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邱建伟：我就是那个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
牛牛很牛约 15 分钟讲述 邱建伟 主笔 牛牛
上小学第一天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坐在座位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给我们上课的是夏铭华老师，梳着两根小辫子。
她刚刚参加工作，估计对待我这种孩子，也没什么经验，看我一直在哭，把我赶出了教室。
我呆呆地站在走廊上，不知所措。过了一会，朝家的方向走。
学校就在我们大队，走路回家半个小时。
半路还遇到一位阿姨，认识我父亲，说：“这不是恩大的儿子吗？”
我没理她，抹着眼泪，自己走回了家。
那都是五十多年的事啦。
我家在桐乡市崇福镇芝村，我是奶奶带大的。下面有两个妹妹，我是老大。
我父亲是大队会计。 6岁，父亲就送我去上学了。我是班里最小的一个。
我不适应学校的生活，逃课是家常便饭。
早上出门，不去学校，和伙伴们躲到地里玩，等到放学时间再回家。
有一次，父亲知道了，狠狠骂了我一顿。
学校学算术，有类题目叫：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用乘法还是除法；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用乘法还是除法？
我一直搞不清楚，只能靠蒙。好在不是除法就是乘法，正确率有百分之五十。
还有多位数的读法，超过五位，我读不来了。比如110000，我不会读。
这些问题，直到我后来做了代课老师，才慢慢搞明白。
五年小学，两年初中，就这样混混沌沌过去了。
1975年7月，我初中毕业。不读书了，就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我们这儿家家户户养羊，羊粪用作肥料，每家按养羊的数量计算工分。
割羊草太辛苦了，起早落夜，下雨天也要去。
有些孩子不愿意读书，但劳动是一把好手，干农活一点不觉得累。但我不行，身材瘦小，柔弱无力，村里人给我取了个外号叫“软脚蟹”。
我坐在田边看大人干活。有人捉弄我，故意把烂泥抹到我脚上。我都要哭的。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要是自己能继续读书，该多好啊。
1975年8月，我收到桐乡二中录取通知书。
要论成绩，我肯定没高中读的，但那时候，是看家庭成分。父亲是大队的会计，19岁入党。我沾了他的光，才有书读。
要去上高中了，我心情反而复杂起来了。
我从小跟奶奶睡，读初中了还没和奶奶分床。现在要去镇上读书，我舍不得奶奶。
9月，父亲陪我去桐乡二中报到。他挑着扁担，一头是我的生活用品，一头是自留地的萝卜。
父亲说，他要顺便到崇福街上卖萝卜，换几个零用钱。
到了学校，才发现我们提早了一天，学校不接待新生。父亲找到负责总务的劳西康老师，才把生活用品提前放进寝室。
我们一个年级四个班。其他三个班的同学，大多来自崇福镇上。我们农村孩子在一个班，要住校，周六吃过午饭回家。
我已经13岁了，还是不能适应住校生活，一天到晚只想逃回家里。
第一个周末，我回家就坐在奶奶床上，流起了眼泪，像个小媳妇。
那天晚上，父亲特意买了点猪肉给我吃。
吃饭时，隔壁三爷爷来看我，问了我几句。我想起在学校的委屈，又“哇”一声哭了出来。
后来，我和同班的陈明荣同学，经常翻墙逃回家过夜。第二天一早，再回学校。
学校走路到我家，需要一个多小时。
有一次，我和陈明荣故技重施。第二天，早上进校门时，被班主任当场捉住。
边上有很多“走读”的同学，我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班主任是男的，用讥讽的语气对我俩说：“呵呵，你们又回家了。”
我永远忘不了他那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我们班是半工半读，上午上课，下午到校办厂，做线圈。
我们班只有2位同学是自己做作业的，其中一位叫周祥根，他总是做完作业，才去吃午饭。
我们吃完午饭回来，他刚好做完，我们就开始抄他的作业，天天如此。
考试60分万岁。
有同学开始谈恋爱，我连“恋爱”两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因为书里没教过。
