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让护士转交我一封信，上面歪歪扭扭写满了“对不起”

程青梅，女，1971年出生，浙江义乌人。

讲述 程青梅

主笔 牛牛

2002年8月，我带妹妹和我4岁的女儿去杭州旅游。

烈日当头，还是挡不住游人的热情。武林广场熙来攘往，人声鼎沸。

路边停着一辆白色献血车，一位献血者从车上走下来。

女儿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我们去那辆车上看一下吧。”

妹妹在边上搭话：“你不是想献血很久了吗，去献一个吧。”

献血的想法，在我心里徘徊很久了，但迟迟没有付诸行动。这次都到门口了，就进去吧。

我走上献血车，献了200毫升全血。

第一次献血。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下来继续玩去了。

回到义乌后，我还惦记着献血的事。我去血站了解献血的知识。

这件事可以帮助别人，对自己又没什么伤害，为什么不去做呢？

我和妹妹商量，去献血车上做志愿者吧。

妹妹说，好的。

我和妹妹开了一家培训班，课大部分安排在晚上，白天我们比较自由。

我们有空就去献血点，为献血者端茶倒水，讲解献血的知识。后来，妹妹的女儿也长大了，我们就带孩子一起去做志愿者。

我坚持献血，是义乌第一批献血小板的志愿者。因为献血，我也结识了不少朋友。

2008年，我和60多位志愿者组建了义乌献血志愿者服务队。也许是我嗓门比较大，大家选我当队长。我们宣传无偿献血，为献血者服务。

2011年4月12日，义乌第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陶辉平，在杭州捐献造血干细胞。

我和妹妹，还有义乌的志愿者朋友包了一辆大巴车，去杭州看望。我们还在大巴的行李仓里，放了自行车和宣传献血的旗子。

看望结束后，我们把旗帜插在自行车后面，骑车沿着西湖宣传献血。

本来以为，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工作之余，和妹妹一起做公益。这样挺好。

但后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我俩的人生。

我（右）和妹妹程小玲（左）

2011年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周五晚上，妹妹来我家吃饭。

吃饭的时候，妹妹说，她明天要参加会计考试，但这两天有点发烧，她想去医院检查一下。

吃完饭，妹妹去义乌中心医院看病医院离我家很近，走路就几分钟。

没过多久，妹妹电话打来了，她声音有些颤抖，说：“快点来，快点来医院。”

我赶到医院。妹妹坐在急诊室里，神色异常。

我问医生，妹妹什么情况？

医生诧异地说：“你们家这个人，这种情况，还能自己走过来？”

医生告诉我，妹妹的血小板很低，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输血。

人体血小板的正常值，是10万到30万，而妹妹只有7000多。

妹妹待在急诊病房里。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还在庆幸自己认识不少志愿者，想着明天要联系哪位朋友，来帮妹妹献个血小板。

第二天，妹妹输了血小板，指标很快正常了。考试是没法去了，在医院住了几天，出院了。

过了几个月，妹妹和我母亲去外地旅游。

深夜，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说，妹妹情况不太对，腰痛得直不起来，头也痛。

回到义乌后，我又陪妹妹去医院。

医生说，妹妹患的是“血小板减少症”，需要住院治疗。

除夕夜，妹妹还在住院。

我在家吃年夜饭，也不安心，一直惦记着妹妹。匆匆吃完饭，我带着13岁的女儿，又带着卡式炉和烤盘，准备了一点烤肉，赶去医院。

我陪妹妹在医院的阳台上烤肉吃。希望她开心一点。

过完年，妹妹的病情还没有好转，家里决定带妹妹去杭州看看。

2012年3月，弟弟开车，带着父亲、我、妹妹赶到杭州，挂了浙一医院专家号。

CT结果出来：妹妹的血管里都是小白点。

结合各项化验单，医生非常肯定地说，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一家人在诊室里泪流满面。

