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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天账期承诺一年半后:车企拿不出钱,供应商不敢撕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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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车企账期缩短的成本,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供应商身上。

文丨赵宇 龚方毅

编辑丨龚方毅

一位上游原材料供应商高管对我们说,公司销售人员出差时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向客户要账上。

遇到拖欠货款的,他们通常要么停止发货,要么去对方办公室协商 —— 比如对方该付 500 万元却只付了 400 万元,那就先发一部分货,剩下的等余款到账再发。

截至今年 9 月底,10 家可比车企的应付账款及票据周转天数中位数约为 178 天,比去年这时候还久了一点。大约一年半前,更多车企曾集体承诺对供应商的支付账期不超过 60 天。但据我们持续追踪供应链的回款情况,实际的改善非常有限。

为了督促承诺落地,本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受工信部委托,启动了重点车企供应商账款支付调研评估,将结合 17 家重点车企向工信部报送的数据与供应商抽查核实情况,最终公开发布评估结果。

我们就此次调研评估向中汽协官方和一位工作人员发去问询邮件和短信,截至发稿,后者短信回复称 “邮件已收到,将在收集后统一处理”。一位上市零部件公司人士称,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已在 9 月细化了付款规则,他们至今仍未收到任何车企重签合同或调整账期的函件。

过去一年多,监管部门连续出台账期新规,但国内车市竞争持续承压,上市车企半数亏损。在访谈了 8 位汽车产业链人士并梳理 15 家车企财报后,我们发现 60 天账期一年多仍难落地,不只因为车企凭借产业链地位在定价、开票和验收环节留了缓冲,还因为如果真按这一标准结清超期欠款,大多数车企账上根本没有那么多资金。

前述原材料供应商高管认为,应该用更加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最后数据上都变成 60 天,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却进一步下滑,甚至变成负的,这没有意义。”

检查四项付款要求,每家车企将被抽查不少于 15 家供应商

将接受调研的 17 家集团企业根据其企业性质可以简单分为:

央企:一汽、东风、长安;

地方国企:上汽、广汽、北汽、江淮;

混合所有制企业:奇瑞;

民营自主及新势力:长城、吉利、比亚迪、赛力斯、蔚来、小鹏、理想、零跑、小米。

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今年前 10 个月,这 17 家集团企业旗下的自主汽车品牌,合计约占同期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的六成以上、达 900 余万辆。

中汽协调研评估的依据是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今年 9 月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份文件将车企的付款规则细化为:

账期从供应商交货并被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用于生产的物料,车企应在接收后的 3 个工作日内验收完毕;超时没验收的视为合格;

车企承诺过账期的,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不得超过承诺的期限;

对于中小企业,最长 60 天内付清,鼓励 30 天内付清、全部用现金;

车企不得强迫供应商接受商业承兑汇票或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

《通知》还考虑了车企以结算价格没谈拢为由,延期支付甚至拒付的情形,要求车企在采购合同中约定议价期间的付款方式:

连续供货的,可按最近一份生效合同的价格先付,一般不低于 90%;

不是连续供货的,可按行业均价或定点单价的 70% 以上先付,其余等协商完成后多退少补。

根据《通知》的要求,车企须在每年 1 月底前向工信部报送上一年度的供应商账款支付情况报告,7 月底前报送当年上半年的报告。中汽协将会随机抽查每家车企不少于 15 家供应商现场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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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倡议和措施持续出台,能约束车企但力度有限

2020 年,国务院公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提出大型企业应按行业规范、交易习惯合理约定付款期限,并及时付款。当时 “最长不超过 60 天” 的规定只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

修订后的条例于 2025 年 6 月 1 日施行,明确大型企业应自交付之日起 60 天内付款;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约定执行,但期限须符合行业规范和交易习惯。9 天后,17 家重点车企陆续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 60 天。

此后,多个部委出台或组织了和规范账期有关的文件、举措和座谈。如去年 7 月 9 日,工信部在投诉平台上开设汽车专区,受理四类线索,其中包括设定不合理的起算时间、强制接受商票等线索;同月 18 日,工信部、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召集车企座谈。

去年 9 月,中汽协发布《支付规范倡议》,并在今年 2 月称重点车企平均账期已缩至 54 天,但因缺乏硬核查手段,产业链一线体感并不明显。今年 7 月,工信部又请 20 家媒体的记者担任 “汽车行业账期问题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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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车企的公开承诺、协会倡议还是此次评估,都不具备法律效力。有律师指出,单方面公开承诺不构成《民法典》意义上的合同变更,供应商很难仅凭承诺或评估结果去法院起诉车企违约。真正有强制力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也只保护年营收 4 亿元或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的中小企业。

去年车企集体承诺满两个月时,我们回访近 10 家供应商就曾发现,由于中小微企业账期成了监管红线,部分车企在优先给小供应商结现款的同时,反而以 “大企业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为由,延长了大型供应商的付款周期。大供应商占车企采购金额的大头,这种 “保小压大” 的做法,也是车企整体应付账款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现实中多数供应商并不敢为要账直接起诉车企。想短期内让机制真正起作用,还要靠行政监督与声誉压力。

