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偶像是谁?这是个很简单但能迅速了解一个人的问题,百试不爽,且成功率极高。世界很大,牛人层出不穷,但凡想做点什么,或早或晚会发现自己要面临竞争的问题:已经有人在做类似的事了,比我做得更早,我还有机会么?发现有对手的同时,也一定能发现自己的学习对象。那些说自己做的事惊天动地史无前例的人,要么看得太少要么说大话不打草稿。偶像是一面镜子也是我们实现个人价值的锚,很多牛人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读名人传记,巴菲特之前也建议年轻人,“找一个你崇拜或者最想成为的偶像,从他身上找出你最欣赏的特质,然后开始学习和模仿他,把这些特质变成你自己的习惯。”求其上者得其中,偶像这事挪到企业经营上也适用。最近看拼多多的资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说拼多多的崛起做对了什么,值得一众创业公司学习,那拼多多刚起步时,黄峥的偶像是谁?黄峥在 2017 年 4 月 24 日的演讲中给出了答案,还少见地连用了三个非常。“有一位过世不久的老人,我是非常崇敬的,就是李光耀。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案例。新加坡非常的小,几乎是在一代人的手里面从第三世界国家跃居成为第一世界的国家。”当时拼多多势头正猛,2015 年 9 月上线,2017 年 3 月 GMV 已冲到了 40 亿。无论是业务打法,还是管理策略,没有人能看懂这个新公司,争相问黄峥,拼多多是不是会颠覆淘宝成为新一代的淘宝。黄峥是个牛人,他说,在巨大的市场里,已经有巨头盈利的地方,对于后面开始做、找生存空间的公司来说,很重要的是要创造价值。不要整天想着颠覆巨头,而是要想着创造价值,包括为巨头创造价值。当时拼多多的局面,一边是腾讯的社交,一边是阿里的电商,电商讲究强运营、强执行,社交上腾讯讲究产品导向。黄峥分析拼多多的优势在于有一个既做过游戏又做过电商的团队,在社交的传播和电商的执行中间,“我们试图做一个小小的新加坡”。他在学习当年夹在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资源贫乏却创造了奇迹的新加坡。有一个人至关重要,就是上面黄峥崇敬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被评价为“21 世纪最传奇的人物之一”“世界级领导人”。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评价,按查理芒格的说法,因为他面对的困难也难以想象的大,“李光耀接受的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沼泽地。”1965 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后,第一任内阁总理李光耀上台。我们来看看他接手了一个怎样的沼泽地:国土面积 716 平方公里,相当于 65%个香港,4.4%个北京,1.5 个朝阳区。海岸线 150 公里,几乎没有什么资源,90%的食物靠进口,连喝的淡水也要从隔壁国进口。接手的时候,人口 188.7 万,基本是在广东、海南、福建一带没田没钱也没文化流亡过去的人。人均 GDP 516 美元,比全球人均 GDP 599 美元还差点,拖了地球人民的后腿。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寡民、资源短缺的国家,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路发展到了高收入国家。1990 年李光耀卸任时(按 1991 年数据算),新加坡的人口增至 313.5 万,相比 1960 年的 164.6 万,翻了一倍。而人均 GDP 翻了近 34 倍,从 428 美元摇身一变成了 14504 美元。卸任后,他一手搭建的制度也让新加坡发展势态不减。人均 GDP,1994 年突破 2 万美元,2006 年破 3 万,2010 年破 4 万,2011 年突破 5 万。2022 年的最新数据,新加坡以人均 GDP 13 万 1580 美元荣登全球第二个最富有的国家。这成绩谁看了能不迷糊。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拼多多高速发展期很多外界难以理解的管理、经营策略都有了参考锚点。首先,李光耀认为国家发展的头等大事是经济建设,“没有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政治参与,都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生产力是决定我们前途的最重要因素……我们的生产力增长将决定我们未来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不过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宣传要建设经济,李光耀的独特之处是奉行绝对的“实用主义”,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严峻的考验是在行动中而不是在口头上。千百万贫困者不关心也不知道理论,他们要求生活过得好一点,要求一个较为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他对新加坡实际国情的洞见,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反对很多别人说对的东西。比如,- 反对轻信言论,“不要报上或刊物上刊载了就相信它。”
- 反对纠缠历史,不能因为要求日本赔偿而毁损了新加坡工业化计划,“目前,我们必须忍耐,尤其我们必须现实。”
- 反对过分实行福利主义,“在福利主义方面走得太远,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抑制人民竞争心和进取心,如果你要别人作出最大的努力,工资上的差别是必要的,所谓‘公平’是相对的。”
