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蒋锡武先生 | 柴俊为
柴俊为约 8 分钟蒋锡武先生（1948—2014）
今年是戏曲理论家蒋锡武先生逝世十周年。
京戏（包括大多数传统戏曲） 在“文革”结束后，只经历了短暂的“传统热”，很快就跌入谷底，出现了所谓的“京剧危机”。于是，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那段反旧戏、反传统的历史又再度重演，“跟上时代”“戏曲现代化”思潮迅速付诸实践，遍地开花。然而，多年之后人们发现，五花八门的“现代化”创作并未改变京戏的生存困境。除了各种各样花纳税人钱的会演评奖越来越多之外，剧团依然需要政府扶养，观众日益老化、减少，而传统艺术则加速衰退，人去艺亡的叹息愈加沉重。到了九十年代初，评论中渐渐多了不同的声音。用傅谨的话说，就是开始出现了一个被目为“保守主义的理论群体”，也正如他说的，说“理论群体”有点夸张，实际只是很少几个人。锡武先生自号“抱守居”，是这个“少数群体”里学术成就卓越的理论家之一。
锡武先生的理论学术成就基于他对京戏的深切了解和执着爱好。他幼习花脸，在特殊的年代里还演过“现代戏”。不过，我们在一起却是聊老生多。他的记忆力超强。有一回，在上海的一家小旅馆中，我们聊了一晚上老唱片。他给我学小桂芬《捉放曹》唱片里“心惊胆怕”的腔，说后来罗小宝、余叔岩的这一句虽然没有老腔这种石破天惊的气势，但是表达的情绪还是一致的。我很佩服，他对这么冷门的唱片都如数家珍，学来惟妙惟肖。2002年底，我们筹办“绝版赏析周年庆”元旦晚会，请几位栏目的创始嘉宾登台献唱。刘连群先生和锡武先生不约而同都学杨宝森唱片，刘学《青石山》，蒋学《马鞍山》。录音前，吴小如先生说，《马鞍山》的第二句“百鸟喧声”杨宝森不使腔，而老谭派“声”字上是有腔的（按，贵俊卿这句唱的是“耳听得松林内百鸟声惊”，腔则跟王雨田的一致）。当时数字媒体不像现在那么便捷，我也没来得及给他找王雨田等的唱片参考。吴先生现场说了一遍，锡武先生现趸现卖就给唱下来了。吴先生称他是捷才。
锡武先生勤思健笔，著作甚丰，平时却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人。人多的时候，有时反而显得有些沉默寡言，而一旦开口，常有警句。中国戏曲学院举办首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晚饭后几位“保守派”聚在我和伟品兄的房间闲聊。好像聊起谭鑫培故后京剧的态势，我高谈阔论，从王瑶卿到梅兰芳，夸夸其谈说了一大通。锡武先生听着不响，等我讲完了，他慢悠悠地来一句：“好，被你这么一说，半部京剧史没了！”屋内人都忍俊不禁。
锡武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两本著作《京剧精神》《京剧思辨录》和《艺坛》杂志上。
《京剧精神》的出版，在戏曲界颇为引人注目。《京剧精神》的学术性很强，是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认识京剧，认识戏曲传统的有益尝试。作为京剧美学的开山之作，自有它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不过，我认为锡武先生主持的《艺坛》杂志和他的《京剧思辨录》更不容忽视。
《艺坛》从刊物性质讲，在当时也并不起眼。它一开始是湖北省武汉市艺术研究所的一本内部刊物。这本刊物的具体演变历史，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它是在1993年，锡武先生任主编时进行改版的。改版之后，迅速在全国戏剧界，特别是热爱传统京剧的各界读者中引起强烈关注。
当时中央电视台打算开办一个大型的谈话类直播节目，由赵忠祥、倪萍担任主持。第一期试播就是谈京剧，遍请京津等地的京剧名家参与。刘曾复先生发言时，他老人家“未开言”先举起了两本《艺坛》，向全国观众盛赞这本刊物。按照广播电视的宣传纪律，没有正式刊号的内部刊物是不允许在电视节目中推广的，当时的直播审查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也就播出去了。
1995年，我因为给《文汇报》写的一篇报道引起王元化先生的关注。我的表兄陈越光与先生很熟，引荐我去拜访请教。先生那天跟我谈了一下午的京戏，也一再提到《艺坛》办得好，值得读。
为什么一本内部刊物会引起如此关注与好评？
我以为，如果说《京剧精神》是从美学的角度来阐释京剧传统，那么，《艺坛》就是以史料、史实、史论来追寻京剧传统。
京剧的文人化程度虽然比不上昆曲，皮黄也没有昆曲那些系统严谨的曲律、曲论，但是，京戏历来不乏评角论戏的传统。这种“梨园剧评”的传统在清末以降，因传媒业迅速发展而壮大，不仅直接影响当时舞台艺术的发展，也保存了海量的梨园史料。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这一百多年的京剧不仅存在戏台上，也存在媒质上。两者有龃龉，有凿枘，但更多的是互相影响，互相成就。这一点恐怕是其他地方戏曲难以企及的。然而，经历了五十年代的“戏改运动”，这种传统已大幅窄化；“文革”十年则几乎断绝。《艺坛》的出现，我认为，是意图重新构建并激活京剧的这一传统。