浙一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医生说，他可以提供化疗方案，让我们回金华治疗。

我和妹妹开培训机构，收入并不高。高昂的治疗费用，很快让我们吃不消了。住院费几万几万交，像无底洞一样。

实在没钱了，只能先办一次出院，等医保报销回来一部分钱，再重新住进去。

义乌市红十字会的领导，得知我妹妹的情况，从义乌赶到金华来看她，还帮我们申请救助金。

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做公益的志愿者，给我妹妹捐钱。

化疗做了五个疗程，癌症指标还是控制不住。浙一医院的主治医生建议：移植造血干细胞。

我们兄弟姐妹做了高分辨配型。我和弟弟是“全相合”，但和妹妹只有“半相合”。

因为我长期献血，造血功能相对好一些。我和弟弟商量，我给妹妹捐献。

2012年11月2日，妹妹进入浙一医院的移植仓，开始移植前的准备。

我们在医院边上租了间房，3000多块钱一个月，房间很小，但可以做饭。

妹妹在移植仓里，一天要给她送五顿饭，母亲在出租房里做好饭，我再送到医院去。

采集那天，天没亮我就醒了。

早上6点，我走路去医院，路上还没什么人，只有环卫工人在清扫昨夜吹落的梧桐树叶。

我在医院门口买了一个糯米饭团当早饭，没敢喝水。采集时间要四五个小时，躺在床上不能动，我怕上洗手间不方便。

采集室很小，像是更衣室改的，只摆得下一张床和一台机器。

母亲来陪我采集

采集开始后，义乌市中心血站的书记和工作人员，还有许多志愿者，都来了。

他们开了好几辆车，一大早从义乌赶来杭州看我，还给我妹妹凑了几万元的爱心款。

采集完，我回出租房休息了。志愿者们又去省血液中心，给我妹妹献互助血。我妹妹的互助血记录上，有30多位志愿者的名字。

志愿者们来看望我

妹妹的移植手术成功了，我的造血干细胞在她体内存活了下来，但排异反应很严重。

其他患者一般住20多天就能出仓了，但妹妹在移植仓里，迟迟出不来。

2013年元旦，妹妹写了一封信，让护士交给我。纸上歪歪扭扭写满了“对不起”。

2013年1月，义乌下了一场大雪

2013年2月，医生找我谈话说：“你妹妹的病，我们无能为力了。可以接回家了。”

腊月廿八，我和妹妹说：“姐姐接你回家。”

妹妹说，她不想坐救护车回去，要坐弟弟的红色小汽车。

弟弟从义乌开车到杭州，把我们接回家。

大年初三，我到父母家过年，妹妹原来说自己身体不好，就不到父母家过年了。但一大早，她说想父母了，让妹夫开车把她送了过来。

妹妹躺在母亲的床上，非常虚弱。

这天刚好是我生日，我买了蛋糕，切了一小块，放在盘子里。

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把蛋糕递到妹妹嘴边，说：“吃一口吧。”

妹妹虚弱地躺在床上，说：“姐，我吃不下。”

第二天——大年初四，妹妹被紧急送到医院。大年初五，妹妹走了。

妹妹走后，我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

我不愿意相信她已经离开了，想她的时候，我会给她打电话。

一天深夜，我给她发了条短信：姐姐想你了，只想和你哭一场。

没想到，居然得到了回复：“你是哪位？”

原来，这个号码的主人已经换了。

2013年，清明节，我去给妹妹扫墓。

妹妹葬在乡下的山坡上。来到坟前，我看到坟上的草，长得那么高，眼泪忍不住流下。

我用手去拔。草上有很多倒刺，扎在我肉里，我像不怕痛似的，拼命去拔，手上全是血。

回到家后，我发现妹妹的身份证还在我包里。

我看着身份证上妹妹的照片。往事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浮上心头。

这么多年来，妹妹总是跟在我身边，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做公益。

我脾气火爆，有志愿者做的不好，我会不留情面，当面指出。而妹妹性格温柔，更加照顾他人的感受，她会把人叫到一旁，柔声细语地和对方说。

我又想起妹妹生病期间，大家对我们的帮助，又很感动。

妹妹不在了。这条路，我还有勇气继续走下去吗？我怀疑过。

2013年4月27日，我来到杭州武林广场，这是妹妹陪我第一次献血的地方。时隔11年，我又来到这里。

突然，心头所有的疑虑消失不见了。我走上献血车，完成了我的第50次献血。

我关掉培训机构，决定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

妹妹还在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看望低保户。

在她化疗的间隔期，她还戴着假发，裹着围巾，和我一起去给低保户送米、送油。

政府给低保户有很多物资补助，很多低保户不方便来拿，政府没有那么多人手去送。

2014年8月，我成立了红水晶公益协会，配合政府，开始系统地走访低保户。

有一位我们的关怀对象，他们家除了奶奶，其他全是渐冻症患者。

爷爷53岁发病走了。爸爸37岁发病，没几年也走了。唯一的孙子，14岁在学校跑步摔倒了，去医院检查。也发病了。

我们带米面粮油去看望他们，这是他们家最需要的。

他们家种了很多李子，成熟了，但家里没有劳动力。

我和志愿者开车过去，把李子全部摘下来。我直接按市场价，把钱给奶奶。

收李子

没忍住，先吃一个

义乌市中心血站很支持我们志愿者，给了我们一间办公室，就在血站一楼大厅边上。李子拿回来，我堆在办公室门口。

我摆一个牌子，再放一个收款码。你一袋我一袋，就分掉了。

还有一户，家里只有父亲和儿子，孩子7岁，父亲四五十了，腿脚不好。

孩子很懂事，和爸爸一起出去，和爸爸说：重的东西我拿，轻的爸爸拿。

他们家种了很多甘蔗，每年收甘蔗的季节，我们都会去帮忙收。

村里人每次看到我们都说：“爱心生产队”又来了。

这户家庭，我们一直帮扶到前年，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

志愿者们在收甘蔗

那几年，我们走访了3000多户困难家庭。

每走访一户，政府会给我们一定的补贴。我和志愿者们一分钱不拿，全部重新投入公益。

有低保户家农产品销售困难的，我就全给他们收了，放在我办公室门口，摆一个收款码。

我们卖过生姜、红糖、西瓜、萝卜、白菜……办公室门口成了临时集市。

2015年春节，金华小脚丫公益基金会的志愿者联系我，他们的关怀名单上，有几位抗战老兵，是我们义乌的，但联系不上了，能不能帮忙走访一下。

我说，没问题。

正月十四，我和几位志愿者开车，按照地址找过去。老人叫张财法，住在城郊。

到了老人家，我们发现老人不在，只有他儿子在，家里还在办丧事。

他儿子告诉我们，父亲两天前刚走。

我们已经没法亲眼目睹老人的风采了，只能点上三支香，以表尊敬。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每位老兵都太珍贵了，要趁着他们还在的时候，为他们多做一些事。

