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之薰】大学问家的“第一篇” | 李荣
李荣约 6 分钟由本人谈不上丰富的阅读经验而言，有时会产生这样一个可能没什么根据的感想：一些大的学问家，他们最让人心折和佩服的，往往是他们学问长河里面的“第一篇”。
这个“第一篇”，并不一定便是他们巨富的文集或全集中编年上排在“第一篇”的文章，甚至也不一定便是他们公认的“成名作”，而只是在他们的年轻时代，经过了博学深思，由博取约出而“收束”结晶成的“第一篇”。它们往往最是可喜有特色，最为大胆无挂碍却已有了厚重的学问的功力。有些学问家，他们独有的风格，当然一生都是多少隐显地保持延续着，但是最鲜明、最为灵动的那一种“神气”，却只有在那个“第一篇”当中，才能寻找得到。
一次，偶在书店看见一套新编的冯契先生的文集，就拿起来随意一翻，却没想到一翻之下，有点放不下来的意思。过去对于冯契先生所知很少，记得他有一本著作，名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多年前曾经略略翻读过一次，内容上似乎留下的印象不深，而行文之中，即使是已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却依然不可免地有一些特定时代字眼语句上的痕迹，略“刺目”。其实，如今能够设身处地为当时学者来着想，总还是能够理解，不能过分地去责怪他们。但当时的自己却是做不到，像吃饭吃到细碎的砂石一样，迫不及待地整个儿“吐哺”出来，废书不观了。
而这一次的翻读之下，却是对于冯契先生有了新的领会，觉得在他那一辈的中国自己的哲学研究者中，冯先生总还是在辩证唯物论的总框架里，多少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希望获得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之一人，这是可以让人佩服的。根据冯先生自述，他在抗战时的后方昆明以及五十年代的初解放时，都是金岳霖先生的学生及晚辈的同行，得之于金先生的最多，与金先生的切磋也是最频而且最富有成绩的。金先生有名的大作《知识论》曾经留有一个尾巴，总觉得西洋源之于古希腊逻各斯的知识论，太过于客观，有点缺少人性的“温度”。金先生与冯先生这师生两人，对于静安先生年轻时攻读康徳和叔本华哲学所得出的一句总括语“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都是印入心间，而且深长思之。他们的燕谭中，时时会说及这样一个命题：世间到底有没有一种哲学，既是可信又是可爱。冯先生从金先生那里得到启发后，可以说一辈子没有忘记这么一个命题。无论环境怎么样的变化，或者在给定的语境中需要作怎么样的适应，冯先生的内心始终忘不了金先生所传给他的那些宝贵的思想火花，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让这些火花放出光芒来。冯先生后来写出的智慧三论，可以说是他这一辈哲学研究者中难得的独创之论。冯先生认为，哲学说到认识论，还不能完结，还要“说下去”，要由知转智，把知识转化成为智慧，天道与心性会通，知识与理论化作方法与自由的德性即智慧，那才是圆通的境界，也即“可信者亦复可爱”。这一次匆匆翻读新编的《冯契文集》，觉得最吸引我，让我读了喜欢得有点放不下来的，全在他早期于金先生指点下写出的《智慧》这一篇原创的论文，完全可以当得“灵气逼人”这样的赞语和的评。
后来，与一位友人闲谈，偶言及季羡林先生，又引动了我的联想。无独有偶，季先生文章中，最吸引我的，也是他四十年代后期从德国留学刚回国时，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上的第一篇论文《浮屠与佛》。季先生可能比冯先生年岁要大一点，但还应该算在一辈里面的。他们那一辈的学人，这个“第一篇”现象，实在是有意思。
季羡林先生可说是难得的语言天才，语言天分十分了得。留徳，却是遭逢二战，滞留长达十年，师从徳国东方语言的研究宗师，在东方语言，特别是巴利文、吐火罗文等中亚古语上面炼出扎实的功夫。此一段经历具见季先生后来写作的《留徳十年》一书。胡适之及陈寅恪先生赏识季先生，他一回国，这两位老师即举荐其主持开办北大的东方语言系，一个短暂的过渡，季先生即升任北大教授。当时人爱才惜才有如此。回过来说季先生那一篇《浮屠与佛》，实在可说是一篇“灵气之作”，并且有其师寅恪先生之风，从一般人不注意的细小之处，却能见出文化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季先生后来在回忆文中也认为，他得之于寅恪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中国古来译经里，最早的对译梵文里面表示释迦牟尼名号Buddha的，是浮屠这样的两个字的译名。后来出现了佛这个一个字的译名。一般人都认为佛是佛陀之省，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季先生却是认为，佛教入华，译经者对之崇敬，译释氏名号不大可能用如此省称而行“腰斩”也，一定是别有来源。中亚西域小国各处吐火罗文中对于释氏的称号，都是相当于“天中天、天中王”的这么一个有形容语的词，意思是“神之神”，而落实在那个名词上的“神”（pud）便是单音节，是对于Buddha的对译，这是译经里面“佛”的来源。
由这么一个“小地方”，季先生进而借讨论《四十二章经》的真伪，论及佛教入华的时间及途径的大问题。佛教入华必有前后两个来源和两条途径，一为“浮屠”的路，一为“佛”的路。前者在时代上可能早至前汉，季先生一开始猜测是由印度直接入华，后来在八十年代末再做了一篇《再论浮屠与佛》中做了修正，认为是由居大夏国的大月氏由大夏文译为汉文入华。后一条“佛”的路，则晚至后汉三国经中亚西域小国入华。所谓《四十二章经》真伪问题，实则是“浮屠与佛”两条路径上的两种译本也。
读学术文章，像季先生《浮屠与佛》这样，在人所不经意的细小微末之处，能步步掘进，拈出深者、精者、大者，最能够使人佩服，成为第一流的成果。而那些做足架式的所谓“宏篇巨制”，由“宏大”而至空虚，总还是能力与灵气之所未逮也。季先生的这个“第一篇”，实在是酝酿了这样一派可喜的学问上的“气候”。这之后，季先生也是著作等身，但与那个灵动的“气候”和当时敏悟辨析的原创力量比较起来，当然不能说反而缩减了，也不好说后来的就一定超出当初，无论如何，总是有点可惜。此外如费孝通先生等学问家亦是如此，虽不敢说其后的乡镇工业及小城镇理论不重要，但与《江村经济》这个“第一本”和《乡土中国》这个“第一册”一比，仅就灵动程度和创造力而言，总觉得距离还是不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