高中的语文课，我印象很深，陈琦老师教我们《天论》《陈涉起义》《祝福》。
他粉笔字是竖着写的，字很漂亮。
他上课时，喜欢在黑板前摆一张凳子，一只脚踩在凳子上，撩起裤腿，谈笑风生。上他的课，没有同学开小差。
去学农，我们班到同福公社一个大队里，学开拖拉机。
劳动完，坐在田埂上，物理老师陈克昌教我们唱《松花江上》。
高二的一天，我在教室黑板边上看到一张奖状，“奖状”两个字是艺术字。
我觉很好看，拿出纸笔，把这两个字描下来。
有个同学从我边上走过，说： “邱建伟，你想做老师啊？”
他虽然是开玩笑，但这句话点醒了我。
我之前想都不敢想，觉得想做老师，是一件很羞耻的事。 但被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去试试。
学校前面，有一个大操场，是崇福镇的地标性场所，以前我不敢一个人走。
1977年，高中毕业前夕，我一个人穿过崇福大操场，到对面的照相馆拍了照。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整个高中，我都坐第一排，直到高中毕业的暑假，我才开始发育。
9月，有个同学在镇上遇到我。暑假两个月，我长高了不少。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惊讶道：“这个是邱建伟？”
1977年10月，桐乡二中突然通知我们返校，回到学校参加了考试。
学校也没说，为什么要考试。后来才知道，国家要恢复高考，桐乡作为全国试点地区。
这次突击考试，作为初试，入围的同学才有资格参加学校的复习班，参加12月的考试。
结果那一年，我们班只有2个人考进大学，就是自己写作业的那两位。
1978年5月，我回到芝村初中，和在校生一起复习，准备参加中专招生考试。
结果又是名落孙山。但两个月的复习起了作用。
在芝村中心小学教书的知青陆续返城，学校急需代课老师。当时的校长姚雪芳老师，是正宗师范生，坚持通过考试来招聘代课教师。
一共三名高中生参加了考试。刚从桐乡二中毕业的王月明考了80多分，我考了40多分，还有一位只有20多分。
3个人录取了2个。我考试不及格，但是被录取了。
9月，我开始当代课老师，那一年，我16岁。
怎么备课，怎么上课，怎么管理孩子，只能一边工作一边摸索。朱美宝、徐建煜等老教师把他们的备课本让我抄，算是我的第一份教案。
我精力充沛，思想单纯，代课老师做得不亦乐乎，经常把学生留下来辅导功课。
新校长高尚之老师，也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
晚饭时间，他端着饭碗，站在教室门口，一边吃一边劝我：“太晚了，让孩子回家吧。”
代课老师工资每月25元钱，扣掉生产队的缺工费，一年还剩100多元。
拿到工资，我自己一分不留，全部交给父母。
倒不是因为我懂事，而是太幼稚了，有钱也不知道怎么花。
1979年，我调到南维村小教书。我教的二三年级，语文数学成绩遥遥领先。我获得了“芝村公社先进教师”称号，奖品是一个脸盆和一块毛巾。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获奖，特别有成就感。
1984年5月，我报名参加”海宁师范”的中师班招生考试。
为了集中精力复习，我晚上住在学校一间空教室里。既没人辅导，也没有复习资料。
好在代课老师几年，我边教边学，掌握了不少知识。
最后，我竟然考了全县第三名。
8月，我收到海宁师范的《入学通知书》。
到海宁师范的第一个晚上，同学们来自平湖、海盐、嘉善，他们讲话我一句都听不懂。
我开玩笑说：“你们都是来自哪个国家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桐乡以外的方言，以前是多么孤陋寡闻。
来到海宁师范后，我突然有一种紧迫感。
有了几年代课老师的经历，我深感自己能力不足。厨师做不好饭，最多拉肚子。老师教不好书，要误人子弟的。所以对于这一次学习机会，我格外珍惜。
别人放学去逛马路、看电影，我还留在座位上看书。
高等数学，有一次我考了满分。 数学老师胡志曼，把我的卷子贴在教室后面，作为样卷。
看到同学在看我的卷子，我特别骄傲。
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内向、胆小，变得开朗、自信。
师范两年，我三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获得一、三等奖学金。我是海宁师范设立奖学金以来第一个领取一等奖学金的学生。