一本所办内刊要如此转型并非易事。众所周知，在当时的举国体制下，各省市剧协、艺研所的刊物实际上是有一个潜在的统一模式的，早期连刊名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开放搞活以后才逐渐呈现了一些不同的风格，但总体而言，都是讲求时效的地域性文艺刊物。质量高的，可读性、学术性强一点；办得差一点，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当地文艺剧团的变相宣传刊。有时甚至整整一期刊物都“承包”给当地的一个重点剧目，简直令人无法开卷。在这种氛围下，锡武先生硬是把《艺坛》改造成了一个重翻故纸堆、记录旧梨园、阐释大传统的纯文化刊物，充分显示了他的信念、见识和人脉，也一定有许多艰辛。
图片右起：王元化、蒋锡武、作者
别的不说，1997年起，根据中央的意见，国家新闻出版署再度进行报刊整顿，除了压缩七百余种公开报刊外，还决定取消内部报刊系列。《艺坛》自然也在取消之列。王元化先生得知此事，亲自为《艺坛》呼吁，希望将其转为公开刊物继续出版，但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我亲眼见到锡武先生为此焦虑，为此奔走。他既不舍自己这份理想，也深恐辜负这些年紧紧相随的读者。《艺坛》后来在王先生的建议下，改为丛书，不定期出版。几经波折，最后还是在先生的鼎力支持与资助下，才勉强撑到六卷。
在第六卷漫长的出版过程中，锡武先生的身体逐渐衰弱了。有一次，《绝版赏析》要做一个有关“五四”与戏曲的专题，请他来讲京戏与媒体这个话题。谈到一半，他突然卡住了。缓了缓，慢慢地对我说：“我最近老是这样，突然一下脑子就空白了。”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我们访谈。我感到特别突然，当然更没有预料到他的病情会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重。
锡武先生为人平和，办刊中的艰辛偶然在闲聊中会轻描淡写地提一句半句，我也不及细问。但是，他为《艺坛》组稿、编辑的那种认真勤奋，那种紧迫感则历历在目。
2002年，我们创办《绝版赏析》栏目后常请他来上海做访谈。第二年，锡武先生的女公子在上海结婚，他来得就更多了。他好像一直是十个手指弹钢琴的。作为《艺坛》主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世纪初的网络资讯远不如现在发达，一般学术刊物对引文的核查当然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严格细致，所谓文责自负，编辑不太较真引文的准确性。锡武先生编辑《艺坛》对此却极其认真，凡是有疑问的引文注释，他都要一一核对。他住在松江女儿家时，苦于身边没有藏书，好几次给我寄来长长的单子，要我帮他核对作者文稿中的引文。在上海，来我们台里做节目之外，也每每不忘他的《艺坛》，抓紧每一个空隙，走访师友作者。很多重头稿件，都是在这些见面聊天中落实下来的。
吴小如、王元化、蒋锡武参加《绝版赏析》晚会
他重视口述历史，《艺坛》这方面的文字占很大比例。他来上海，经常要约老剧评家张古愚见面。张古老为《艺坛》写了不少稿子。但是，张古老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却一直是一口“实刮铁硬”的宁波话，对锡武先生来讲，就跟外语差不多。于是，好些回他都拖我去当翻译。张古老那时已九十开外，身体硬朗，记忆超强。问题是他这口宁波话实在太老、太地道了，我也只能听懂八九十分。就这样，他们俩也能聊一下午。
有一回，我们同时请了刘曾老和锡武先生做访谈。他们在襄阳路的绍兴饭店住同一层。就在我们做节目的空隙，二位大聊特聊，聊出了一篇重要的史论对话《京剧表演体系的传承主流及其他》。这篇刊在《艺坛》丛书第四卷，后来也收入了《京剧思辨录》。
锡武先生尊重学术，仰慕前辈学者，如饥似渴地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教益，这似乎成了一种本能反应。2009年，他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说话都有困难。他虽然在上海，自然也不能接受访谈。我有时打电话去问候一下，说了一两句就要蒋夫人接过去翻译传话。有一天，我告诉他，我们在做《周信芳的戏剧人生》专题，约了采访蒋星煜先生。他马上来了兴趣，说久仰蒋老，这么多年一直无缘见面，希望来见一下。采访当天，蒋夫人陪同锡武先生来到现场。事毕，大家一起便饭。席间主要是蒋星煜先生一人主讲，锡武先生只能简单地应答几句，但是，看得出他情绪很好。我看着他消瘦的脸庞，不免有些心酸，然而，更加从内心感到钦佩！病到这种程度，还大老远从松江赶到市区，就为见一见素未谋面的前辈学者，可见知识、学问在锡武先生心中的分量。
那些年，锡武先生来上海，总要去拜访王元化先生，大多时候我也陪着一起去。记得闹“非典”的时候，王先生住的庆余别墅人去楼空，只剩一两个看门保安。我们去了以后，先生提议下楼，就在大堂门前的台阶上围坐。刚刚一阵雨过，对面围墙下的假山石还有水轻轻的流下，喧嚣闹市中忽然觅得一片宁静，说不出的惬意。锡武先生照例话不多，王先生则滔滔不绝，聊得兴起，话音缕缕在楼道中回响……后来，也曾在《艺坛》上刊载的《关于京剧的即兴表演》对话，就是在多次这样的聊天中产生的。
时至今日，王先生、刘先生、吴先生等名宿相继驾鹤而去，锡武先生则英年早逝。再要参与那样有情致、有养分的“聊天”已不可得。所幸者，锡武先生的著作在，《艺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