前述原材料供应商高管认为,监管部门的政策能起到一定威慑作用,“以前车企作为甲方定付款方式很随意,想给商业承兑汇票就给,现在不敢大面积公开这么做。” 商业承兑汇票是企业自己承诺到期付款的票据,不像银行承兑汇票那样有银行担保。但一位汽车智能化供应商的财务负责人觉得,现有的监管措施对车企来说,“最多就是找你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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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写了 60 天账期,实务中也能达到 180 天甚至更久

即便车企在合同里写明 60 天付款,供应商侧的实际回款依然可能被拖到半年甚至一年。多位受访的产业链人士总结出三类 “拖延” 方式。

最常见的是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到了以后,车企开具最长 6 个月后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或是只在自家体系内流通的供应链债权凭证(如比亚迪自 2019 年推行的 “迪链”)给供应商。这样 60 天的账期就变成 8 个月。供应商可以在支付利息后向银行或平台提前兑现,但这部分财务费用通常是供应商自己承担 —— 我们此前了解到,部分项目的贴现利率超过 3.5%。

第二种是车企收到了商品或者服务,但以价格没有达成一致或者验收不通过为由,不让供应商开具发票。在交付和验收环节,不少车企要求供应商在工厂附近自建库房搞 “寄售制”,原本零件入库就算交割,近两年被升级成车企用完库存、甚至整车下线后才算验收;遇到工程变更或量产价没谈妥,有时能拖上十个月不签合同或者不录入结算系统。

由于几乎所有的采销合同都会约定买方见票付款,车企只要卡住验收和开票环节,60 天账期就一直无法起算,让履约进入死循环。一位二级供应商人士说他们比较常见的账期是:30 天对账开票 + 90 天账期 + 180 天后到期的承兑汇票 —— 春去秋来,一年过去了。

第三种是借 “年降” 让供应商 “主动” 晚开发票。如前所述,有的货款被拖到新一轮年降谈判节点,此时供应商账上压着大量已经发出却没有开票的货,折价开票少赚钱、不降车企就不接受发票。一些现金吃紧、甚至长期亏损的供应商,最后只能答应先按打过折的价格开票,以求回笼资金。

上述第二、三种情况是今年 9 月的《通知》新增的限制,也是本次中汽协调研要开展的项目。

重点汽车集团应付账款合计突破万亿元,供应商没有更好的办法

17 家重点车企里,剔除未整体上市的一汽和未单拆汽车应付账款的小米,有 15 家的财务数据公开可查(其中,东风集团我们使用了上交所发债主体资料)。

截至今年 6 月底,它们欠供应商的账款和票据合计约 1.4 万亿元。同期这 15 家企业的现金、存款及选定流动金融资产合计约 1.07 万亿元。对比来看,国际车企在中国的付款节奏普遍快得多 —— 多位跨国供应商向我们反馈,丰田在华能做到 45 天内现金支付,而国内主流自主车企和新势力的应付账款周转天数,长期是丰田、大众、特斯拉的两到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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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又核验了其中 12 家企业的三季末财务数据(不含未发三季报的理想、蔚来,以及三季报未披露资产负债表的零跑),期末它们的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合计约 1.22 万亿元,较 6 月底基本持平。

今年上半年,8 家披露了收支明细的企业平均每收到 100 元销售款,约 78 元用于采购付款,12 元发放薪酬,7 元缴税,9 元是其他经营开支,仅此四项相加已经 106 元。

向银行借钱或对外融资都要付利息,占用供应商货款却没有资金成本,相当于拿到一笔无息贷款,车企同时还能凭订单优势持续要求上游降价 —— 这其实也是中国绝大多数行业的上下游关系现状 —— 与 “内卷” 互为因果。

除宁德时代等极少数拥有强议价权、甚至能向车企收保证金的龙头外,绝大多数供应商根本不敢轻易断供。汽车零部件前期在厂房、产线和模具上投入巨大,一旦失标,前期投入基本打水漂;而近两年部分车企不仅要求供应商报价时列明人工、水电等成本,还会把已量产的零件在合同期内拿出来重新在线竞标,引入五供、六供轮番压价。

有供应商向我们抱怨车企拼命降价,行情上涨时又不给供应商涨,“产业链洗几轮下来,小企业就被洗没了,只有大企业才亏得起”。前述智能化供应商的财务负责人说,货款被拖上半年、一年,就到了下一轮议价,车企可以把新订单的降价一并算进来。他转述曾听到的一位车企独立董事说 “公司负债率虽然高,但负债是低息甚至无息的”。

车企在价格战里保不住利润,只能把现金流压力向供应链转移。一旦强行要求车企在账面现金不足的情况下还清旧账,资金链紧张的厂商首先会进一步压低采购价、把 “年降” 谈得更狠,甚至把压力转嫁给更脆弱的二级、三级供应商。

一位上市原材料企业高管在采访中提到,银行向来 “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当企业经营恶化、资质和信用不够时,银行会毫不犹豫地抽贷。对供应商而言,想跳出这套循环,也许只有:去一个更规范的市场;做小而美的生意;或者把产品或技术做到不可替代。

但就连被寄予厚望的出海,也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 —— 如一位头部汽车紧固件企业高管此前对我们所说,“海外也是中国公司在竞价” —— 如今出海的中国汽车及供应链公司越来越多,海外市场可能也不够用了。

郭瑞婵、李安琪、曾兴对此文亦有贡献。

题图来源:《商海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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