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经亘古与永夜的诗 | 汪涌豪
汪涌豪约 8 分钟（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自序
很想借此说说行走的好处。日本大正时期名作家、著有《欧美名士印象记》和《拜仑传》的鹤见祐辅在所作《思想·山水·人物》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就人的智识而言，得之于书的最容易，也最初级，由看见而得到的智识，要比由思索而得到的贵重许多，这是因为阅历这件事最是难说，形成也最不易，而行旅正提供人增加阅历的机会，所以古人在行旅中思考，今人在行旅中诵读，那最少最个别的人，在行旅中识得宇宙大文章。鲁迅曾称赞作者对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泄水，使人不觉终卷”，正与他在那里多年行走积得的阅历有关。
说起来，包括中国人在内，近代以来亚洲人之所以对行旅的意义有足够的认识，或多或少都受到欧洲的影响。从卢梭的觉醒，到梭罗对野性的征服，从兰波愤怒的出走，到内瓦尔德忧伤的游荡；往哲学上说，是从康德的日常出行，到本雅明之成为城市诗意的漫游者，都曾深刻地启发了时人，增加了他们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豪情与兴会。至于为何卢梭会觉得只有在行走时才能思考，乃至为何赛华尔将卢梭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传统挂连起来，称自己一直坚持“我在行走中沉思”的理想，或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的吕克昂学院。亚里士多德在学院的林荫道上，边散步边给弟子讲学，他创始的哲学因此被人称为“漫步派”。其实，在亚里士多德乃至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前，智者学派中人已经热衷行走了，他们引领雅典人的生活，使得行与思自此有了最密切的交集。
再以后，以朝圣与游学为目的的“壮游”出现了。始于三世纪，历中世纪至于十六世纪，成为贵族成长之必须。这些出身高贵的年轻人，沿罗马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在欧洲展开南北两路行走，虽十八世纪声势稍减，但此后又有回升，且目的不再止于圣物崇拜，更有对景观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的观察，以及其揭示的终极真理的确认。其间，哲学家从未缺席。霍布斯甚至还将墨水壶安上自己的手杖，以方便随时记录行走中的思虑。孟德斯鸠展开欧洲之旅时虽已年近不惑，依然兴致勃勃，并对远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此后边沁、穆勒等人就更不用说了，行旅在他们那里，不再仅仅是从一座宫殿走到另一座王廷，甚至不再是世俗之旅，而具有更深湛的哲学意义。至于今人之越来越多地寻访希腊、罗马，进而去埃及、叙利亚乃至波斯与印度，每常为过往的了解能助人联通当下、找到自己，其间隐隐约约，仍看得到哲思跃动的波澜。
这样就说到了文学与诗歌。虽说柏拉图否定过诗歌，认为它基于灵感，易让人失去理性，无法与哲学相比。诗人由此形同婢女，被逐出理想国，甚至连伟大的荷马也不能幸免。但在他之后，从亚里士多德、薄伽丘到雪莱、德里达，为诗辩护者更多，并且越来越多。诸如施莱格尔“在人性的理想状态中，只会有诗存在”，以及谢林“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像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这类论说，更直接为诗争得了地位。
就是对神灵附体、神赐灵感说，诗人们也有自己的理解。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有“剑桥才子”之称的托马斯·纳什视诗为“更隐晦又神圣的哲学”，认为“它被包裹在隐蔽的寓言和神秘的故事里，那里隐含着更出色的关于行为的艺术和道德箴规，对此加以解释的是林林总总发生在其他王国和国度的范例”，但更多人在维系诗与哲学关系的同时，更重视其之于广大生活的联系。所以里尔克会说“诗是经验”，诗人要写好一句诗，“首先必须看过无数城市和人事，必须熟识动物，谙知鸟怎样展翅飞翔，花怎样在凌晨开放。必须能够怀念那些遥远地区的路径，那些偶然的邂逅，那些无可回避的离别，那些仍然充满神秘的童年日子……那些在寂寞的房间里度过的时辰，那些海畔的黎明、海本身和各种不同的海，那些激越的跟众星飞行的旅夜”。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以色列诗人阿米亥因此称自己是一个“旅行者”。同时期法国著名诗人、超现实主义诗歌先驱皮埃尔·勒韦尔迪也说：“诗歌不总是柔情和爱情的游戏，它是理智十分顽强而艰辛的活动，理智试图表现这类人的生活奥秘，他们饱尝生活的艰辛，也没有在生活中为自己的真正尺度找到足够的合适处所，这种尺度只有他们的创作才能使他意识到并迫使他们说出来。”显然，在他们那里，让诗沉入生活与沉入哲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也所以，博尔赫斯称诗是生活最本质的部分。有“诗人中的诗人”之称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更认为“诗歌的职能只有一种作用：深深地沁入我们精神的圣殿——那里有灵魂最彻底的隐情和孤独——帮助我们实现在内心深处揭示人生本质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虽不能否认诗歌总体上仍无枝可依，有的悲观论者甚至将之比作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但它就是这样不只是揭示真理，还通过充满激情的创造性表达来促使人寻找真理，在给人温暖与安宁的同时，鼓励人借它而勇敢地与世界相处，更与自己相处，从而维护了它同于哲学的尊严。
当然，这个过程需要耐心，需要如彼得拉克所说，有一个“面纱”使其变得更绰约，更含蓄，以便读它的人能经过努力，获取其中的智慧。尤其服膺雅各布森的话，他说诗歌的诗性功能越强，其语言就越少指向外在环境，越偏离实用目的而仅回归自身。这里的自身自然是指诗的音韵、词语和句子等形式因素。其实早在古典时期，西塞罗已站在诗的内部，将修辞学视作诗歌最亲密的邻居了。后来这种修辞学被不断扩大、深化与细化，所展开的关于意象与声音的讨论，是个人做诗最著意的方面。
收在本集中的120首诗，一如前一部《云谁之思》，大都成于旅途而非书斋，分述的是欧洲的历史与文明、神话与传说、习俗与风景、文学与艺术。诗艺上说难称精良，但诗情真切却确然无疑。并且，因是又一个十年的行走，对异文化及其各种样态的了解自然更多了。许多时候，许多实物、图像和文字已非初见，而是重会。这样的缘故，较之以前，认识也更准确深入了一些。因此眼光所及，不再局限于欧洲主要国家，还兼及埃及、苏美尔、赫梯和阿兹特克等人类的早期文明；具体的关注点也不仅在历史与文化，还包括宗教与艺术；而这艺术又不仅以诗与画主打，还兼及音乐，并相应地，每首诗的篇幅虽长短不一，但不少诗因此变得更长了一些。
记得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说过，诗与艺术总是特别依赖传统，每个诗人只是这种传统的一个环节。个人对此感受深刻。不过换个角度，每个人的诗又确实各有其生命，正如布罗茨基所说，一旦开了头，许多时候即使诗人自己也不知道它们会去到哪里，并以何种方式结束，以至有的时候，他写出的东西叫人吃惊，他的诗思甚至比他自己所希求的指涉更远。这样的缘故，尽管处于诗人早不再握有权杖的现世，自己因才力有限，仍摸索在接续伟大传统的中途，却也不敢忘记狄兰·托马斯《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的咏叹：“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他们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当然，因为确实是老了，以老人已有和应有的清醒，也不敢忘记贺拉斯《颂诗集》第一部中的那首诗：“你当明智，滤好酒，斩断绵长的希望，生命短暂。说话间，妒忌的光阴已逃逝。摘下今日，别让明日骗。”
点击“阅读原文”或扫此二维码，均可在微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