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故事

因为这句话,16岁的他一个人背着行囊,走到了三千里外的大森林

我的爷爷 ( 1896-1959)

郑喜梅,1948年出生,河南人,现居杭州。

讲述 / 郑喜梅

主笔 / 团团



我经常会想起爷爷,他威严的样子,他慈祥的样子,他的大手,他的背影。总觉得自己还没长大,觉得爷爷还像从前那样,站在学校门口,等着我放学。




我的老家滑县在豫北。 虽地处偏僻,但是个一马平川,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这里农作物丰富,是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有“豫北粮仓”之称。

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过去村里的男孩子多数都读过书。 有的人家,爹娘拉棍讨饭也要让儿子们识字。 但女孩子读书的极少。


我的父亲和叔叔都读过私塾,父亲饱读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双手都会打算盘。

虽生长在农村,但爷爷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堂屋是家里的正厅,也是开家庭会议的地方。但凡家里有重要的事,爷爷都会召集大家来这里商量。


当男人们讨论庄稼地里的农事,或是房屋翻修、牲口买卖等事时,母亲和婶婶只能是拿小板凳坐在门口的两边听听。


堂屋的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左边摆放了一把罗圈椅,是爷爷坐的。右边铺着一张单人床,是爷爷晚上睡觉的地方。


东间是我和奶奶睡觉的地方。一岁多我就开始和奶奶一起睡了。


白天把小床上的铺盖卷起来,放在一头,这便是我陪爷爷吃饭坐的地方了。


平日里,父母及弟弟们住东屋,叔叔一家住西屋。父亲和叔叔没事的时候也不随意到堂屋来。

因为我和奶奶一起睡,所以堂屋我能自由出入。 堂屋里间,就是我小时候活动最多的地方,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我的奶奶(1908-1995)

我很早就发现了里间的木床下,床边的箱子里,还有床边桌子上和桌子抽屉夹底里藏着的“秘密”了。


床下存放鞋子的木板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爷爷曾经的黑色过膝马靴,还有一双紫红色尖头的火箭皮鞋,鞋头上有大M型的小孔图案花纹。


床边的大木箱里,放着爷爷奶奶的四季服装。我在箱子底,还翻到了一串串的铜钱。铜钱用粗粗的红线绳穿着。过去一串是一百枚,十串是一吊。


床头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只椭圆形的大盒子,里面叠放着五顶不同颜色的礼帽,有黑色的、蓝色的,还有咖啡色和绛红色的。


礼帽是 圆顶和宽宽的帽檐,材质是毛呢的,还有一圈丝绸细带装饰,帽里也全是缎面的,摸着特别丝滑。

有一天,我把弟弟们叫过来,我们从床底拉出马靴,坐到地上穿试,大家都很惊奇也很兴奋。


紧接着,大破坏开始了。


马靴被弟弟和邻居的小伙伴穿到了大街上,礼帽的绸缎衬布被我剪成了布条,与邻居家的女孩拿去扎辫子了。


成串的铜钱也被我拆开了,一枚一枚的,分给大家玩。


奶奶发现了以后,并没有过多责怪我,更没有打我。她还给我找出了一枚更大的铜钱,像碗底一样大小。 我还清楚地记得,上面刻着“乾隆通宝”的字样。

这大铜钱我爱不释手,白天带在身上,晚上就压在枕头下面。有时候我还用粗线把铜钱吊起来,用手提着,用脚踢着玩。在冬天,踢铜钱可以暖和,是个活动。

从小到大,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些东西究竟是怎么来的。


奶奶常说,你爷爷是出去见过世面的人。他闯过关东,出过海,还见过能把小船顶翻的大鲸鱼,这鱼比小船还大,头顶会喷水。


我记忆中的爷爷,是一位威武高大,公道正派,勤劳本分,善管理会当家,深受大家尊重的老人。有爷爷操持,我家的庄稼总是村里收成最好的。


无论在家里还是外面,爷爷很少有闲话、废话,人家说他“吐口唾沫是个钉”。


在我心里,爷爷是既严肃又慈祥,但一直有一种神秘感。


这马靴、长袍、礼帽、铜币,都不像是来自这片土地上的。


土改时,我家被划为下中农。全家人尊老爱幼,男耕女织, 和睦相处, 勤劳向上。母亲和婶婶相处得如同姐妹,一辈子从来没有红过脸。


这些布全是奶奶和母亲一起织出来的。奶奶纺线,母亲则是从染线、糨线、编排花样,一直到织成布匹。这仅仅是母亲织的花布的一部分。

日子虽然过得普通 ,但家里样样事情有规矩,有条理:


