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科全能，化生双击

我

唐晓武2020年10月27日约 7 分钟

——难忘浙大时光

梁绮珊 · 个人简历

高中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2014届毕业生，理科

本科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求是化学班2018届毕业生，化学专业

研究生/博士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an Diego）博士在读，化学生物学/生物物理学（biochemistry/biophysics）

本科交流经历

2016年暑假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CSU）交换项目

2017年暑假

香港科技大学（HKUST）交换实习

2017-2018学年

美国耶鲁大学（Yale）公共卫生学院实习项目

作为STEM（科学、技术、工程学与数学类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博士生，身处2020年疫情下的美国，我目睹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混乱与荒谬，也努力克服着个人遭遇的林林总总。浙大毕业已经两年有余，最近开始经常思考起竺老先生的两个灵魂拷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毕竟对于现在的我同样适用：我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

难忘求是化学——

大概在浙大的四年太过“沉迷学习”，没有太多时间认真思考，直到毕业的那天，我还真的没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我敢确信，竺可桢学院这个精英云集之地赋予了我一个会思考的灵魂。身边的同学一个个都富有理想激情而才华横溢，就我们求是化学班来说，既有歌剧天才、编曲达人，更有创业大佬，关键是，大家还都称得上在各种数理基础课、专业课历练过的“化学家”。小城镇走出来的我没有拿得出手的绝技、数理基础也不够扎实，同僚们的过分优秀时常令我相形见绌，却也让我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无限可能。

如今再回头看，尽管在浙大竺院的几年充满压力和挑战，我依然发自内心地感恩竺院的培养。压力山大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学仅次于求是数学班的最难的数学，学仅次于求是物理班的最难的物理，学捍卫求是化学班尊严所在的最难的化学，顺便再学学C语言编程，有些课上的是中英双语版，并且在前三年完成大多数课程……犹记得被数学分析课每周小测支配的恐惧，先学“线性空间”再学“矩阵运算”的懵逼（考完试之后才终于想通了“线性空间”为何物），第一堂化学课就开始量子力学的“深重灾难”……而历历在目的，当然还有深夜寝室断电以后四个人打着小灯一起肝作业的革命情谊。是的，我们就是这么优秀而不惧挑战，以至于我们全寝室在毕业之后都走上了出国深造的道路，估计当时如果宣传一下也能成一篇大新闻。而现在，作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an Diego）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Biochemistry/biophysics)在读博士生的我，不知有多感激当年打下的坚固的数理化基础。

化学与生命科学的碰撞——

一路走来，我能从传统化学跳到现在的分子生物学领域，如果没有那些年养成的强大的自学能力、数理化基础，如果没有浙大和竺院多元化平台提供的机会，是绝对不可能的。大二暑假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交流，我开始爱上研究蛋白质分子的化学；大三在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接触到分子生物学，我深感化学家在生物学领域可以大有作为，最大的梦想便是能在化学和生物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最初踏入分子生物学领域，有太多晦涩难懂（且中文翻译生硬）的名词，质粒、克隆这些最基本的“常识”我都闻所未闻；所幸生研院的郭行老师没有嫌弃我，而是手把手教学，甚至开始领着我们读期刊的专业文献。于我而言，个中艰辛，并不亚于当年的有机无机数分线代课。后来得益于唐院长的大力支持，我在大四时又有幸到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公共卫生学院Dr. Josephine Hoh的实验室交流实习了半年，而这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生物统计与生物信息学。

雪后的耶鲁大学校园

诚惶诚恐地踏上世界顶尖名校的旅程，面对未知的领域，加上申请季即将来临，不知一个耶鲁大学的生统教授会如何评价我，这个对生统一无所知的化学本科生。而奇迹般地，她竟然很赞赏我（分析化学课、化学实验课学来的）的严谨认真，以及（不知哪里学来的）什么都推敲一番的死理性派作风，说“就喜欢你们这些有solid background的化学家”，还希望明年继续接收我们班下一届的学生做交流实习。再一次，我坚定了“化学家在生物学领域可以大有作为”的信念，在申请季投出了一批美国生物、化学交叉项目的博士申请，结果万分荣幸，来到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

圣地亚哥是全球生物医药科技的圣地，在这里，UCSD和斯克里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TSRI）、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强强联手，更有几百个生物科技公司活跃在当地，来这里读生物化学再合适不过，堪称完美。这是一个完全超出我想象的巨大的科研圈，其学科交叉程度之高，以至于很多实验室都没法被简单归为“某一领域”或者“某一个方向”。于是乎，新的问题来了：面对UCSD几百个化学/生物学领域的实验室，该如何选择？我的科研热情到底归属何方？

圣地亚哥海边的落日余晖

一轮纠结过后，现在的我似乎真的在实现当年许下的“宏愿”：在化学和生物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我“一脚踏两船”，由两位导师共同培养，同属两个实验室，一个是结构生物学/生物物理学实验室（Corbett lab），另一个则是生物信息学/神经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Yeo lab）。其实这样强行归类并不准确，后一个实验室有四十几号人，做的方向围绕RNA-binding protein不尽相同，有人做CLIP (UV-crosslinking and immunoprecipitation，交联免疫沉淀，研究RNA和蛋白分子在细胞内的相互作用)，有人做CRISPR-library screening（用基因编辑技术，筛查影响RNA代谢的基因），也有人研究自闭症（autism）的小鼠模型……在这样多元化的氛围里，我深感世界之大，未解之谜、难解之谜之繁多，人类智慧之渺小，而这也一直提醒着我保持探索的热情。

双导师共同培养也是利弊共存的。的确，我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然而在不同学科之间真正架起桥梁却绝非易事。不说在两个实验室之间来回奔波消耗的精力，就是两个实验室的思维模式都大相径庭。有些结论或假设在A实验室“理所应当”“毋庸置疑”，在B实验室却可能被批得体无完肤，一轮又一轮的质疑和讨论；有时在B实验室，大家自然而然认为下一步应该做xxx，而在A实验室的同事非常困惑地问我“这真的有用吗？”；有时A实验室更看重背后的原理，B实验室更看重将来的应用……我也总是在这种“双边交流”中迷失自我，后来想想，嗯，这大概就是外交官为什么难做吧。

实验室大楼的会议室：None of us is smarter than all of us

疫情下的留美生活——

不同学科的交流已经困难重重（这所谓的“不同学科”还都同属“生命科学”范畴），更别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了。说到文化碰撞，在美国当留学生当然体会颇深。这次疫情不同政府的不同响应方案，恰恰体现了不同文化下不同体制的区别，也正是所谓“即使外国想抄中国的作业，也未必能抄好”。再加上美国目前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某些当权政客对中国学者、留学生无休止的口头攻击、政策限制，我这段读博之旅似乎陷入了窘境——实验室不能去，科研没有进展，有家不能回，还颇受周遭社会环境困扰。焦虑不安无可避免；不过跳出个人遭遇的视角，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下，个人的境遇只是浩瀚星辰大海中的一个没有二维尺寸的点。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写道：“我们一生中每时每刻都与世界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生活的小圈子，分享着时代和历史的苦难和快乐，而以前他们（祖辈）只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因此，我们坚定地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纵然是我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对现实的认识都要比我们祖先中圣贤的认识高过千倍。不过，我们从中并没有占到便宜，而是为此付出了代价。”作者审视自己在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一生，发出如此慨叹。我深有同感，这何尝又不是选择出国留学的代价？我们追随着自己的理想，增长了不为其他人所知的见闻，却被不知不觉地抛到了世界局势变化的汹涌浪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