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困在离西湖不远的一个小房间里，每天只吃一顿饭

主笔 牛牛

朋友告诉我，杭州西湖边某个灰暗的小房间里，住着一位“怪人”。他60多岁，没法下床已经有些年头了。每天只吃一顿饭，还是志愿者给他送过去的。据说，他年轻时过得还挺“风光”的。

我很好奇。决定去一探究竟。

2023年11月，中午，志愿者带我来到那个落寞的大院。

天上飘着细雨，地面湿漉漉的。一扇生锈的大铁门，两侧各有一棵大樟树。

走进大院，一股破败凋零感扑面而来。院子里杂草丛生，落叶和垃圾铺满一地。

不远处有一口老井，上面盖着一块缺角的石板。老井的后面，是一棵枇杷树，树下立着一块大红色的牌子——此处危险，请勿靠近。

枇杷树的左侧，有一幢灰色的三层楼房，几扇朱红色的窗户，玻璃脱落了几块。

很难想象，离西湖不到2公里，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我把自行车停在小楼门口，拍了拍身上的雨水，跟志愿者走了进去。

上到二楼，一条昏暗的走廊，两侧各有几个房间，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志愿者推开其中一扇木门，侧身挤了进去。

我紧跟着，把脑袋往屋里一探，里面一片漆黑，仿佛所有的光都被吞噬了。

其实房间是有窗户的，不过玻璃已经发黄，剩下一点光也被窗外那棵枇杷树遮住了。

志愿者取走前一天的空饭盒，把装满饭菜的新饭盒，摆在床边的凳子上。

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把灯打开，坐一歇吧。开关在床边的‘洞’里。”

我摸索着，在床边一块海绵垫的凹槽里，找到了电灯的开关。

“啪嗒”——开关打开，房间照亮。

我看见了他。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瘫在床上，身上盖着一条淡蓝色的被子，两只脚露在外面，小腿下垫着两个枕头。

他两个手臂蜷缩在胸前，手和脚已经变形，手指和脚趾像一根根烧焦的木棍。

床边摆着一个红色的尿桶，桶盖上插着一根软管，一直延伸到床上。

床头整齐地排着几盒“红双喜”的烟盒，床边还有一本《细节决定成败》。

他向我介绍，这幢房子有两间是他的，他把另一间给附近打工的大伯住，作为交换，大伯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他另外又霸占了一间，堆放他的藏书。

他艰难地侧过身，骂骂咧咧道：前段时间，他在床上晕过去了，大伯用一盆冷水把他浇醒，现在床上还残留着一大块水渍。

陪我来的志愿者说：“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和志愿者告别，我问躺在床上的他：要不要吃完饭再聊？

他说：现在不吃，饭是留到晚上的，他每天只吃一餐饭。

他用力往上挪了挪，把被子夹在两个腋下，讲起他的故事。

他读过很多书。很健谈。

他叫严立，杭州本地人。

严立说，他去年阳了以后，记性差很多，但最近，他总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

母亲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他坐在后面。骑到官巷口，一个冒失鬼骑着自行车，冲过来，把母子俩撞倒在地，严立脑袋上流了很多血。

母亲把他抱在怀里，流着眼泪，问他：疼不疼，疼不疼。

严立一点不觉得痛，也没哭。

严立父亲是干部，母亲在河坊街邮局工作。

严立是早产儿。1959年7月，一个早晨，母亲出门去上班，刚跨上公交车，羊水破了。三轮车把她送去省妇保，在医院大门口，孩子出来了。

家里给严立请了两个奶妈，他胳膊胖得像小藕，洗澡要把肉肉掰开，才能把肉缝里洗干净。

3岁，严立上幼儿园。午休，孩子们睡小床，老师把4张小床拼成一张“大床”，躺在上面。

等老师睡着，严立鼓动同学们，从四个方向一起把床拉开，老师重重摔在地板上。

老师找严立母亲告状。

母亲说：“这孩子挺有组织能力的。”

邻居家生煤炉，严立找来块砖头，把煤炉盖住；拿弹弓，把邻居家玻璃一块块打碎。

家里人觉得这孩子少根弦，做出的事情，难以理解。母亲带他去浙二医院，测智商。

测试结果出乎意料。严立智商有120，他妹妹90还不到。

医生说：“这孩子一点不笨，智商算高的。”

