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我也睡不着...可你为什么能睡却不睡?
从数码中不会产生人们可以通过劳动来克服的物质反抗。这样一来,劳动事实上就类似于游戏。但是与傅拉瑟的愿景不同,非物质的、数码的生活并不能将我们引领进闲适的时代。傅拉瑟忽视了绩效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工作与游戏的趋同将全部落空。它会剥夺游戏的一切游戏属性,并且将其重新归为工作。游戏者如服用兴奋剂一般沉迷,自我剥削,直至因此而倒下。数码的时代并不是闲适的时代,而是绩效的时代......游戏本身也会屈从于绩效的胁迫。
新自由主义的绩效强制将时间变为工作时间。它将工作时间绝对化。休息只是工作时间的一个阶段。现在的我们,除了工作时间没有另外一段时间(keine andere Zeit)。因此,我们把工作带着度假,带进睡眠。因此,今天的我们睡不安稳。作为筋疲力尽的业绩主体,我们的入睡就如同双腿麻木之后的失去知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放松也只不过是工作的一种模式,其目的不过是劳动力的再生。休息并不是脱离工作的另外一件事,而是工作的产品。就连所谓的慢速生活(工作)也不能生成另外一段时间。它也只是一个结果,一种对加速工作时间的反射。它只是放缓了工作时间,而并没有把工作时间转变为另外一段时间。
韩炳哲,《在群中》
二
只有网络时代才有这个问题吗?但凡可以随时开展工作的人,都早早体验过这种不知何时停止才合适的滋味,抑或是忘记了自己是应该做区分的。比如写作者。
现在,虽然我们摆脱了工业时代奴役我们、剥削我们的机器,但是数码设备带来了一种新的强制,一种新的奴隶制。基于可移动性,它把每一个地点都变成一个工位,把每一段时间都变成工作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剥削甚至更为高效。可移动性的自由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强制,我们不得不时刻工作。在机械的时代,仅仅因为机器的不可移动性,工作和非工作就被明确地区分开来。工位与非工作空间有明显的界限,人们必须自行前往。如今,在很多职业中,这些界限和区分都已经完全消失。数码设备让工作本身变得可移动。每个人都如同一座劳改所,随时随地把工位带在身上。因此,我们也就无法再从工作中逃脱。
智能手机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但是从中也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强迫,即交流的强迫(Zwang der Kommunikation)。如今人们与数码设备之间有一种近乎迷恋的、强制性的关系。在这里,自由也化身为强迫。社交媒体大大强化了这种强迫。归根结底,它源于资本的逻辑。更多的交流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本。加速交流和信息的循环也就是加速资本的循环。
韩炳哲,《在群中》
不管是推文(Tweets)还是短信(Informationen)都不能拼合成一篇叙事;就算是时间轴(Timeline)也不能讲述一个生命故事,或是一部传记——它们是加法式的,不是叙述式的。数码人动指是通过他不断地数数和计算。数码世界将数字和数数绝对化。在脸书上,好友也主要是数出来的。然而友谊却是一种叙事。数码的时代将加法、数数和可以数的内容合计起来。就连好感也要靠数有多少个“赞”来衡量。叙述在极大程度上丧失了其意义。如今,人们把一切都变得可数,以便将其转换为业绩和效率的语言。因此,一切不可数的,如今都已经不再存在。
韩炳哲,《在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