他认为,像新加坡这样的小规模经济来说,竞争无法抗拒,要想有所成就,必须要随着情况和社会的改变而改变。“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通过行政管制去抗拒自由市场的力量。我们从来不敢尝试采取保护措施,去抗拒外来的竞争,而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不断地试图根据某些预先想好的经济,或道德秩序去策划我们的经济。”这一理念,让新加坡拥有了有效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也成为了其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前提。只有自由的市场机制,对一个发展早期的经济体来说,并不足够。还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因为李光耀分析,“现代化的启动主要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刺激与挑战。而不是由于其自身现代性因素的成熟。”一个人的成熟,并不是由身体发育定义的,更关键的是思想的塑造和建立;一个企业进入成熟期,也不是靠自己闷头吭哧吭哧开发产品完成的,必须和市场和用户磨合。进步,往往来自外部的刺激与挑战。国家也是,闭关锁国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保障顺利发展,在对内的政府管理上,李光耀的选择是一党治国、精英治理。虽然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但李光耀在政党问题上也相当实用主义。他坚决反对西方鼓吹的多党制,因为他认为,多党制要行得通比如美国,必须是各个政党都信服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但对新加坡这个国民基本都是在原籍活不下去流亡过来的国家来说,各民族混杂,各政党的政治态度、信仰差别很大。因此,坚定新加坡不能搞两党制或多党制。李光耀对新加坡人的评价是“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所以,他选择精英治国,必须由少数最优秀的精英来治理国家。他赞同马来亚大学教授帕金森提出的帕金森定律,“机关的高层领导者若非一流的,其下属就不可能有一流的。”而一个好的领袖,也会像吸铁石一样吸引到第一流的人才,来加强他本身克服问题的能力。他把人才分成两类,一部分是政治人才,另一部分是专业人才。政治人才的任务就是把专业人才找到,把他们用好。常夸耀在他周围集中了全新加坡第一流的人才,“假使你一击而消灭这些人,就可以摧毁整个新加坡。”同时,为了避免一党专政的腐败问题,李光耀以自己为表率艰苦朴素,反对吹牛拍马,选择公务员也先考察人格再看能力,他评价,“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就是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栖牲。他们也有勤劳俭仆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但人性无法忽视,为了保证政府的清廉和诚实,李光耀主张支付给政治领导人应得的最高报酬。他认为,如果付给政治领导人的工资太低,他们就会受到腐败行为的诱惑并会陷人其中而不能自拔。这也是他的实用策略。想要稳定发展业务,对企业来说,除了人才梯队,往往还有一套企业文化来保证价值观的传承。对国家来说,想要稳定发展经济,除了政府和公务员体系的搭建,如何维持社会稳定也是一大关键。
在这个问题上,李光耀认为稳定与秩序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与美国政治家所说的恰恰相反,我不相信民主一定是导致发展的因素。我相信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要的是纪律多于民主。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一个政治制度价值的最终考验,在于它是否能协助有关的社会建立良好的环境以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并且使人民享有与社会其他人士一致的最高度的个人自由。”
第一,新加坡地处东南亚的战略要地,想要发展,必须依赖和平稳定的对外经贸关系,因此他的策略是合纵连横,首先和邻居马来西亚和印尼搞好关系,然后致力于在各大国间和稀泥式交朋友,比如最早公开呼吁美国在东南亚保留军事力量抗衡苏联,后来呼吁日本参与东盟抗衡美国,中国崛起后也呼吁美国抗衡中国。第二,办混合学校,同时推行双语政策规定英语为第二语言,让新一代素质相同,消除分裂和矛盾的根源,以打造和谐的多种族环境。任正非在 9 月 19 日的一段谈话纪要里还提到这一点,评价极高:“新加坡立国时,李光耀定了两个最重要的政策。一个是确定了官方语言为英文,连接了一个非常大的世界;另一个是确定了发展汉语,准确来说是发展普通话和简体字,这样就把两个大世界都连起来了。”
第三,刑事法典外,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都有严格的法令,来约束居民的行为,以维持社会安定。之前冯大还聊过这事,解释那些被我们误读与误解的新加坡的“神奇”法令,比如公共场所唱歌,罚款或者入狱三个月,蹭 Wi-Fi,罚款 10000 新+坐牢三年。目标:经济发展第一
政府管理:一党治国、精英治理
社会稳定:合纵连横式外交、种族融合、依法治国
政府管理和社会稳定,其实也都是为了保障经济发展。这些策略,让没有化石资源、技术实力、产业基础的新加坡,靠着开放市场、招商引资搭上了全球化的红利。
黄峥总结,它创造了一种模式——“在本国存放的资产只占它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资产分布在中国、美国。新加坡既是一个小国,但它又是一个融合于其他所有大国里的存在。就很像一个公司,在周边很差的环境下实现了国民富裕。”当时有一个故事,足以看出李光耀为了招商引资的决心。1967 年 10 月,他首次访美,在一个午餐会上亲自拉投资,向芝加哥的企业家讲新加坡白手起家的故事,如何从 1819 年 1120 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 200 万人口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打动了在座的企业家。拼多多成立的时候是 2015 年,类似新加坡当年的窘境,当时,“在中国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任何地方桌子都是满的”。黄峥定义拼多多的价值,对用户,是购物的创新,集高性价比产品和娱乐为一体,类 Costco 的实惠+类 Disney 的好玩。对社会,是用下游的成团机制反向改造上游生产端的创新。
这些策略,也让拼多多在一个坐满了的桌子上,找到了自己的席位。很值得初创企业思考。
不过最亮的地方也有最深的阴影。有人说,新加坡的成功是时代的产物,李光耀过分实用主义,不近人情,不讲人道主义不讲自由和民主。2012 年,美国盖洛普公司在调查全球 148 个国家后发现,新加坡人的正面情绪最低。经营和管理策略类似新加坡的拼多多,同样的阴影也笼罩在员工头上。
或许,正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银弹,任何策略都是双刃剑,会逐渐让过往功绩演变为拖慢步伐的包袱,这也是现实的一部分。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接受旧时代,成就新的时代,再接受由新转旧的时代。如此循环。
2020 年 4 月 20 日黄峥发布了致股东信,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只不过是世界自然演变过程中的沧海一粟罢了。恰如一位诗人写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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