两年匆匆过去，毕业典礼很隆重，嘉兴市分管教育的范巴陵副市长亲自到场。
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从范市长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毕业证。
那一刻，我感觉被注入了一股力量，坚定了我要从事教育工作的决心。
至于毕业后的去向，我想法很简单，回芝村老家就行。
后来才知道，不少同学们很早就在为工作而忙碌，主动去联系学校。
整个暑假，我傻乎乎地在家里等。直到1986年8月24日，我去桐乡市教育局领取介绍信，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了崇福镇小。
第二天，我拿着介绍信，去崇福镇小报到。
9月10日，是我国第二个教师节，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教师节。
当天晚上，全体教师集中在教学楼一楼的教室庆祝。
轮到我们新教师出场了，我朗诵了诗歌《何必为年龄发愁》。
有两句我印象深刻：只要在秋霜里结好你的果子，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
崇福镇小，是一所建校近百年的老校，教师平均年龄五十多岁。
我和朱永坤，是学校十七年来第一次接收的应届师范毕业生。我们都来自农村，但学校领导和老教师们很照顾我们。
工作不久，学校就推荐我在全县教研活动中上公开课，内容是《乘法的初步认识》。
第一次上公开课，我非常紧张，在讲台上满头大汗，效果可想而知。
但学校还给我机会。没多久，又让我在嘉兴市教研活动中开课，教《两位数退位减法》。
开课前，教研室领导和老教师们一次次帮我磨课。
现在想来，人总是在一次次面对新问题中，成长起来的。
在海宁师范，教心理学的葛纯焉老师曾说：“做老师，只有做了班主任，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
来崇福镇小的第二年，我主动找到校长，要求做班主任。按照学校惯例，一般是语文老师当班主任，而我是数学老师，教两个班的数学。
校长很高兴，同意了。
第一次做班主任。也许和我个人经历有关，我特别关心那些“后进生”。
有位同学，个子特别矮，和幼儿园的孩子差不多高，学习成绩也不好。
我常把他叫到办公室，单独给他补课。他身材矮小，站在我边上，看不见我在桌上写什么。
我干脆把他抱起来，让他坐在我腿上，再给他讲题。
这一幕，不知道被哪位老师看到了，最后传到校长耳朵里。
校长表扬我说：“没想到，小邱这么有爱心。”
崇福镇有一家大型丝厂，有不少女工，她们来自各地，孩子在我们小学读书。
女工们“三班倒”，没空管孩子。文化水平也不高，对教育不重视，很多孩子连文具都没有。
我经常去家访。当班主任这几年，因为家访，我走遍了崇福镇的各个角落。
我口袋里常年装着很多铅笔、橡皮，看到孩子们进步了，我就给他们点小惊喜，奖励一下。
还有一次，有位叫沈维的孩子，他妈妈到学校来，站在办公室门口，盯着我看了半天。
我很奇怪，问她：“怎么了？”
她说， 沈维在家整天提邱老师，很喜欢邱老师，她特意赶来看看，邱老师长什么样。
1989年，我来到位于杭州文三路140号的浙江教育学院，带薪脱产学习两年。 1991年，又回到崇福镇小，先后担任教导主任，副校长。
1996年8月，我告别了工作8年的崇福镇小，到桐乡市区的凤鸣小学，担任校长。
凤鸣小学是一所新学校，建校只有7年，但我已经是第四任校长了。
8月14日，两位教育局的同志陪我到凤鸣小学报到。
整个学校“两门、两校、一厂、一店”。
“两门”，学校前后两个校门，24小时畅通无阻。上班期间，老师经常会从后门出去，有的去菜市场买菜，有的回家洗衣做饭。
“两校”，一个校园里有两个学校。因为学校长期管理混乱，很多家长都把孩子转去其他学校了。学校把空教室借给城南乡初中。
“一厂”，学校里还有个羊毛衫厂，校园内弥漫着浓浓的机油味，还有机器隆隆的噪音。
“一店”，学校里有一家比学校办学历史还悠久的杂货店。前任校长多次想关闭而未果。
除此之外。校园西北角，还有7年前学校筹建时，遗留下来的大量建筑垃圾。
报到第二天，我在学校里找了个小仓库，作为我的宿舍，又买来一箱泡面，准备大干一场。
白天清理建筑垃圾，走访老师，听取意见。晚上分析情况，准备开学。
凤鸣小学到我爱人的单位宿舍，骑自行车只要半小时，但我在小仓库一住就是21天，直到9月3日，爱人打来电话说孩子病了，我才赶回家。