严立在江城中学读高中，班里52个同学，49个外号都是他取的。

有位同学摔了一跤，牙齿磕掉了半颗，叫他“半颗头”。有位同学，脸上长了块红色胎记，严立给他取名“红脸巴”……

严立说：“我在江城中学只读2年半。我和班主任不对付，怕他给我毕业鉴定写不好，最后一学期，我转学到了杭四中。”

1977年，严立从杭州市第四中学毕业。

严立想去当兵，参加征兵体检，医生说他一只脚是扁平足，不能参军。

这时候，严立父亲的干部身份发挥作用了。

征兵负责人说：“我们招坦克兵，不用走路的，这个小胖子正合适。”

到了部队，严立做起手表生意。

严立母亲有朋友在手表厂，一只西湖牌手表，30块钱拿来，严立35块钱一只卖给战友。

当大头兵一个月津贴8块，严立一个月卖10块手表，能赚50块钱。

1978年，部队清理后门兵，严立被“清理”回家，进入杭州一家药厂工作。

厂长弟弟在严立父亲手下任职。严立上班前，厂长给严立父亲打去电话。

厂长问：“领导，给孩子安排什么岗位合适？”

严立父亲打官腔说：“年轻人嘛，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锻炼。”

电话挂了，厂长想：哪里艰苦？思来想去，把严立派去锅炉房。

第一天上班，夜班，严立到锅炉房，开始还挺新鲜，后半夜两个眼皮打架了。

锅炉房的老师傅说：“瞌睡的话，凳子上靠一会。”

严立把衣服裹了裹，靠着凳子打了个盹。眼睛再睁开，天已经亮了。

第二天，老师傅在烧锅炉，严立在厂里瞎溜达，看到厂里的钱塘江牌卡车，拉开车门，往后排一躺，一觉又睡到天亮，洗个澡回家了。

第三天，严立心想：洗这么干净回去干吗，不洗了。

严立下班回家，母亲看到他脸上墨墨黑，问他：“你去非洲挖煤了？”

严立说：“我在锅炉房上班，你不知道呀？”

母亲一个电话打到厂长办公室，说：“年轻人还是学点技术好。”

厂长领着严立去车间，问他想干什么？

严立看到车间里的老师傅，一把铁锤敲得很漂亮，说：“我就学这个吧。”

车间里年轻人很多，中午休息，大家在一起偷偷喝酒。其他人喝了没事，严立喝完脸红了，下午上班，被老师傅发现了。

厂长把他叫到办公室，问：“谁和你一起喝的酒？”

严立说：“我不说。我不当叛徒。”

厂长笑了笑，从柜子里拿出两瓶酒，说：“这两瓶酒你拿回去，下次不要上班时间喝。”

按厂里规定，新人要当三年学徒工，才能转正。但包括严立在内，很多新进来的年轻人，都是关系户。厂长想了个办法，举办了一次“轻工比赛”。

严立拿了第一名，提前转正，拿到35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1981年春天，厂里花几万块采购一台离心机。投入生产一天，第二天不会转了。

车间停产了，工人们围在这台机器旁边，查了半天查不出问题。

厂里的老师傅说：这台机器肯定出厂就有问题。

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设备是好的，是我们操作不当，轴承烧掉了。”

说话的人是严立。大家摇摇头，显然不相信这个年轻人的话。

严立说：“如果我说错了，我请客三天，请大家喝酒。如果我说对了，车间每个人请我。”

大家来劲了，纷纷同意拆开机器检查。机器拆开一看，果然轴承烧掉了。

我问严立：“你怎么知道的？”

严立得意地说：这台机器，轴承有一部分露在外面，他检查过，有发黑的迹象，说明曾经发热过，肯定是机器在运输途中，机油漏光了。

轴承比较特殊，只能去上海机电公司采购。

厂长和严立说：“辛苦你跑一趟上海。”

这是严立第一次出差。他坐火车到上海，来到机电公司的门市部。

严立在橱窗里看到了那个轴承，标价300块钱一个。

他清了清嗓子，和售货员说：“我不找你们，把你们经理叫出来。”

经理以为他是来谈生意的，马上就从办公室里出来了。

严立大声说道：“你们的机器，为什么不加黄油，要加机油。长途跋涉过来，机油肯定要漏光的。你们也不提醒我们要检查。”

