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愿意骂中国文人软骨头？

多年来，我很喜欢看那些颂扬文人气节的文字，比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也喜欢读文人写的那些足以“抱向空山掩泪看”的隐晦表达不服、不从的文字，如《吴宓日记》之类，并且打心底里敬仰那些傲骨铮铮的文人、学者。但是，我却一向不喜欢去骂中国文人软骨头，更讨厌那些带着审判腔调，义正词严地讨伐所谓知识分子软骨症的文章，哪怕这类文章往往很容易写得才情横溢、悲歌慷慨。

最近，对于这类文字的反感就更加强烈。

喜欢骂文人软骨头的人，当然都是很有家国情怀的。但骂文人软骨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云云，显然暗含了一个假设，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兴亡成败，文人不但有份，还起着关键的作用。遗憾的是，这并非历史的事实。在中国漫长而如走马灯般王朝更迭的历史上，一个集团夺得天下，比的是拳头，靠的是武人，这一点，古人早就认识得很清楚，“坑灰未冷山东灭，刘项原来不读书”，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伟大领袖说得就更直白也更清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言下之意，打天下，独沽枪杆子这一味，自然也就没文人什么事儿。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意味着要先用枪杆子灭掉另一个政权。从这一真理级的命题，同时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一个王朝的覆灭，也是因为枪杆子的原因，换句话说，一个王朝的覆灭，也不关文人的什么事儿。只要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历史，就知道，这一逻辑，能得到无数历史事实的支持。

兴，是刀兵锋锐、雄才大略的结果；亡，是在位者短视昏聩，自己玩坏了自己的江山。无论兴还是亡，与文人的骨头硬度没半毛钱关系。文人不必来抢功，当然，更犯不着来抢过，把天下兴亡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整得好像天下兴亡真系于自己骨头的硬度似的。

客观地说，中国文人的骨头是够软的，但这不值得去骂，而毋宁是一个值得同情与悲悼的事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内蒂在其《群众与权力》一书中，聚焦于群众为什么会顺从权力这一现象，他的结论是，主要是出于恐惧。按照这一说法，当一个时代，恐惧已被制造到无所不在的地步时，你还在盯着人们的骨头说事儿，是一种残忍，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唱道德高调。

史学大师顾颉刚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在他浩繁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适应新时代的痛苦历程。这真是一个如炼狱般的故事。顾颉刚本来是一个不肯轻易与世俯仰的人，但在逐渐升高的恐怖气氛中，他实在顶不住了，终于惨败下来。1966年9月11日，也即“史无前例”爆发的第一年，他的日记记录了家人出于恐惧，对他发起群殴，逼迫他“进步”的骇人情节：

静秋与潮、洪、湲三儿与予斗，静秋打予至五次。

家中人与予斗，以为拉客观故，以此知予在交代中拉客观太多，将来所中亦必与予斗也。

以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故，四儿皆不得为红卫兵，以是皆恨我，我每出一言，必受其驳，孤立之状可想。堪儿向与前院诸儿游，自封屋后，诸儿皆不与说话，渠遂携被卧于校中，仅还家吃饭尔。在饭桌上，常嗔目斥予。

静秋是顾颉刚的夫人张静秋，因为嫌丈夫在运动中向组织交代得不够，尽量坚持客观（拉客观）的态度，于是率一众儿子向丈夫展开真刀真枪的斗争，一天之内，作为妻子的张静秋，竟亲自动手打了顾颉刚五次。

家人对顾颉刚的态度，是出于对权力的顺从与恐惧。身处此种处境，骨头云乎哉？

文人的形象，在中国社会中一直不太高大，到了今日，几乎弄得连贪官都不如。很大程度上，这是文人自己败坏的。其实，文人并没能力做出多大危害社会的事儿，之所以弄得一身骚，是因为没有哪一个群体像文人这样，特爱抖落自己的丑事。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贪官写文章去臭另一个贪官了？但这种事儿，在文人堆里几乎无日无之。什么跪舔啦，没有独立人格啦，不一而足。

文人跪舔，属于恶俗趣味，可以批判，可以嘲笑，但其实，文人跪不跪舔，有没有独立人格，真的不决定历史进程，也不关任何伟业。英国著名学者保罗·约翰逊写过一本《知识分子》，讲述知识分子的各种不靠谱，把包括托尔斯泰等一众大文人的底裤都扒下来了，但他骂得再狠，也只是止于个性、品位，并没有把文人与国家前途、天下兴亡与革命伟业联系在一起。

说到底，文人是最软的一只柿子，如果非要对他表达什么情感，悲悯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