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秋，一个带有悲情色彩的民国“海归” | 沈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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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飞德约 12 分钟
沈飞德约 12 分钟1. 王伯秋（1884—1939）曾经是我很想探究的一个历史人物，源于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女婿。他1915年在留美期间与孙中山先生次女孙婉结婚后，生有女儿王纕蕙、儿子王弘之。我因在1990年代初关注孙中山家族研究，开始采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弘之先生，由此也结识了王老的夫人李云霞及长子长媳王志雄沈罗亚夫妇等家庭成员。在孙中山家族有关成员的采访中，我对王老的采访历时最长、次数最多，也是最深入的。有好几年，我成为王家的常客。虽然王老夫妇先后于2006年、2012年去世，但我与王家成员的联系从未中断。
我在撰写王老的传记时，详述其父母的婚恋故事，也写到其父王伯秋的生平事迹。王老向我谈了许多有关其父鲜为人知的轶闻，同时我还查阅了一些被人忽视的史料，深感王伯秋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历史人物。但事实是，他作为孙中山次女孙婉的第一任丈夫、孙中山先生的女婿的身分早已被后人遗忘，还有他作为名噪一时的文教界名流的史迹也湮没无闻。为此，我写了篇《被遗忘的孙中山女婿王伯秋》（《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6期）。由于仅根据王老的回忆和一些史料，主要是当年对有关史料和文献的查阅十分有限，故对王伯秋的了解和认识既不全面又很肤浅，文章所述很简略，还有些差错，只能算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我后来写的《两次婚姻带来的悲欢离合——孙中山的女儿孙婉及其子女》一文，其中专立“王伯秋仕途沉浮”一节（该文收入拙著《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有幸的是，两年后我读到王老夫妇合作撰写的《沧桑——孙中山外孙王弘之家史纪实》一书，其中详细又生动地讲述了其父王伯秋和母亲孙婉的婚恋始末。前几年我又读到白谦慎教授的《 王弘之老师 》一文（《文汇报》“笔会”2017年11月24日），涉及王伯秋的家世、婚姻和经历。如今虽说在网络上可以轻易搜索到王伯秋的条目，但对他的生平和业绩的介绍仍旧极其简单，根本没有反映出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2. 这本年谱长编围绕谱主的家世、经历、婚姻、家庭、事业、交往、著述等方面作了全面、真实的呈现，特别是谱主1919年4月从美国学成回国到1939年5月在贵阳病逝的二十年内容，文献资料搜罗广泛，发掘深入，梳理用力。有三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充分利用谱主之子王弘之夫妇的回忆录《沧桑》一书。口碑史料不仅弥补谱主有些时期文献资料缺乏的不足，又能提供其他史料和文献记载所不具有的历史细节。这本回忆录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是写王伯秋父亲王谨臣的“惨淡一生的将军”，中、下两部分别是“伯秋孙婉喜相逢”“王伯秋客逝贵阳”。
二是尽力从谱主社交圈人士的回忆、日记、书信等中搜寻相关资料，特别是胡适、陶行知、邵元冲、竺可桢、黄炎培、任鸿隽等知名人士的日记、书信，所获弥足珍贵。周作人回忆中最早记录王伯秋是在1903年。竺可桢在日记和书信中记下了王伯秋从福建前往重庆滞留贵阳的最后行迹。
三是依靠图书馆、档案馆，并借助互联网，查阅、梳理《申报》《时事新报》《益世报》《大公报》《求是报》和《国民政府公报》《福建省政府公报》等谱主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新闻报道、档案资料。《申报》是报道谱主最多，也是前后跨度最长的报纸。最早的报道是1912年12月16日，最后是1939年6月7日“王伯秋先生逝世报闻”。谱主留学日本、美国的档案资料也十分难得。
总而言之，这本年谱长编很好地反映了谱主一生重要的经历和业绩，从中可深切感受到他的抱负、思想、才识、个性、情感和追求等等，把一个长期被历史烟云遮没的民国海归知识分子的形象清晰地展现出来。
王伯秋，名金生，字纯焘，号伯秋，以号行世，1884年8月出生于晚清一个显赫的官宦之家。父亲王谨臣曾追随曾国藩办团练，是湘军的一员战将，最后官拜一品武职。伯秋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及长考入新式的杭州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留学，毕业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法系；后又于1913年远涉重洋，赴美深造，191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政法系。在美期间，他与孙中山次女孙婉缔结姻缘。他深受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而创建中华民国的伟大理想的影响和激励，抱着科学救国的宏愿回国，很快成为活跃于南京、江苏乃至全国教育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的主要活动和事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致力于高等教育，同时涉及女子教育、幼儿教育，对平民教育的贡献尤其突出。他与陶行知等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兼任江苏省平民教育促进会会长，竭力推动平民教育。陶行知赞誉他为“南京平民教育的总司令”，在敬祝其母六十大寿时书赠“作十万新民、寿六旬王母”的贺联。他参与由胡适起草呼吁倡导“好人政府”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签字，成为与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王宠惠、梁漱溟等16人共同列名的提议人。
二是热心民间社团发展。他是中国科学社永久社员、理事会理事。早在留美时他就参加中国科学社，回国后他设法在南京落实了中国科学社新社所，并任社所委员，还负责筹备中国科学社第三届年会。他还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南京一队队长、南京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在南昌行营时，他主持筹备并成功举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成为该社成立以来规模和影响空前的一次年会。他参与筹建中华全国教育改进社、江苏省道路协会、中华道路协会南京分会，担任南京改良会会长、中华民国拒毒会南京拒毒分会董事、江苏省教职员联合会理事长……
三是倡导现代市政建设，是现代市政建设的先驱。他在中国科学社就以“科学与市政问题”为题作演讲，先后担任南京市政筹备会副主任、南京市政督办公署总办，南京、杭州市政厅参事，无锡市政筹备处参事。他在杭州市政厅厅长邵元冲就职典礼上应邀发表演讲，提出建设杭州“文化的艺术的市政”；对无锡的建设提出“速筹划开辟惠山植树造林，作为郊外公园案”，还与吴稚晖、荣德生等六人被聘为惠山风景委员会委员，在无锡县政府发表《我对于无锡建市之感想》的讲话。翻译发表国外学者的长篇论文《近代都市计划之意义及其方法》。他还为马饮冰编著的《都市政策论》一书作序，“述市政之源流，与进行之不易”。