严立提高音量：“现在机器出问题了。造成我们厂停产，每天损失多少，你们怎么赔。”

这一番话，直接把经理说懵了。

经理让售货员拿了两个崭新的轴承，交给严立。

晚上，经理还请严立吃饭，又买了一篮土特产，让严立带上火车吃。

第一次出差，一分钱没花，还骗了两个回来。厂长觉得严立是个人才。

几个月后，药厂要通过杭州粮食局，采购一批玉米。厂长派严立去舟山，督促玉米运输。

到了舟山六横岛，严立看到玉米堆在码头，一麻袋一麻袋的。

他花了几块钱，雇几个码头工人，把每个麻布袋写上自己药厂的名字。

他又给同学打去电话。同学是杭州粮食局的装卸班班长，开卡车的。

严立说：“过几天有一批玉米到杭州，你看到麻布袋上，写我们药厂的，全部帮我们送到厂里来。”

同学说：“好的。”

严立回到厂里，上班第一天，玉米也送来了。

厂长很奇怪，说：“怎么每个麻布袋都写着药厂名字，谁写的？”

严立笑笑说：“我写的呗。还能谁写的。”

玉米卸完，严立又找厂长特批了五斤玉米油，拿给他同学。

同学开开心心回去了。

1982年，身边的朋友都在讨论文凭，严立觉得自己高中学历，有点看不过去。他参加成人高考，被杭州大学法律系录取了。

严立找到厂长说：“我不想干了，要去读大学。”

厂长说：“读大学好，厂里正缺大学生呢。这样吧，你去读大学，学费单位给你出，工资也照常发，但毕业了你得回来上班。”

严立说：“行。”

严立喜欢踢足球，他身材胖胖的，同学给他取了个外号：熊猫。

严立告诉我，他刚进学校那会儿，历史系的宋卫平（绿城集团的创始人）快毕业了。宋卫平喜欢踢足球，他们常在操场上一起踢球。

有一次，操场上有七八个黑人留学生。宋卫平提议，来一场“国际”足球比赛。

上半场还没踢完，黑人留学生因为一个点球判罚，和裁判理论起来。

裁判是杭大体育系的同学。看到同学被欺负了，中国同学冲上去，两帮人扭打在一起。

严立上去就是一脚，把一个黑人留学生踢翻在地。

没一会，学校保卫处的人来了，全部带走。

在办公室，同学们拿出学生证。轮到严立，他学生证压在器材保管所，借足球用了。

保卫处干事问严立：“你是干什么的？”

严立掏出一张药厂工作证，说：“我是社会青年。”

严立说，他当时和保卫处处长的女儿谈恋爱，万一让她父亲知道了，太丢人了，他就没说自己是学生。没想到，事情更加严重了。

其他同学回去了，严立被移交到西溪派出所，行政拘留三天。

严立拒不承认，说：“我没打人，你们拿出证据来！”

派出所说他不服判决，顶格处罚，3天改成15天。

宣判大会在杭州电视台直播，严立的父亲看到了，说：“这不是我儿子吗？怎么成罪犯了。”

老爷子心脏病当场发作，送到“117医院”抢救。

1986年，严立从杭州大学毕业，其他同学分配走了，严立回药厂上班。

因为之前“采购轴承”和“监督玉米”的事，厂长觉得严立是个人才，给他调到供销科。

出去跑业务，喝酒机会也多了，事情谈完，客户总要拉着一起吃饭、喝酒。

有一次，严立在火车上遇到两个同行，三人聊得投缘，直接火车上开喝，把餐车的啤酒清空了。

1988年夏天，有位朋友请严立帮忙搬家，新家在浙大玉泉校区边上。

严立找来厂里的卡车帮忙，把家具一车拉过去。

晚上，朋友请客吃饭。搬家的疲惫，加上天气炎热，严立连喝三瓶冰啤酒。

喝完酒，严立骑自行车回家。骑到官巷口，遇上红灯，严立停下自行车，脚往地上一搁。

这一脚下去，感觉一阵剧痛，严立低头看了看，还以为自己脚断了。

严立在家躺了三天，没去上班。

这一年，严立29岁，第一次痛风发作。

1989年，药厂参加全国药品交易会，严立签单第一名，厂长又给他调去销售科。

严立常去台州玉环跑业务，客户请客吃饭，啤酒加海鲜一吃，痛风发作就频繁了。从原来的一年一次，到后来几个月一次。

不光喝酒，还喝花酒。

严立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年轻人，要节制一点。”

