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名嘴朱某性骚扰案昨开庭，中国女性的维权之路有多难？难于上青天

法庭外，弦子和她的支持者

昨天（12月2日），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朱某涉嫌性骚扰弦子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这场事发于2014年、曝光于2018年的旷日持久的性侵案，今天终于走到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开庭前，弦子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向历史要答案”，这句话说出了多少理想主义者的心声。

但事实总是残酷的。无论弦子觉得自己多么正义，无论她的支持者多么看重女性的权益，等待弦子的多半不会是好结果。

这一方面是因为性骚扰行为很难被判明。性骚扰大多发生在私密场景，比如领导单独的办公室、某人家中的卧室、甚至酒店房间内（难道发生在酒店就是自愿的吗？），这些地方不会有其他人见证，也不会有监控录像，想要拿到证据难于登天。

法院外支持弦子的人们

即使事后在女性体内取得了DNA，也很难断定女性在行为发生时是抗拒还是顺从，造成有口难辩的尴尬情形。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针对性骚扰的法律很不健全。“性骚扰”一词直到2005年才出现于中国法律。而直到目前，我国法律对性骚扰的定义依然是笼统模糊的。

即使是今年推出的民法大全——《民法典》，依然没有对性骚扰作出具体定义，其关于性骚扰只是制定了如下法规：

“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没错，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即使你千辛万苦让法庭做出了性骚扰判决，你依然不可能把他关进监狱，甚至拘留都不行，只能要求道歉、赔钱、了事。

支持弦子者手持的标语

谈完了理论层面，我们再来看看实践层面。纵观法院对性骚扰案的判决，我们会发现更悲观的事实——

根据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的数据，在2010年至2017年间，中国公开的5000多万份判决书中，只有34份涉及性骚扰。这34份案件中，只有两起是受害者起诉性骚扰者。即使是这两起，也都以“证据不足”为由被驳回。

也就是说，截止到3年前，性骚扰在中国都没有胜诉的案例。

中国现在有14亿多人口，每天发生的性骚扰案件虽然无法统计，但想想也知道不会是个小数。

在99%受害者选择沉默的同时，剩下的1%“刨根问底”的女性，即使她们勇敢地站出来，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也几乎没有得到法律支持的可能。

现在，我们知道弦子“向历史要答案”的理想宣言有多难实现了吧。

不过据说本次庭审中，弦子将提供录像等关键证据，让我们为她祈祷，希望这次可以制造开创先河的奇迹。

虽然胜诉渺茫，但弦子的勇敢，依然是最可贵的。因为对女性来说，性侵维权本身就是二次伤害，选择维权，她们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每次维权行为都意味着要将这一“难以启齿”的经历详细复述，当着律师、记者、法官等等陌生人的面完整地揭开自己的伤疤。

具体到弦子这件事上，她要不断地向别人诉说自己是如何被朱某强吻、在哪个位置被掀开裙子、又被以什么角度触摸了私密部位，想想就知道这有多难受。（如果弦子说的是真的的话）

央视网现在对他的介绍

而且，她们面对的往往不是众人的理解，而是一群怀疑分子的别有用心。这也是我们社会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女权正在被污名化。

弦子开庭一事没有被任何主流媒体报道（对，没有一家官方媒体），网上可以找到的只有一些自媒体水文。即使是这些水文下面，依然充满着不堪入目的评论。

他们在看过某些不了了之、甚至反转的事件（比如山东性侵养女案、刘强东案）以后，推导出女性不可信的结论，并且拿来当做遏制女权的盾牌。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以先入为主的“恶的观念”揣测事实，用看似合理的阴谋论代替真相。

即使是那些表面上秉持尊重事实的中立态度，说着“坐等反转”的人，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反对女权，但是隔岸观火、冷嘲热讽的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反对。谁会对自己支持的事说“坐等反转”呢？

这几年，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类似的反对女权的声音也随之兴盛。

比如讥讽女权为“女拳”，把女权简单化，把“不生孩子、不做家务”解释为女权，这些声音往往出现在底层男性较为活跃的抖音、快手等平台，发表类似言论的人大多有着失败的人生，不允许女性再来高他们一头。或者有着较低的文化素养，对女权意识没有深刻的理解。

微博上讽刺“女拳”的漫画

他们人数众多，在发声渠道比较畅通的互联网上，他们的声音无法被忽视。这些人给了维权女性第三次伤害。

虽然在这里我不再想强调女性的能力，比如国际上防疫表现好的国家大多是女性领导的，但女性至少值得被相对平等地对待。（讽刺女权者会说女性怎么不做重体力劳动？怎么不养家？但真女权不等于完全相同，就像不能要求男性生孩子一样，我们只能在社会意义上，追求人格上的平等，而不是生理平等。）

昨天的庭审延续到深夜才结束，不论结果如何，中国女性对性骚扰的维权之路依然漫长。

最后，让我们认识到现实的冷漠的同时，也保留最后一份理想主义的天真，相信我们真的可以“向历史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