四是涉足政坛，推进立法。他留日时就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留美归国后从关心时政到涉足政坛，以己专长推进民国立法。他先后担任江苏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淞沪特别市公约起草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土地问题研究委员会专门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襄试委员、国民政府高等考试襄试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他还是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劳工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立法工作，参与起草了户籍法、全国财政委员会组织大纲和条例、劳动法、自治法等。
五是主政长乐，造福一方。他因孙科干预失去立法院委员之职，之后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二处副处长，不久又入闽任福建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长乐县县长。他为建设新长乐竭力推行新政，市政建设与普及教育等多管齐下，一时政绩斐然。陶行知尤其深赞老友力推的“福建长乐之普教运动”。如今有其创办并题写刊名的《行政月刊》和撰写的《新长乐歌》《明郑和天妃灵应碑亭记》等存世。
3. 从家族史角度看，这本年谱长编的价值远不仅于王氏家族的文化传承，对于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家族也不失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重要史料。王伯秋作为孙婉的第一任丈夫，他的“孙中山女婿”身分，曾在长达八九十年的悠长岁月里，没有获得孙家人的公开认可，因而鲜为人知，以致其儿女王纕蕙、王弘之姐弟的身世也曾成为一个谜团。王弘之因父母回国后婚姻触礁，在襁褓中与母亲孙婉离别，之后再也没有见到母亲。2006年6月，王弘之在上海去世，悼词介绍他的身分，第一句就是“深切悼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外孙”。令王家后人悲喜交集的是，如今翠亨村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图片展览中，王伯秋的照片和名字已不再缺失了。
其一，王伯秋与胡适的交往很早，也很深。胡适在日记中对王伯秋多有记载。他的《湖上》一诗，专为王伯秋而写，反映了他俩的特殊交往和情谊。王伯秋积极参与胡适发起倡导的“好人政府”，是胡适眼中的“好人”。在轰动一时的宣言签字发表之际，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刊登了“王伯秋的来信”，此信也表达了王伯秋对改造中国政治的热切愿望。如将此信与他参与倡导“好人政府”的来龙去脉一并考察，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其二，王伯秋与张默君是湖南湘乡同乡，又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事，邵元冲因夫人张默君的关系与王伯秋结成莫逆之交，也是王伯秋涉足政坛的关键人物。《邵元冲日记》1925—1936年中有八十多处记述王伯秋。西安事变中邵元冲被击伤不治，王伯秋含悲写下了悼念他的祭文和挽诗，公开发表。
其三，有一封1920年9月5日陈独秀致胡适的信涉及王伯秋。此信不仅是研究陈独秀与胡适两人关系的重要史料，而且对分析陈独秀与李大钊之间的关系，乃至创建共产党都有重要价值，特别值得一提。全信为：
适之兄：
《新青年》已寄编辑诸君百本到守常兄处转交（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除我开单赠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兄可与守常兄商量处置。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不会得全体赞成，即陶行知也有许多人反对，何况王伯秋！ 弟 独秀。 九月五日
4. 掩卷沉思，我深深觉得，王伯秋为实现人生志向的事业选择是很值得研究的。他是一个融合新旧、中西的文化于一体的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带有悲情色彩的民国“海归”知识分子。他的悲情色彩既体现在他的婚姻家庭里，也体现在他的事业追求中。他的一生事业根植于教育，从投身教育，到参与政治，涉足政坛，又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竟辞官重新转向教育。然而，他最终落得“壮志未酬身先死”，埋骨异乡贵阳百花山。
纵观王伯秋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他坚守“以学问事业为前提”，“研究学问，努力事业”，是一部分民国“海归”知识分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大变动中的缩影，蕴含着比较典型的文化意义，因而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王伯秋虽然没有在国内参加并接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对其而言早已融入血脉，铸入灵魂。爱国成为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寻求不同途径救国图强的精神动力。由此观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王伯秋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艰难地选择的“始于教育，终于教育”的人生之路。
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向来深受史学界的重视。无论从政治制度史还是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五四运动后思想传播、政党兴起、政治转型、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等方面知识分子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这本年谱长编无疑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5. 当然，这本年谱长编也存在这类书编纂中较难避免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因史料文献的缺失，造成一些史事的空白或语焉不详。譬如谱主青少年和留学日本、美国时期的资料明显匮乏，较多依靠王弘之夫妇的回忆录《沧桑》来弥补，但回忆录常存在时间上的差错和史实上欠准确等问题。另外，对谱主有些重要史实的交代尚不清楚，如他参加同盟会的时间，与孙中山、孙科父子以及黄兴等同盟会骨干人员的关系，与孙婉相识和婚恋的过程，辞职离闽赴贵阳的详情。条目的编排前后偶有重复，还有些是属于编纂体例方面的问题，相信经过出版社编辑之手，定可妥善处理。瑕不掩瑜，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不影响它出版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修改于谷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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