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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流文化通常会将人们标签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其意义，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了解一个人。我们会问关于毕业、职业、家庭背景等问题。然而，标签化既带来便利，也有代价。这种便利的代价是将人们固化成某种形象，更糟糕的是我们自己也被这种固化束缚。一旦没有这些标签，你的自我是什么？你的自我本来如水，被放在一个坛子里，这个坛子就是外部世界的固化形式。如果坛子是椭圆形的，你可能会认为自己也是椭圆形的。但是如果坛子破碎了，你突然失去了形状，你会想：“我是谁？”只是一滩水而已。将人想象成这坛水的话，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不是方的也不是圆的。最终，我们都要摆脱这个坛子，重新构建没有限制的自我。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经历自我审视。当没有了坛子时，你会感到破碎和无助。但是当你意识到其他人也只是一滩水时，你会莫名增加勇气，原来你也是这样。
再举个例子，做煎饼时，你需要先将它摊平，然后卷起来。换成人的话，就是躺平，面对当前内卷的时代要保持平和。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焦虑？因为顺序错了，我们先卷起来而没有先躺平。
我目前在日本，看到日本的教育也非常内卷。我对新加坡还有些了解，因为那里仍然保留着华人文化，但是我觉得日本与之有所不同，因为我认为一个内卷社会所需要的几个必要条件在日本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感到有些惊奇。日本是发达国家，人们并不需要通过学习来实现阶层跃迁或摆脱贫困。此外，日本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底层有社会保险网络等福利制度存在，即使不能进入所谓的名校，理论上生活也不会太差。从逻辑上来看，人们应该不会过度努力学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特别是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卷得非常严重。这让我感到非常可怕，类似于新加坡，但没有双减政策。因此，你会看到一些补习班楼，类似于北京的海淀黄庄，楼内层层叠叠都是各种辅导班，窗帘完全挡住了外面的景色。我有一个日本朋友说，他们上补习班时从不看窗外的繁华景象。
在不同的国家和情境中，做事情最有价值的一点是让我们透过表面现象看到底层的本质。日本就像一个漂亮的罐子。表面上看起来不同，但当你打开它，会发现其中也存在着某种恐惧，而有时教育就基于打分和恐惧。当然，在有一定程度的制度保障的地方，这种恐惧会减少很多，而在没有制度保障和工具的地方则不同。然而，即使有了这些，恐惧依然存在。知道这些事情是有用的，特别有价值的，因为它让你意识到你的困境存在，并不是你认为的原因所致。例如，我认为的原因可能是“我的家庭条件有限”，或者“我来自一个小地方”，这是我们会认为的世袭原因。然而，正如某些高富帅的情况，尽管他们在出生时就拥有很多优势，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恐惧和痛苦。而且可以说，他们的困境可能更加惨烈，因为很少有人会同情他们。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很大的价值在于，首先不要把自己认为的某些原因合理化。比如，因为我是中国人，或者因为我来自发展中国家等等。实际上，这些并不一定是足够的原因。当你看到底层存在的这些非常相似的恐惧时，你会发现其实不是我认为的那些原因，然后你就有可能面对真正的原因。我也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常常存在经验主义思维。比如，为什么日本会形成现在这种内卷化的原因，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在进行一种猜测。因为现在的年轻一代，他们的父辈是昭和时代的人，经历过日本的高速经济发展和房地产泡沫时代。实际上，他们的生活状态很糟糕，许多人的退休金根本不够支付开支，存在一种倒挂的现象。换句话说，年轻人可能会看到他们的父辈过得相当艰难。或许我只能猜测，这可能会激发他们内心的一些恐惧，从而认为自己必须努力奋斗。日本最有进取心的一代实际上是80年代和90年代，那个时候是年轻人的一代。那个时候，美国最害怕日本，各种仇日情绪也很盛行。因为当时的日本品牌崛起，突然间变得无处不在。他们当时的口号就是“日本第一”，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在过去的时代，人们实际上创造了许多奇迹，比如现在我们熟悉的全球性大公司以及日本的经济状况。我曾与一位合作的教授交谈，他是那个时代的人，曾在日本教育部任副部长，是东京大学研究公共政策的教授。他告诉我一个有趣的观点，当然有些玩笑成分。他们的成才，实际上是因为自己的母亲没有受过教育。他们那一代人的大部分母亲都是农民，想想战后时期，大约在1945年结束，然后进行了几年的重建。所以他们的父母关心的是能否吃饱饭，他们从来不上补习班或其他培训。因此，这一代人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说，现在这一代母亲的情况不同了，她们自己上过大学，焦虑感并不是孩子们所感受的，而是妈妈们被迫要求孩子们努力。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女生，你肯定希望你的孩子也能上好大学，所以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我问他，这种焦虑背后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都市母亲。但这是否是女性的错？也不是。我发现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这些都市母亲会成为推动力？实际上，这与女性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的困境有关。因此，即使许多女性来自优秀的大学，她们的选择大多是在大城市找到工作，在几年的工作过程中，她们的主要目标是找到东京大学毕业生作为丈夫，然后在结婚后留在家中抚养孩子。比如我是某个女子大学毕业的，甚至可能是东京大学毕业的，那么我的人生价值就在于让我的孩子上一个名校。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以使用很多词语，比如某某铂金包之类的，来形容这个群体。
