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读书所花的心血都没有白费——耄耋岁月忆华年 | 王东年

王东年（右）和吴岳添摄于岳麓书院

流年如水，岁月悠悠。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湘潭大学特聘教授吴岳添即将进入耄耋之年。回忆我们这代学子所共同经历过的青春年华，感慨系之。写下以下文字，谨以此祝贺学术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桃李满园的老同学八秩华诞。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们这代人曾经受了三年大饥馑的体肤之饿、身之空乏，十年浩劫的所为行拂之乱、心志之苦以及两年多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筋骨之劳。所遗憾者，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未能将所学到的知识有效地报效祖国，更遑论担当大任；所幸者，我们这代人中间还是出了岳添这样出类拔萃的研究法国文学的著名学者。念此，岁月蹉跎的惆怅中平添了几多慰藉。

我是江苏省江阴县祝塘中学1962届的高中毕业生，那时大饥饿的阴影还未散去，我们这些农村学生备尝了时世的艰难，特别那些走读学生，天蒙蒙亮就要上学，中午只带些野蔬充饥，春天里带几只沤绿肥用的紫云英（俗称“红花草”）菜团果腹，放学后还要帮助父母干农活，他们学习勤奋，在极其残酷的生存条件下顽强地坚持着生命的意志，班上没有一个同学退学。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想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生小羸弱，高中时常常发疟疾病，加上饥饿，瘦骨嶙峋。高考前拼命读书复习功课，天色微明就躲到大操场东边的玉米田里看书直到天明，晚上冒着蚊虫的叮咬复习到深更半夜才上床。

那时高考科目分为理工、农医和文史三类。我自小就喜爱中文和历史，所以选的是第三类科目。报考前，老师来教室询问志愿，考生选的都是政治和中文，没有人报外语，我的英语学得不错，就选了外语专业。老师再问到学校，我觉得北京大学离家太远，往来路费昂贵，南京大学就在本省，于是就选了南大。南大外文系设有英俄德法四个专业，我几乎未加考虑就报了法兰西语言文学专业，原因是我在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里学到过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最后一课》这篇文章，其中韩麦尔先生说的“法兰西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考场设在江阴县城的南菁中学，来自乡间高中的考生们各人背了条小草席和几件随身的替换衣服，走了十几里路再乘小轮船到了江阴县城。开考的日子为7月10日至7月12日，正逢上江南的盛夏酷暑，考试在平房教室里进行，室外是一排梧桐树，令人烦躁的蝉声一浪高过一浪，开考进行到一半时间不到，就有几位考生晕倒后被抬出教室，此情此景，毕生难忘。

1962年是国家自1952年大学统一招生后录取人数最少的一年，当时国民经济正面临严重的困难，国家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所有高等专科学校停办，只有本科院校招生。录取率由1961年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六降到1962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当年高中毕业生44.1万人，高校招生数量仅10.7万人，不过那年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考生基本上是按成绩择优录取，录取生的考试成绩是很高的一届。

高考归家，我自以为被录取的希望渺茫，已作好到生产队务农的思想准备。有天早晨，我正在菜园里下胡萝卜种，哥哥兴冲冲拿着从镇上邮局里取到的通知书告诉我已被南大录取，听到此消息，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母亲喜出望外，全家吃了黍米粉圆子加几粒糖精以示庆贺。第二天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走到祝塘中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在校老师告诉我全校一百二十多名毕业生就录取了我一人，想起农村同学们读书的艰难，想起许多品学兼优的同学未能有上大学的机会，我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

1962年9月1日我离別了生我养我的父母和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南小村庄，第一次从无锡乘上火车到了南京，我背着行李走到汉口路，看到突兀在眼前雄伟高大的南大校门，内心激动不已。

报到后我们获知，我们一届的法语专业共有30人。开学那天法语教研室主任何如先生在北园的南楼为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开学仪式，他鼓励我们努力学好法语将来为祖国建设服务、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贡献。也就是在这座小楼里，马光璇先生给我们上了第一堂法语课。马先生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的外甥女，著名油画家、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吕斯百先生的夫人。她曾当过法语电台的播音员，语音纯正清晰，我们一届新生有幸一开始就受到她标准的巴黎语音的严格训练。1962和1963年为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我们经历了狠抓教育质量的两年，法语教研室的何如和赵俊欣等教授先后任过我们的教学老师。何先生是一代法语宗师、杰出的翻译家。他在巴黎大学攻读时，就以中国题材《贵妃怨》创作了一首法语长诗，轰动当时的法国诗坛。何先生对我们的学习要求特别严格，在课堂上花许多时间讲解中法文翻译的技巧，他既注重译文的正确和流畅，又讲究文句的形式之美，还高强度训练我们的听说读写能力。期终考试的方式也很独特，用一只老式的台式录音机在课堂上放三遍由他翻译和录制的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的录音，然后要我们立即用法文默写出译文的全部内容，其考试之难度令人咋舌。

岳添高高的个子，颀长的身材，他在南京浦镇读的高中，和我们纯农村来的学生相比，他的知识面显然比我们宽，他识简谱，会吹口琴，会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还会骑自行车。在二三年级时我和他分在同一个小班，开始他的法语成绩并不出色。到了三年级，上口语课的是李清泉先生，他常让学生复述法语课文的内容以提高听说能力，每当岳添流利复述或回答问题时，他一手拿着老花眼镜，笑眯眯地听着，边带着赞许的口吻说：“Ah，Bon，Bon！”（好，好！）在他的训练下，岳添的听说能力突飞猛进。岳添的这一能力还得到赵俊欣教授的赞赏和器重。两位老师的栽培开启了岳添大脑中的智慧之门，激发了他的学习积极性和潜在能力，从此岳添的法语成绩有了很大提高。就是凭此扎实的听和说基本功，在十年没有用法文的情况下，岳添顺利地通过了1978年研究生考试。“多亏李清泉老师的训练，我才得以考取，至今仍然感激在心，师恩不敢忘也。”对恩师的栽培岳添至今犹念念不忘。李先生退休后回到上海度晚年，靠每个月一千多元菲薄的退休金过着清苦节俭的日子，却留下了“在我去世后，将全部财产全部捐赠西南地区，作为该地区贫困孩子的教育费用”的遗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南大求学的时光已成烟云消散，就我个人而言，所学得的法国语言文学和其它专业知识没有能很好地报效社会，但所学过的古今中外美好的诗文已植根于心田，她们源源不断地给我的生命注入精神营养，虽迟暮之年仍洒满明媚的春光。从这点意义上讲，此生不管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读书所花的心血都没有白费。我十分感谢教我们法语的老师们。正因为学了法语，我才体会到法兰西语言的美丽和严谨；正因为懂得了法语，我才感触到维克多·雨果等法国文学大师们的作品的感人和伟大。我想，这是多舛的命运对我求学时代所付出的艰辛给予的有意义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