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Yinuo

职场妈妈,怎样才能活得不那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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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女性面对的根本矛盾就是:需求是社会的,但是代价是个人的,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不匹配。

——一诺

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内核”,就是和真实的自己在一起。这个真实的自己身上有一种重新生长的力量,并且可以让我用一种更坦诚、更真实的态度面对未来。

——郝景芳

(本文节选自一诺与郝景芳的对谈, 原题为《敢于继续做梦的力量从哪里来?》。约2900字,整理人:煤炭愚蠢)

通过孩子看到自身的限制
郝景芳: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目前的人口政策与就业政策让女性越来越不好找工作了,这是否会进一步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加剧女性焦虑?另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问题是:女性到底能不能在要孩子之后还保持自我成长,如果还想发展,力量应该从何而来?
一诺: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进入了一个以前一无所知的平行宇宙,这个宇宙中有自己的体系、知识,也有一套独立的行为法则。生养孩子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让人学会谦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以前对教育的很多理解往往是大而空洞的。现在每天跟孩子互动,时刻面对着让人眼花缭乱的问题与挑战,让我们有机会去真正认识这个被我们忽视的“平行宇宙”。
当我们讨论孩子的问题时, 我们需要觉察,这到底是孩子本身的问题,还是我自己内心的某种评判而带来的问题?
举个例子, 如果孩子在某一项竞赛中表现不佳,你会生气吗?你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而生气吗?
很多时候,教育中的障碍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来自于传播的内容,很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把障碍内化了,也就是说,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地认同了某些外在的限制:一方面我们认为它不好,但一方面我们又在这条路上走到黑。
通过所谓的孩子和教育的问题,让我们看到内心的种种假设、评判和限制,当我们可以直面自己内心的这些限制的时候,我们对教育和孩子的认识可能才会到一个新的阶段。
你需要做的,是对自我的认知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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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女性,尤其是育龄的女性,往往需要同时分饰不同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对一个人的要求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说,在“领导力”跟“母亲”的之间,或者说,与“女性”这个身份上有什么共通的?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真正的好的领导是善于管理关系的,我们跟孩子之间的种种互动,最终也还是要落在这两个字上。教育当中最重要的,往往是无形的东西。一个好的教育的环境,最注重对关系的构建,这也是职场的根本所在。而与外界的关系其实是自我关系的投射,我们对他人的评判其实都源于对自己的不接纳。相对来说, 女性更愿意去反省自己,这是成为好领导的非常核心和重要的一个特质。
郝景芳:是的, 我们不用总拿着传统的男性标准去打压自己,其实我们把自身的这种善于建立关系的特质发挥好,反而可能会打成更大的胜仗。很赞同说女性在领导力方面有优势,应该在当前的这个世界中担起更多责任。说到这里,一诺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一诺:现在我做的事情可以叫做“广义的教育”,儿童教育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做关于家长的教育,进一步说,就是成年人的自我成长,我觉得每个人的路都有很多的偶然性,但有些东西是有共性的。
如果回顾一下我从读博,到麦肯锡10年,期间生了孩子,之后转身去盖茨基金会,最后回国做教育这一路走来的旅程, 每一次的转折或者每一次所谓的成功,其实都源于各种“不敢”,力量从哪里来?就是从面对各种“不敢”中来。而这种种的“不敢”,说到底是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
很多女性可能都有一种完美主义情结,觉得事情要做到最好才能展示于人前,在职场上是这样,做妈妈也是这样。但实际上没有人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一旦把完美作为初始条件,你就永远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所以你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对自我的认知和接纳。
郝景芳 :是的,这跟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是一致的。以前我也对自己说,做职场妈妈,要这样好、那样好,但最后,好像各个方面都是千疮百孔,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自己非常沮丧、焦虑。
那个时候能够去帮到自己的词,反而是“没关系”——哪怕是这些地方没做好,也没关系的,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内核”,就是和真实的自己在一起。这个真实的自己身上有一种重新生长的力量,并且可以让我用一种更坦诚、更真实的态度面对未来;让我在听到一些微词时,可以回到我真实的感受上:我心里是不是真的想要做这个事儿?希望达成的目的是什么?
接纳自我,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那个感受得是每一个人真正走过一遍,经历过一遍才能够有所体会的。
一诺:你说得特别对,我觉得人一生最重要的对话是自我对话。如果遇到问题,你愿意一层一层地往下问 5 个为什么,问到最后其实都能找到某种内在的原因,当你能够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才真的有内生的力量,这就是从内到外的一种自洽。
外部支持系统对女性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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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是的,无论遇上什么样的困难,你首先还是要有内在的,相信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过好外在的人生。那么现在让我们再去聊一些更尖锐的问题——外在大环境的问题吧。
很多时候,即便我们知道,内在的力量是1,但不能否认外在的环境是后面的一串0——现在的环境对于女性还是有很多不友好的地方,在职场上也会有人觉得女性生孩子耽误时间,不想招女性。现在放开了三胎政策,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了,这反而导致一些女性更不想生孩子。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什么样的外在环境,可以更好地支持女性的成长?或者说,如果一个女性还想尝试着去做一个母亲,那么她需要什么样的支持系统呢?
一诺:我对你说的这个现象深有体会。我们的政策是目的导向型的,但任何一个政策想达到目的,都需要一个让人一步一步接近目的的“脚手架”,如果没有,最后它就起到相反的作用。现在女性,尤其是育龄女性,面对的根本矛盾就是:需求是社会的,但是代价是个人的,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不匹配。如果这个鸿沟不能被弥合,那这个政策是永远不可能起作用的。
如果说因为女性生了孩子,用人单位就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对一个企业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可能得通过社会上的一套政策保障,比如说某种保险,让愿意雇佣女性的企业得到一定的补偿,使得我雇佣一个男性和雇佣一个生孩子的女性对我的成本差别是不大的,或者在税收等方面能得到一定的激励。其实经济学最终就是关于激励体系的,如果激励体系不到位,那Ta就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郝景芳 :一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共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冲突。优化人口结构就是一个公共问题,它最终的结果是让全社会得到福利。但是当我们拆解这个流程,就会发现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更多考虑的是个体性。
对于公共性的追求更多地要靠公共部门,也就是政府政策部门来实现。有一个比较好的外部支持系统,对于女性的成长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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