母亲和婶婶自从嫁到我家,直到1995年6月奶奶去世,母亲一日三餐都是将饭碗和筷子双手递到奶奶的手上,口中说道,娘,吃饭了;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子不能先吃; 吃饭时,不能说话,筷子不能在盘子中乱翻,只能吃自己面前的菜;


出门和街坊邻居打招呼,一定先喊称呼;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能乱插话。

爷爷奶奶非常勤劳节俭,精打细算过日子。


尽管我们家每年都是村里收成最好的,粮食多有结余,但也会在收麦以后,仅吃几天白面馍,然后就白面掺上杂粮一起吃。


有时候麦收后,家里没有杂粮,就会把一些小麦送到集市上卖掉,买了杂粮回来和着白面一起吃。


那时候,孩子们最开心的就是秋天收花生的季节。


爷爷会选在一个下午炒花生。炒好以后,大家随便吃,晚饭只烧一点“醋热水”就着吃。“醋热水”就是白水里加醋,加盐,和油拌葱花一起煮开。


这样吃了花生,晚上就不烧饭了。母亲和婶婶也会在私下里说:真会省啊。


待吃好了,奶奶会把炒好的花生分成三份,一份给我们家,一份给叔叔家,还有一份放在堂屋,是留给爷爷奶奶的, 最后大部分还是被我吃掉了 。
其余的花生,全部入仓,囤放在堂屋的阁楼上,留做榨油和来年的种子,偶尔也会拿出一点给孩子们吃。

到了冬天,我晚自习回到家以后,爷爷奶奶会让我到楼上拿花生吃。


爷爷会说,记住只能抓三小把哦。 他也不看我,就随我自己爬上楼去拿,但会大声数着,一把,两把,三把。


其实我知道,他根本就没听到我在楼上抓花生的声音,这是让我学会守规矩。

楼上的“花生囤”,有半人多高,我很听话,每次都规规矩矩,只抓三小把,放到口袋里,就下来。


爷爷陪着我,看着我喜滋滋地剥花生,吃花生,还给我倒点热水。喝了睡觉。


晚自习上学,同学们都是自带煤油灯,是用旧墨水瓶,里面放点煤油,一块小铁片打个小洞,穿上纸捻盖在瓶口上,就成了。

到了冬天,晚自习一放学,爷爷多数时间会到小学门口接我。学校在本村,离家不远,但他还是会早早地蹲在学校门口,等我。


我一出校门,就能看见爷爷旱烟袋窝上燃着的小红光,一亮一亮的。


那时候,在本村读书,很少有家长放学去接学生的,大部分都是自己回家。


每天晚上,一看见小红光,就知道是爷爷在等我。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趴在爷爷的背上,感觉 特别温暖,特别幸福。


爷爷喜欢读书有学问的人,他对我寄予了厚望。


四年级,我长高了,不好意思让爷爷背了。放学便拉着爷爷的手一起走。爷爷的手很大,很厚,虽然粗糙,但是很温暖,很踏实。


平日在家里,我可以和爷爷奶奶在堂屋的主桌上吃饭。


我的 弟弟妹妹们,还有叔叔家的孩子,都很羡慕我,但他们也无所谓,只要有饭吃,蹲在院子里,哪里吃都可以。

母亲和婶婶一般都是在厨房里的小桌子上吃,还要负责给爷爷奶奶添饭。


爷爷爱这个家,爱家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爱孩子们。爷爷吃饭的时候,也会抱起弟弟坐在他腿上,喂弟弟吃饭。


我喜欢坐在爷爷休息的小床上,趴在主桌上吃饭。母亲常常在背后里说我:“在院子里,哪里吃都行,为什么偏要凑到堂屋桌子上去吃呢?”


我的母亲

爷爷有时候也会对着家里人说:“这个小妮儿,和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样样事情都想知道。她长大了,要不去讨饭,要不有本事,去干大事。”


爷爷一直对我是特别疼爱,但是从来不溺爱。有一年夏天,我真的违反了家规,也得到了惩罚。


那天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坐在小床上,一手拿着筷子,一边翘着脚,鞋子就挂在脚上,一晃一晃的。爷爷坐在桌子的对面。


有个邻居来找爷爷,他们讲起了种庄稼的事情。


邻居问爷爷:“您看我家那南地种点什么好?”