我看到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女性就业率低下，特别是那些有成就和高知识的女性。这导致了一个情况，每个人对于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是相同的，无论在哪个领域。如果一个人在职业市场或职业发展上受到严重限制，那么他们的人生价值就只能在家庭领域中实现，对吧？在家庭领域，唯一能够展示自己价值的方式就是让孩子进名校。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非常有意思。我对教育问题和女性问题都很感兴趣。在日本，我突然发现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女性的就业和有知识女性的就业受到结构性限制时，必然导致教育问题。因为精力没有地方发挥，个人的社会价值很自然地就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这是一个原因。然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有趣的是，我在思考为什么他们如此追求卷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日本有大量私立学校，这些学校有独立于公立体系的考试体系。如果想让孩子进入高等学府或名校，就必须送他们去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的录取比例要高得多。这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如果我想让孩子上名校，就必须送他们去私立学校。而在私立学校中，孩子们需要学习一些公立学校不教的内容，这些内容在日本被称为私塾，即补习班。因此，在东京或其他大城市，你到处都能看到私塾的广告。这意味着人们意识到公立学校教育存在不足，所以我认为这个体系的设置存在问题。最近我与一本书的作者Samuel Abrams进行了一次对谈，他写了一本名为《教育市场化的边界》的书，探讨了教育商业化的问题。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在我们的对谈中，他提出了一个概念，给了我很多启发。他作为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推崇芬兰教育，并且自己也是一位高中教师，这非常有趣。他谈到了一个概念，称之为“No exit”。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什么呢？举个例子，假设你是斯坦福商学院的毕业生，而李一诺是家里开洗衣店的。尽管我们住在相同的地区，我们的孩子却去同一所学校。这就是“No exit”。“No exit”意味着大家都没有选择，所以斯坦福毕业生的孩子和李一诺洗衣店的孩子都去同一所学校，因此他们会有动力让这所学校变得更好，我的孩子自然也会从中受益。他说，那实际上，芬兰的成功在于“No exit”。如果在这个体系中有很多exit，比如小学毕业就能离开，幼儿园毕业就能离开，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很自然的。因为对于有资源的家庭来说，他们会为自己的孩子寻找最大化的可能性，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在日本，这个问题非常明显，私立学校就是一个exit，而且这个exit是名正言顺的，所以人们为了这个出路而努力。与女性就业相关的问题以及这个体系中的旁支过多都与此有关，导致整个体系如此。如果我作为一个日本的知识分子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会对这个体系感到担忧，因为作为一个系统，它非常浪费资源。所有的家庭都在为此奋斗，最终的目标就是进入东京大学，然后下一代再重复这个过程，非常相似。这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似乎关系不大，因为教育实际上是人类恐惧、自我认知和自我价值最集中体现的地方，因为它承载了家庭、社区或社会对未来的所有恐惧和想象。因此，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教育，它会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不同社会中存在的现象，这不仅仅是学校或教育体系的问题，还涉及到许多其他因素，比如性别问题，包括性别歧视和性别结构性限制问题，以及整个体系设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最后，这些都会导致非常有趣的现象。但是这些存在是基于人们对价值的认同，这非常有趣，但它会以非常复杂的形式呈现，并最终成为一个结果，然后人们又会说，看，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焦虑，大家在这个循环中不断滚动，无法摆脱。但是我认为至少在我看来，实际上意义在于当我们在不同领域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不知不觉中会获得一种能力，即透过不同领域中看似无关的问题，看到底层的相关性或更深层的逻辑。 END 各位读者朋友，感谢关注。一起在文末留言你的想法/故事吧！也欢迎点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呀。记得点一下在看和星标哦，期待与你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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