两枚菲尔兹奖对于中国教育最值得重视的启示。长期以来，中国基础教育和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突出优势，是能够较早发现抽象思维和解题能力很强的学生，并通过系统训练使其建立扎实的知识基础。邓煜本人曾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这种训练显然为他后来的数学学习提供了重要基础。因此，没有必要因为强调原创能力而反过来否定竞赛或者严格的基础训练。问题在于，解题能力并不是科学创造能力的全部。学生阶段，题目通常已经由老师或者前人给定，优秀表现主要体现在能不能找到答案；真正进入科学前沿之后，研究者面对的却是一个几乎没有边界的未知世界，这时更困难的问题往往不是“这个问题怎么解”，而是“为什么要解这个问题”。一个领域里总有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其中只有少数真正值得投入几年乃至十年。判断一个问题的重要性、判断什么方向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结构、判断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应该转向，是成熟科学家最核心也最难传授的能力之一。

这正是为什么一流学术共同体如此重要。问题意识很少是从课程表中产生的。年轻研究者需要长期接触真正处在知识边界上的学者，知道一个领域最好的工作是什么，知道为什么某些看起来十分困难的问题并不重要，而另一些不起眼的问题却可能连接几个不同方向。久而久之，他才会从一个技术熟练的研究者成长为具有独立学术判断的人。世界级科学家最终比拼的，往往并不是谁会做更多难题，而是谁能够比别人更早看见一个值得用十年去解决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中国今天不断推进的拔尖人才培养需要进一步改变重心。如果把拔尖简单理解为“学得更早、课程更难、发表论文更快”，有可能把优秀学生训练成更加高效的知识使用者，却未必能够形成真正独立的问题意识。科研训练当然应该前移，但关键不是让本科生提前完成研究生阶段的任务，而是让他们更早进入真实学术共同体，接触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理解科学是怎样形成问题、修正问题和放弃问题的。

这种能力培养又与科研评价制度紧密相连。如果青年研究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很短时间内证明自己的“产出能力”，他们同样会倾向于选择确定性更高的问题。只有当学术体系能够允许青年人在一个重要方向上长期积累，并允许其中相当一部分探索最终失败，真正高风险的原创研究才可能不断出现。因此，中国今天关于“有组织科研”的讨论也需要更加精细。有组织科研对于重大工程、复杂技术系统和目标清晰的战略任务十分重要，也是中国长期形成的优势，但不能把这种逻辑自然延伸到全部基础研究。真正成熟的科研治理，不是简单选择“组织”还是“自由”，而是能够识别不同科研活动的规律，知道什么需要集中力量，什么需要给研究者留下足够大的空白。

一个国家成为科学强国的最终标志，不是本国人获得多少大奖，而是世界最优秀的人是否愿意到这里研究最重要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中国科技体系主要解决的是能力不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逐步建立科研机构、高等教育体系和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又不断扩大科研投入、培养人才、加强国际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史纲》将这一长期过程概括为中国科技从“传统”走向“现代”，部分领域由跟踪逐渐走向跟跑、并跑乃至领跑。这一过程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有没有”：有没有现代大学，有没有科研机构，有没有实验设备，有没有足够的科学家，有没有进入国际前沿的能力。今天，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但中国科学面临的核心矛盾正在发生变化。当人才、经费和设施达到一定规模以后，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我们不仅要跟踪世界重要问题，更要提出重要问题；不仅参与世界前沿，更要形成新的前沿；不仅把优秀学生送入世界顶尖机构深造，更要让全球最优秀的年轻人愿意来到中国，而原因就是，这里是最有创造力的地方之一。

科学史上的世界中心往往都经历了这样的转变。19世纪后期，德国大学吸引欧洲乃至世界青年科学家；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科学中心，也绝不仅仅因为美国本土教育强，而是因为大量来自欧洲、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顶尖人才不断流入。一个真正的科学中心，本质上不是人才输出地，而是人才和思想持续汇聚的地方。最优秀的人愿意在那里度过自己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因为那里汇集着最好的同行、最新的问题以及相对充分的研究自由。这也意味着，我国下一阶段的人才政策不能只围绕“回来多少人”展开。全球科学已经高度网络化，人才流动本身就是知识创造的重要机制。真正值得追求的，是中国能不能成为全球科学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让一流人才愿意来、愿意留下，也愿意在中国与世界之间自由流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枚菲尔兹奖并不是讨论的终点，反而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它们让我们看到，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人才积累已经开始产生世界级结果，也说明中国教育体系完全可能培养具有最高原创潜质的年轻人。但与此同时，它们也让下一阶段的问题更加清晰：当优秀人才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稀缺，我们有没有足够成熟的学术共同体、科研治理和制度耐心，让这些人在中国同样能够长期追问最困难的问题？真正值得期待的中国科学，不只是未来出现更多华人菲尔兹奖、诺贝尔奖得主。更重要的变化应该是，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特别讨论获奖者是不是“华人”，因为北京、上海、合肥、深圳或者杭州本身已经成为世界年轻科学家自然向往的研究地点；一些新的数学问题、物理理论和生命科学方向首先在这里提出，全球学者因为这些问题而来到这里。到那时，中国科学完成的才不仅是人才数量和科研实力的增长，而是从世界科学的重要参与者进一步成为原创思想的重要策源地。

两枚菲尔兹奖告诉我们的，也许正是这样一个并不轻松但值得认真面对的事实：中国已经越来越能够培养世界级人才，而中国科学真正困难的下一道题，是如何让世界级科技思想在这里持续发生。

作者简介：

赵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技术转移转化，科技创业，创新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