没等爷爷说话,我就插话说:“那南地我去过的,有机井,有水车。”


爷爷把筷子放下,二话不说,提起我的胳膊就往外走。我一手拿着筷子,脚趾还夹着一只鞋,我喊着,我的鞋,我的鞋。就这么被爷爷拎到了胡同口。


他什么话也没说,就自己回去了。


这一路上,家里的其他孩子都看见了。我觉得他们都很得意,嘴里“嘟嘟嘟”地取笑我。


我还听到母亲说:“多次叫她在院子里找个地方吃饭,她就是不听,偏偏要挤到堂屋去吃。”


看爷爷提我出来,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劝,上去拉。等大伙都吃好饭,背起工具下地了,奶奶才来胡同口找我,把我领回去吃午饭。


我知道,这是爷爷对我的惩罚和教育,罚我不懂规矩,乱插话,没个样子。


我没哭没闹,明白下次不敢这样做了。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来了。


1958年, 吃食堂大锅饭的时候, 爷爷被安排到村里的大食堂管伙食,还负责一个生产队的每餐打饭。

这不是一个谁都能干、谁都能干得好的活,最要讲公平公道,稍有不慎就会引来纷争和麻烦。


每天打饭的队伍很长,可盛粥的锅却清得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人脸。为数不多的玉米渣沉在下面,上面是清水一般的稀汤。


每分一瓢,爷爷都拿起木瓢伸到锅底搅一搅,把玉米渣“悠”起来,然后舀一瓢。这样比较公平。


每天,成年人能分一瓢稀粥,一个窝窝头;14岁以下的孩子是半瓢,半个窝窝头。


很多家庭夫妻都是分开打饭的,各打各的那一瓢,谁也不占谁的便宜。有时候,因为家里分配不均,夫妻还闹分家呢。


只喝那么一点稀汤寡水,还得整日在田里干农活,实在是受不了。


天灾人祸闹的,农民都吃不上米面了,大家便开始挖野菜,挖草根,剥树皮煮来吃。


当时我们家院子很大,是两个院子的面积,父亲就在前院种些芋艿、茄子来补贴家用。


记得父亲隔几天摘了茄子,切成小方块,用水煮熟后,再用铁勺油炸几粒大蒜瓣放进去。


那美味孩子们都抢着吃,现在我也这样做,但再也没有当年的美味了。

老宅前的家庭合影(第二排右一是父亲,左一是叔叔)
当年很多人家因为吃饭分不公,而闹不和睦的时候, 我们家却是另一番景象。

大家庭每天一共15口人吃饭,我们家6口,父亲、母亲、我和三个弟弟;叔叔家3个孩子,是5口;爷爷奶奶,还有爷爷的堂兄两口子。


爷爷的这个堂兄, 身高一米八五左右,饭量特大。 他 快50岁了才成了家,无儿无女的。


爷爷心疼大爷爷饭量大,怕他饿坏了身子,就说 我们家人多,可以互相帮衬一下,只要有我们吃的,就不会让他太饿。


我们家15口人的饭一直是打在一起的,能装满三个大斗盆。摆在大食堂的院子里,地上要摆满十五只大大小小的碗。


每天,首先让干活的男人和最小的孩子多吃一点,奶奶、母亲和婶婶尽管也要干活,但总是把盆底下稍微稠一点的饭让给孩子们吃。


奶奶那一只窝窝头,每次都是只吃一半,另一半留给孩子们。


我二弟是1953年出生的,每天都吃不饱,肚子胀得很大,青筋都爆着,胳膊腿却细得像竹棍。


一天晚上,我听到奶奶悄悄跟爷爷说了二弟的事,说他再这样饿下去,恐怕要出事了,能不能给自家打饭的时候,再往下多“悠悠”。


我躺在奶奶身边,他们都以为我睡着了。只听爷爷回了一句:“谁不饿呀?你看隔壁家的钢柱大叔,那么大的个子,已经饿得快不行了。”


这个叫钢柱的邻居, 才不到五十岁, 饿得全身浮肿,没过多久,人就连病带饿地走了。

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家, 爷爷奶奶,还有叔叔家,始终没有分家。 这在当时周围 的村庄里,都影响很大。


再这样下去,真的不行了。


上级英明果断,很快就把大食堂解散了,给家家户户分自留地,让农户自己做主怎么种,种什么。


这一年,爷爷因为热爱集体,大公无私,被评上了县劳动模范。表彰会结束后,我们学校的学生和腰鼓队,都敲锣打鼓地到村外去迎接。


我看到爷爷胸前戴着大红花,后面跟着一群村干部,我站在学生队伍里,满满的自豪。




1959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家里,突然听到外面“哎呀哎呀”的呻吟声,很像是爷爷。