孩子没满周岁，看到我回来了，非常陌生。我感觉很对不起他们母子，默默流起了眼泪。
开学后，我把学校后门锁了，实行定时开放，其他时间有事走正门。
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了。
有一天，传达室的老师傅跑到我办公室，说， 有位老师写了张大字报，贴在学校后门上，主要内容是对我锁门的不满，希望我早点滚蛋。
教育局的领导说：凤鸣小学的第四任校长，能不能管好学校，就看这一把锁了。
我做的是对的，我要坚持。这点魄力都没有，还做什么校长？
好在大多数老师支持我，大家也看到了学校的改变。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少了。
“两门、两校、一厂、一店”的问题也陆续解决，学校管理走上了正规。
1998年寒假，一天晚上，下起了鹅毛大雪。
我住在学校边上的教职工宿舍里，看着窗外的大雪，我担心起校园里的几十棵树。
晚上12点，我从被窝里爬起来，一个人跑到学校，拿着竹竿敲打树枝。
厚厚的积雪从树上抖落下来，时不时有麻雀从睡梦中惊醒，四散飞去。
等我回到家，已是午夜。爱人被我吵醒，在床上直打哆嗦。
我问她：“我刚从外面回来，没打哆嗦，你打什么哆嗦？”
她气得发抖，说：“桐乡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神经病’！”
第二天一早，第一个来学校上班的曹老师，很激动地和我说：“我上班路上，看到庆丰路边的树枝都被雪压断了，我们学校的树都好好的。太神奇了。”
我朝她笑笑，没有说话。
在我和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学生也迅速回流。我刚来时，一个班只有20个学生，到后来一个班最多60多个，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
还有家长跑到我办公室说，能不能让他孩子转来我们学校。
我说：“你自己去教室里看看，还能找到坐得下的地方，你孩子就来。”
2001年初，我在《浙江教育报》上看到一则新闻：桐乡市政府决定创办寄宿制小学——茅盾实验小学，全省公开招聘校长。
我报名参与竞选，最后成功入围，担任校长。
2002年9月1日，茅盾实验小学迎来了437名寄宿生。
孩子们第一次离开父母生活，家长也是第一次离开孩子。
晚上，不少孩子哭得睡不着觉，学校传达室外，也聚集着不少家长。
看到这些孩子，我就看到了儿时的自己。
每天晚上熄灯后，我一间间寝室走，看孩子们的情况。
孩子都还小，踢被子很厉害，我帮他们盖上被子。还有起来上个厕所，睡到同学床上去的，我给他们抱回去。
那时候，手机还没有拍照功能，我随身带一个照相机，巡视校园看到问题，我就拍下来，第二天一早，把照片贴出来，和同事们开会讨论。
民办学校的孩子，家庭条件普遍比较好，家里宠爱有加，自理能力比较弱。
为了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我们想了不少办法。
学校为每个孩子准备三个塑料盆，一个洗脸，一个洗脚，一个洗屁股。
一年级的孩子，我们要求短裤、袜子自己手洗，不允许带回家。早上起床，还要自己穿衣服、叠被子。
孩子比我们想象得要能干，只要家长愿意放手，他们成长很快。
有些家长不理解，觉得孩子只要安心读书就行了，生活上的事可以不用管。
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陶行知先生说： 生活即教育。
孩子只有在生活中独立了，才可能在学习上独立。
我们的祖先，都是在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人类可以没有学校，但不能没有生活。
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每个孩子都要找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唱歌、弹琴、烹饪、编织、手工、跳绳，跑步……什么都行，没有高低之分。
二年级开始，学校会根据这些孩子爱好，开设不同的课程。
“兴趣课”每周两节，孩子们自己选择，走班制上课。
学校还会根据每个孩子的爱好，进行考核。比如烹饪，需要会烧“四菜一汤”。
通过考核后，我们给他颁发一张证书。凭这张证书，来我这换毕业证。
没有一技之长，不能毕业。
