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处长与“漏气”
借着一则新闻,有几句话终于可以说了。
这个新闻说的是,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注册成一名外卖骑手,体验在算法的压力下,外卖骑手的艰辛处境。视频中,尽管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仍不断地被带他的师傅催促着要抓紧,因为一旦超时,送餐费就要被扣掉60%。超过三单超时,就会被停止接单一天。
一天里,王处长马不停蹄,从早到晚跑了12个小时,也仅挣了41元。视频的末尾,累到快崩溃的王处长坐在马路边上,感叹“太不容易了”“很委屈”。
近年来媒体、学术界对外卖骑手的生存状态已经做了很有分量的揭示,王处长的举动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他身为首都的一个处长,能够俯下身来去体验底层劳动者的艰辛,这确实是一桩新鲜事,因此他得到了舆论的一片好评。借由王处长的经历,人们发出感叹:如今底层人民为了吃上饭,需要拼出全部的力气。
相比外卖骑手们劳动强度大、压力大这一现象,一个更令人欷歔的事实是,外卖骑手们普遍面临着权利的缺失——他们所服务的平台,普遍没有为其上人身保险。
其实,这种权利缺失的状态,并不仅仅属于每天奔突在大街上与社区里的外卖骑手们,它遍布于当今社会的许多角落、不同的社会阶层:
供职于同一个单位的人,仅仅因为有人是事业编制,有人是企业编制,在退休金与医疗报销的比例上,便有很大的落差;
国家法定休假的天数,不但少于世界上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战乱国家;
并非少见的过度加班现象。尤其奇怪的是,一些垄断性国企的过度加班现象更为严重。几年前西南一家国企爆出因加班问题而发生员工怒怼中层干部的新闻,尽管后来说是假新闻,但国企的过度加班问题当时却引发如潮的共鸣。
最令人感慨的是,在一些国有部门,员工权利的保障状况尤其糟糕,可谓权利缺失的重灾区。它们雇用的保安、后勤服务人员多来自农村,在薪酬、社保方面,普遍被压得很低,甚至没有社保。这是歧视农村、农民的传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习惯性延伸。
即便是医生这一光鲜的社会职业,据鼠记的观察,其权利状况也是堪忧的,肯定存在着过劳的问题。以近年来光顾三甲医院的经验,鼠记发现,医生们都是一坐半天,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工作方式极不健康。这么体面、重要的一个职业,医院为什么不能给医生们提供诸如茶水间、咖啡间这样的设施,让他们有片刻的休息与放松,有与职业相称的体面待遇?
一个健康的社会的标志,不是有权有势有钱者过得如何舒适而体面,而是广大的普通劳动者的幸福指数如何,他们的权利与福利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这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目标。如果说,此前四十余年里中国忙于发展,急于补上经济落后的课,那么如今,到了给民众补上权利与福利欠账的时候了。
让劳动者享有充裕的假期,不需要过度加班,取消因所有制不同带来的福利落差,让科技造福而不是奴役人类,让人人都能享受比特供还要放心的食物与医疗品质······凡此种种,并非乌托邦,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值得拥有这一切。这也不会拖累经济发展,相反,只会让国民活得更有尊严、工作更有效率。
鼠记在香港工作近四年、在东南欧小国波黑工作五年多,每次离任后回到故土的头几个月里,开心之余心情总不免有些黯然,无他,街头、地铁里所见的同胞,表情普遍是辛劳、纠结而焦虑的,少见松弛的面容、舒展的眉宇,与香港、波黑的街头观感大异其趣。那里的人们,表情普遍是松弛、平和的,而这种松弛感,并非来自于那里的人内心有多强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为普通人提供了制度性的福利保障,在“出厂设置”上就有让民众免于焦虑的制度安排。比如,尽管波黑的人均GDP低于中国不少,但法律对雇主为劳工支付的社保金额设定了严格而比较高的标准;波黑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可以享受18个工作日的带薪休假,用不着要工作四五年才能熬来5天的带薪休假。这些制度性安排,是波黑人虽然并不多么富有却过着不那么焦虑的生活的底气。
为民众补上权利与福利的欠账,需要政府角色清晰、坚定有为。政府关注经济增长,但不意味着要一屁股坐在资方一边,过于亲商。近年来,尽管关于外卖骑手在算法压力下的残酷生存状态被媒体与学界屡屡曝光,但外卖骑手的生存状态却未见改善,这凸显了政府作为裁判员角色的缺位。
多年前,某名都大邑的私人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们群起要求涨价,尽管一些老板已挣得连宠物狗都住上了豪宅,尽管包括消费者与出租车司机都普遍反对涨价,但老板们硬是找到了一些支持涨价的“消费者”,在政府主持的听证会上为涨价背书,并最终达到了涨价的目的。因此不难理解,作家王蒙在《红楼梦》的视频讲座中要感叹:我们这个社会,当涉及到公平、正义这些重要事体时,“总是感觉哪个地方在漏气”。他没有说出“漏气”的具体位置,但凭借常识,我们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
这也就是扮演外卖骑手的王处长赢得热烈喝彩的原因——作为政府官员,他出现在了需要他出现的地方。
希望他的故事,不只是新闻上一时的热闹而已。
有道是:
堂堂处长出公门,客串骑手尝苦辛。
但得刚性制度善,不患漏气享至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