我冲出门一看,果真有两个村民架着爷爷往家里来。


爷爷在菜园子里干活,突然肚子疼,直不起身了。


奶奶抱着叔叔家不满一周岁的二弟,出门一看是爷爷,赶紧招呼村民把爷爷扶进家里,又差人跑去找父亲。


没一会儿,父亲带着驻村卫生所的李医生来了,给爷爷检查了一遍,也没看出到底是什么病。


一整夜,爷爷疼得无法入睡,一直小声呻吟着,他只能半躺在小床上,卷个铺盖卷顶在后背。


一整夜,全家人都没有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跟父亲说,要不送爷爷到瓦岗卫生院去看吧,我很害怕。


父亲说,李医生在瓦岗全乡也算很好的了,估计去了也看不出什么来,李医生说再观察观察吧。


第三天早饭后,我刚到学校坐进教室,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喊我。


是我的邻居小梅姑姑,她没有读过书。她在校园里跑来跑去,并大声喊着我的名字。估计她不知道我是哪个班的,扯着嗓子一直喊。


老师把我叫出来,说,有人找你,一定有急事。


我刚走出教室,她就冲过来拉着我的手,扭头就跑:“快走吧,你爷爷死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书包也不要了,往家跑。


冲进堂屋一看,爷爷就躺在小床上,头上盖着一小块四方的白土布。我一把拉开白布,扑倒就哭。


爷爷刚刚咽气,我摸着爷爷的手,还是软的,但不热了。


爷爷才64岁,热爱生活,身体强健,怎么肚子疼着疼着,人就没了呢?怎么生个小病,就救不回来了呢?小小年纪的我怎么也想不通。


大人们忙着给爷爷准备后事。太突然了,棺材都没准备。村西头有户人家,老人自己选的料,早就备好了一副寿木,愿意让出来给爷爷用。


盖棺之前,我猛得想起了什么,跑进堂屋东间,在床头我的枕头下面,拿出一块鸡蛋大小的翠玉。


这是爷爷心爱的东西,他时常握在手里,是从东北带回来的。


爷爷特别疼我,看我喜欢这玉,就悄悄送给我了,还跟我说,不要告诉其他人,也不要带到家外面去,免得被人看见要多说。


这块玉摸着很温润,形状个头像个小鸡蛋,颜色是淡淡的翠绿,晶莹剔透的,在阳光下照着看,还有一丝淡淡的黄色。


这块玉,我爱在心里,只要在家里,我都会不离手地揣在身上。


家里人谁也不知道爷爷有这个宝贝,更不知道他把这个宝贝给了我。


在爷爷封棺之前,我告诉了父亲,并说要把玉放进去,希望它能一直陪伴爷爷。


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再想想,真要把爷爷送给你的宝贝玉放进去吗?


我说,我就是想把玉放进去,和爷爷在一起。


父亲说,那你对外千万不要说出这件事,在农村棺材里是不放贵重东西的,以免被外人知道了,引来刨坟掘墓的人。我点点头。


爷爷出门那天,我哭得撕心裂肺,死去活来,村民们纷纷跟随送殡的队伍,一直陪到爷爷下葬。许多人都担心我,怕我哭坏了身体。


我知道,这一次爷爷不可能再像当年闯关东一样还能回来。 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1968年,我从师范毕业,成了一名高中老师。父亲说,如果你爷爷还活着,该有多高兴啊。


两年后,我由学校转到了政府机关;再后来, 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来到了江南杭州。

回老宅时,我和弟弟妹妹们与父亲的合影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我经常会想起爷爷,是爷爷刚毅的性格,不屈的精神,执着的追求,影响了我的人生。

但是多年来,特别是爷爷逝世以后,始终不能让我释怀的,是爷爷谜一般的经历。

我多次问过奶奶、父亲及村里的长辈,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才得知一些爷爷迷雾一般的经历。


爷爷名叫郑序禄,字禄德堂,1896年出生。


爷爷小时候家里穷,没房没地,7岁时,父母相继病饿去世,10岁的姐姐也被送到邻村的人家当童养媳。至此,他便成了孤儿。


爷爷每天跟在村里的牛车、马车后面,靠拾粪卖粪换钱,养活自己。


14岁那年,经人介绍,爷爷到一个叫百尺口的邻村,给一家李姓的地主当小长工,安排的是喂牲口和在厨房里帮厨的活计。


这家地主有好几十亩地,骡马成群,农忙时,有几十名长工。


地主家的大铁锅比圆桌还大,内有一米多深。灶台很高,他得踩着一个小木墩才能够得着锅台。


一大家子几十口人要吃饭,爷爷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要去井里挑水,还要一桶一桶地倒进大锅里。