严立问：“什么东西要节制？”

医生看了他一眼，说：“房事要节制。”

1996年，厂长把严立调去做办公室主任，兼厂长助理。

以前跑销售，严立还挺自由的，不想去单位就不去了。干办公室主任以后，每天厂里大大小小的事，全部要他去管。

严立和厂长说：“我就干半年，半年后，你得给我放出来。”

结果，干了一年半，厂长还没给他调岗。严立来了句：“老子不干了。”

1998年，严立从老单位离职，去了另一家药厂，继续跑销售。

单位在城站边上，严立骑自行车上班，发现走不了直线，还以为是自行车龙头歪了。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高血压。

一个秋天的夜晚，蛐蛐在窗外叫个不停。严立在床上辗转反侧，快要喘不上气，身上不断冒虚汗，把床单都湿透了。

熬到天亮，严立去医院检查，内科诊室人满为患，边上保健科很空。

保健科的医生，40多岁，穿着一件白大褂，正坐在桌子前发愣。

严立走进去，说自己不太舒服。

保健科医生给他量了血压，大惊失色说：“你不要乱动，我去叫人。”

严立坐在诊室里，点了一根香烟，还没抽上两口，内科主任和保健科医生推着担架床进来。

内科主任看到严立，一拍大腿，朝他大叫道：“啊呀，你还敢抽烟啊。”

连护士都来不及叫，两个医生把严立扶上担架床，推进抢救室。

在抢救室里，内科主任说：“你到临界点了，你知不知道？”

严立很诧异，问：“什么临界点？”

内科主任说：“你高压220，低压140，到血管零界点了，再高血管就要爆了。”

内科主任给他推了一针利尿的药。

严立说：“你给我推了多少剂量？多了我要发痛风。”

话还没说完，抢救室里响起一阵嚎叫——痛风发作了。

内科主任也慌了，说：“这下该怎么办呢？”

严立在药厂上班，加上在浙江医学院进修过药学，对药品比较了解。

严立说：“你马上给我推80万青霉素，加0.5毫克地塞米松。”

一针打下去，严立的痛风果然缓解了。内科主任说：“今天你给我上了一课。”

我问严立：“这次以后，你还继续喝酒吗？”

严立一脸得意，说：“喝啊。”

他似乎还沉浸在，给内科主任“上了一课”的满足里。

2004年5月1日，朋友给严立十多箱“开化龙顶”，让他去汽车东站拿。

严立拿到茶叶，准备打车回来。车站门口的出租车排起了长队。

严立走到第一辆出租车旁，刚想拉开车门，车子稍微往前动了动。

严立瞬间不高兴了，心想：老子一定要坐你车吗？

他提着东西朝第二辆车走去。第二辆车司机是女的，看到严立东西这么多，马上下来打开后备箱，帮他把东西装上车。

车子缓缓启动，在杭州城里穿梭。

严立坐在副驾驶，瞟了一眼面前的营运资格证，上面这个人，自己好像认识。严立看看证件，再看看正在开车的司机。

严立说：“你还认不认识我了？”

女司机说：“我不认识你啊。”

严立说：“你再想想看。”

女司机大叫了一声，说：“你严立啊。”

女司机一脚刹车，把车停在马路中间，趴在方向盘上，嚎啕大哭。

严立说：“这么多年不见，也不至于这么激动吧。”

原来，女司机是严立的前女友。十几年前，严立还在老药厂工作，厂里有几位乡下同事。

厂长和严立说，你们都是干部子弟，不要因为自己出身好，看不起从农村来的同事，该关心的，还是得关心一下。

严立说，好的，他会去关心的。

结果这关心来关心去，关心到了床上。

女生怀孕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辞而别了。转眼间，孩子已经10岁，上小学三年级了。

两人重逢后，又恢复了关系。女朋友在城北租房子，严立搬过去和母子俩一起生活。

严立的痛风越来越严重，坐公交车，得手拽着门把手，把自己拉上去。

班也没法上了，严立只能卧床休息。以前，家里饭都是严立烧的。卧床以后，只能等女朋友下班回来做好晚饭，端到床前伺候他。

终于有一天，女朋友受不了了，说：“我爹都没这样照顾，先照顾你了。这样下去我吃不消。”