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培养一个考高分的孩子，而是真正去塑造一个人。
有位家长到我办公室来，说他孩子读书不用功，怕以后没有高中读。
他家孩子特别喜欢烹饪，在家研究各种美食。
我说：“你放心，一个喜欢在家烧饭的男人，他的人生不会差到哪里去。”
还有一个男孩子，叫阳阳，静不下心来读书，身体也不好。我们做老师的有经验，就算把他绑在那里，24个小时学，也就这点成绩了。
但阳阳喜欢吹笛子，吹起笛子来，完全像换了一个人。
我和家长说， 学习你们不要太焦虑，重点鼓励他吹笛子。
现在这孩子当竹笛老师了，在市区开了个培训班。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身体也好了。
家长在路上看到我，主动和我打招呼，说：“邱校长，太感谢你了。”
你看，这不光救了一个孩子，还救了一个家庭。
还有一个喜欢游泳的孩子，在少体校训练。六年级，班主任和我说，家里不让孩子学了。
我马上把他家长叫到学校来。
家长说，学习有点跟不上，再去游泳，怕更加跟不上了。
我说：
“你们搞错了。他喜欢游泳，你们把他绑在这里硬学，这是 ‘削峰补谷’ 。
“本来学习就不如别人了，你们还把他的‘拿手好戏’剥夺了，他更加没有信心了。
“孩子在一个地方找到信心，可以影响到他的方方面面。”
家长点点头，说：“你说的有道理。”
后来，这孩子又回到泳池了，凭游泳特长读了高中。现在，参加了工作，结了婚，孩子也生好了。按照现在的标准，属于“三好青年”。
2016年6月，我在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参加常规体检。
检查结果出来，我肾上有颗四公分大的恶性肿瘤，必须马上手术。
当天下午，我赶到上海，在长征医院边上找了家酒店住下。
第二天一早，医生看了我的片子，说：“我帮你手术，三个月后完全恢复。你先回去过端午节，等有病房了通知你。”
6月11日，我住进上海长征医院。学校快期末了，事情很多。办完住院手续后，我又赶回学校，对期末工作进行安排。
6月16日早上7点，我进了手术室。
不知道过了多久，医生把我从麻醉中叫醒。
我下意识来了一句： “完了，我上班迟到了。”
边上的医生惊讶地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脱口而出：“校长。”
医生说：“你太敬业了，我们要向你学习。”
从手术室回病房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我麻醉还没有完全醒，我躺在病床上，听着哐当哐当的轮子声，望着天花板。
迷迷糊糊中，从小到大，往事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像放电影一样。
不禁老泪纵横。
那一刻，情绪是很复杂的。有为自己重获新生而高兴，有对亲人的愧疚，也有对自己几十年从事教育工作的满足。
2017年8月，担任集团总校长。
2020年教师节前夕，我带上兰花和保健品，去崇福老街看望夏铭华老师。就是我上学第一天，把我赶出教室的那位老师。
夏老师84岁了，看到我很高兴，让我坐在她身边。她摇着大蒲扇，帮我扇风。
夏老师说： “没想到当年哭鼻子的小孩，现在当校长了。”
2022年，我从原单位退休，来到桐乡耀华学校参与“楚珩部”的筹备。
我办公桌上摆着《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学》等书籍。工作之余，我就拿来翻一翻，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最近，我还在读《红楼梦》。《红楼梦》的越剧，我看了不下50遍，太喜欢了。
还有学校邀请我，去做“幼小衔接”的讲座。“幼小衔接”是这几年比较火的话题。
家长们都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但人这一生是漫长的。在人生的长河，一个暑假，一次考试，能决定什么？孩子的未来，有无限可能。我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人生不应该是一场赛跑，每个孩子，都有属于他自己的道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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