我们开始和小脚丫基金会合作，探访义乌的抗战老兵。义乌统战部也很支持我们，给我们提供老兵的名单和活动赞助。

有一次，我们去慰问一位102岁抗战老兵。老人叫陈昌林，是黄埔军校10期学员。

老人住的地方叫“仙顶村”，从义乌市区开车过去一个多小时，村子在山顶。

老人家门口

到了老人家，我们看到老人头上和手上有很多伤口。

原来老人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他家地面不平，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有好几个台阶。走路经常磕一下，碰一下。

我们在老人家的墙壁上，装了很多扶手。

又募集了几个货架，把堆在地面的杂物整理到货架上，过道和空间都变大了。

在老人家包饺子

去了几次，老人很信任我们。有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说，他有两个愿望：第一个，他的眼睛还能不能看到？第二个，他小儿子还能回来看看他吗？

后来我们打听到，他小儿子几年前生病走了。这个愿望永远实现不了了。

那就帮老人实现另一个愿望吧。

我们联系了金华眼科医院的副院长，叫廖道明，是位台湾同胞。

我说，有一位抗战老兵，102岁了，他最大的心愿是眼睛还能看见。

廖院长说，他们刚给一位抗战老兵动过白内障手术，很成功。

他问我老人在哪里？我说，金华过去要两个小时。

廖院长说没问题，他会亲自过去给老人做检查。

过了几天，廖院长从金华赶来了，带着仪器。

给老人检查完，廖院长说：可以动手术，费用不用担心，医院全部承担。

拆绷带那一天，老人颤抖地说：“我看到了，我都看到了。”

那天我有其他事，没能赶去医院。但听其他志愿者讲述时，我已经被幸福填满了。

老人拆掉绷带后，在纸上写自己名字

关爱抗战老兵，我们从2015年一直做到现在。最初，有几十位老兵，现在只剩下4位了，我们给每位老兵过生日。陪他们走一小段路，也好。

后来，在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支持下，我们又开始关爱“抗美援朝”的老兵和一些农村籍老兵。

和老兵扳个手腕

2020年，我接到妹妹女儿的电话，她18岁了，在杭州读大学。

她在电话里说，她想去献血，但因为疫情，老师不同意她请假出去。

我给班主任打电话，和她说，孩子的妈妈生病时，用了很多人的血，虽然妈妈走了，但这孩子很懂得感恩，一直想着要报答这份恩情。

班主任听了很感动，同意了。

我女儿18岁，高考结束后的第一件事也是去献血。

女儿在献血

现在，她已经大学毕业，成了一名警察，每年警察节，她都会去献血。

我自己也已经献血160次，累计56800毫升。

我刚拿到救护师证的时候，妹妹还在。我们找了一口淹死过人的池塘，在池塘边普及急救知识。最后只来了2个人——一位老人和他的孙子。

最近这几年，大家对急救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各地也配置了不少AED（自动体外除颤器）。我和志愿者们四处游走，宣传急救知识。

大家对急救，有很多误解。

比如，有小孩不慎溺水，大人会用‘土办法’救人：把孩子整个人倒过来，想把喝进去的水吐出来。这种办法无效还容易误事。

还有鱼刺卡喉咙了，喝醋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去医院。

我开玩笑说：“烧鱼的时候多加点醋，鱼刺会变软吗？”

一位接受过我们培训的志愿者，打电话给我，说：他外甥吃东西噎住了，他用我教的“海姆立克急救法”，一下子就让孩子把东西吐出来了。

有一位幼儿园老师和我说，她遇到孩子溺水了，马上开始急救。

她说：程老师，我一边按压，一边回忆你教我的方法，最后孩子“哇”一声哭了出来，我也哭了。

还有一位村书记和我说，他们村里有位21岁的小伙子溺水了，他用急救法按压回来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无比欣慰。

我先生是120救护车的驾驶员，他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回来讲给我听。

他和我讲的这些事，很多成了我上课的案例。

在体育馆，我们给中小学生传授防溺水知识。在血站，开展血液和急救相结合的夏令营。在建筑工地，我们给工人上露天急救课。

最多的一个月，我上了53堂课，一天要赶3个地方，讲到嗓子都冒烟了。

有人问我：程老师，怎么感觉你有用不完的力气？

我朝他笑笑。

前段时间搬家，收拾东西时，我找到一个旧包，里面装着的，是妹妹看病期间所有的资料。

搬家时，我没把这个资料包带走。

我觉得，我可以好好和她告个别了。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对她说：亲爱的妹妹，你没有对不起姐姐。相反，你给我了用不完的力量。

程青梅和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