严立回了两个字：“拜拜。”

严立有过很多段感情，最后都没有结婚。

严立的父亲对他有一句经典评价：“看你逍遥法外到何时？”

我问严立：“为什么都不结婚呢？”

严立说：“说到底，还是不愿意负责，不想被婚姻束缚吧。”

严立说，他和这位女朋友同居12年，本来准备结婚，说好2月14日去领证，他去婚姻登记处踩过点了，但到了那一天，他还是没去。

对于女朋友的离开，严立说：“我不想对她负责，总不能要求人家对我负责吧。”

2016年秋天，57岁的严立搬回大院的老房子。

他的身体很糟糕，大院门口有一段长长的上坡，走上来已经很费劲了。

搬家回来的那一天，他痛风也发作了，只能打120求救。

救护车把他送到省中医院，住了几天院。住院期间，好几个科室的医生，一波接着一波到病房来，研究他因为痛风变形的手脚。

医生说：“你这个痛风，杭州城里称第一，没人敢称第二。”

出院后不久，两位女同事来大院看望严立。

严立说：“你们帮我找个钟点工，我生活太不方便了。”

两位女同事出门没走太远，遇到一位大伯在附近转悠。同事一聊，得知大伯在附近打工的，便把他介绍给了严立。

严立拿出一个房间免费给大伯住，作为交换，大伯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退休的时候，严立因为社保年限不足，人社局有政策，可以交一笔钱，视作缴费。

但他咨询了人社局，要补缴两万块，最后到手，每个月只有两千多块。

严立说：“我交这个冤枉钱干吗？不如直接领低保。”

最近几年，严立还在买彩票，他出不了门，就让社区保洁员帮他买，每次15块钱。

还真让他中过一次大乐透“三等奖”，奖金三万块。

但这笔钱，很快就因为各种事，散掉了。

我问严立：“你做那么多年药厂销售，应该赚了不少钱，有存下来多少吗？”

严立无奈地说：“赚的多，用的也多。外面还有三个儿子，给了他们每人一笔钱。”

聊到这里，外面天色已暗，我看了下时间，时候不早了。

我问严立：“你想过没有，你有这么好的家庭出身，有知识，有学历，工作机会多，智商也不低，怎么就沦落到现在这样呢？”

严立嬉皮笑脸地说：“有句老话叫‘树挪死，人挪活’，如果换一个单位，可能会不一样吧。”

“药厂压力太大了，这么多销售任务，指着我去完成。我跑到别人单位去，事情谈完总得喝个酒吧……”讲着讲着，严立脸上收起了笑容。

他叹了一口气，说：“说到底，还是自己没有自制力。别人一叫喝酒我就去了，我耳根子软，从来不会拒绝。还是自己的问题。”

我继续追问：“你觉得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有点不好意思了，说：

“太自以为是了。

“觉得别人没我聪明，我就看不起别人，还要欺负人家。现在想来，只不过是自己，多看了两本书，脑子反应快一点而已。

“有点能力，就觉得自己通天了，其实天高得很呢。”

讲完这些话，严立长舒了一口气。

这家伙终于开始反思了。

如果说家庭出身，知识学历，工作岗位，不是决定人生的关键，那么关键因素是什么？是一个人的三观。

事件发生时，就是人格表达时。它决定着我们在人生无数个十字路口，做出怎样的选择。而这些选择的结果，便是我们的一生。

临走前，我突发奇想，又问了严立一个问题：“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严立示意我看看后面。我转头看去，像梧桐树皮一样的墙面上，挂着一张遗照，照片上是一位留着短发的女性。

严立眼里闪烁着泪光，说：“母亲是62岁走的，现在，我也活到了这个年纪。我想去给母亲扫个墓，跪在母亲的坟前，讲一讲这几年的事情……”

严立哽咽了，他望着天花板，陷入了沉默。

房间里很安静，只听到空调出风口的声音，和窗外雨水滴落在枇杷叶上的声音。

过了许久，他缓缓开口：“希望大家听完我的故事，引以为戒，不要向我学习，我来不及了。”

与严立告别，我背上书包下楼。外面雨已经停了，出口处，一束亮光，缓缓照进这幢老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