由于个子小,他要站在木墩上,才能把水桶提到锅台上,再倒进锅里。 每一顿饭,大木桶最少也要好几桶。爷爷不做饭,只管 拉风箱。


爷爷手脚勤快,踏实肯干,东家非常喜欢,还经常夸赞他。


喂牲口的活很辛苦,除了草料要足够,主要是得熬夜,要不断地加草加料,一直到黎明时分,才能把牲口喂饱,供早起下地使用。


一天,爷爷正在清理牲口的槽,地主家的老太太突然走了过来,嫌槽洗刷得不干净,指着爷爷就骂:“你这槽清理得不干净,你对待牲口要比对你的爹娘还要好!”


爷爷干活向来认真。这冷不丁地挨骂,不知道地主婆哪来的气,爷爷受不了了。


他想着,父母为了让自己活下来,把最后一口吃的都给了自己,现在反而被地主婆辱骂,他越想越气,决定离开。


东家知道了这事,赶忙前来安慰劝说。老太太也知道说过了,一再想挽留,但爷爷执意不肯。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让当年16岁的爷爷,执意要离开。


爷爷一个人背着行囊走了。他找到邻村要去关外谋生的大人,大伙都知道爷爷诚实厚道,干活很出力,也愿意带着他一起去。


他们 一路北上,历经磨难,闯关东,入东北,一直到了一片大森林。

听乡亲们说,爷爷初入东北,是跟着老乡进入大森林,当了伐木工,主要是砍树、伐树,会有人专门把木材运下山。


爷爷28岁结婚,30岁生子。奶奶比爷爷小12岁,是我们隔壁镇上的。奶奶是裹小脚的,面目清秀,干净利落,和善贤惠,一手好针线活。


常听奶奶说,爷爷长期一个人在东北打拼,先是伐树,后来做药材生意。


爷爷采集山里的药材和山珍,卖给来收集的同乡,他们运到内地,会再带回来粮食和棉布。
爷爷做生意赚的钱,会定期打给家里,他一至两年才回来一次。爷爷打的钱,奶奶省吃俭用,积攒起来,陆陆续续也买了十几亩地,租给本族的人耕种。
奶奶说,爷爷 再后来参加了抗联。
那时候抗联很苦很危险,一个女队员被敌人捉住了,宁死不屈,敌人扒开她的肚子,里面全是杨树叶和棉絮……奶奶每次说到这里,都会流泪。
土改前夕,爷爷回来了,积极参加农会,参加土地改革。

从此,爷爷再没离开过老家。

1953年的初夏,我们村开始动员入社,我们家积极带头,第一批参加了互助社。
记得一天的晚饭后,天气晴朗,月光特别明亮。奶奶早早地扫好了院子,地上铺着草席,孩子们都在月光下乘凉。
这时,一驾马车停在了我家的大门口。在父亲的带领下,走进来几个青壮年劳力,手里拿着布袋、麻袋,径直走进了堂屋。

不一会儿,就听到堂屋响起了“过斗”的叫唱声:一斗,二斗,三斗,四斗,好嘞。
当时四斗是一布袋,一百斤。

这时候,就看到有人扛着一布袋粮食出来,放在了马车上。


这样的叫唱声,持续了好半天。


这一次,我们家的新马车,还有牛、马、 驴、 骡及农具,全部加入了集体互助社。


爷爷深爱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他 也一直由衷地爱着国家,并 像爱家一样,爱着全村这个大集体。


一晃,爷爷已经离开63年了, 而我也不再是当年那个趴在爷爷背上的小女孩

爷爷离家在外的日子,毕竟时间太长了,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二十五年之多。


传回老家的音信也仅是片片断断的,且都是传闻。在与此相隔千里的林海雪原之中,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爷爷当年也偶尔提起过吉鸿昌、赵一曼的抗日英雄事迹。他还曾对奶奶说过,冯玉祥是在一艘轮船上遇难的。

但是爷爷当年在东北时的真实经历究竟如何,已无从考证。往事已被尘封。


每当一大家人相聚之时,我都会想起我的老家,想起我的爷爷。


爷爷是我最敬重的人, 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今年我74岁了,是个幸福的奶奶

- END -
编辑 / 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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