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还是泡沫？“减肥神药”能为社会省下万亿美元？这笔经济账不好算 |《自然》长文

原文作者：Sara Reardon

本篇《自然》长文共4343字，预计阅读时间14分钟，稍后看可以点击上方“星标”哦～

模型预测，抗肥胖药物可能引发社会变化——但其影响难以预测。

欢迎来到2030年，一个更加健康幸福的世界。心脏病和卒中的发病率下降了20%。食物消费的减少让人们的钱包更鼓。乘客体重的减轻每年为航空公司节省1亿升燃料。数十亿人享受着更优质的生活，他们的身心健康都得到了改善。

这些是分析师预测的一些路径，关于新一代高效减重药物——GLP-1激动剂——可能会如何改变社会，并在长期内为国家节省数万亿美元。其中广为人知的是司美格鲁肽，它以Ozempic的品牌名用于治疗糖尿病，以Wegovy的品牌名用于减重。“如果不出现什么极为不幸的严重副作用，这将改变世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胃肠病学家Chin Hur说。

这一趋势或许已经开始了。在美国，有12%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曾在某个阶段使用过GLP-1激动剂来治疗糖尿病或减重（见“美国GLP-1药物使用情况”），媒体报道称肥胖率正在下降，尽管科学家警告说这些数据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见“美国肥胖率”）。预计到2035年，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将超重或肥胖。更广泛地减缓或逆转肥胖趋势将会产生众多连锁反应。“肥胖的溢出效应是巨大的。”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Alison Sexton Ward说。

尽管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这些药物可能产生巨大影响，但仍有很多不确定性。尝试预测减重药物未来的影响有极高推测性，原因从其高昂成本、长期的生物效应，以及很大程度未知的人们的行为变化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让医学研究人员和公司们急于收集更多数据，开发更好的工具来评估减重药物可能如何改变社会。

建模“奇迹”干预

长期以来，建模肥胖及其预防一直是公共卫生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一种方法是创建算法模拟干预措施，比如对含糖饮料征税或在学校实施强制锻炼计划。通过调整人们的合作意愿或社会人口统计数据等变量，此类模型可以估算得到预防的健康问题或可节省的资金。

这类基于政策的行为干预，通常在现实世界中对防止增重或带来减重没什么用，至少短期内如此。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流行病学家Theo Vos说，GLP-1药物可能会有所不同。试验表明，像司美格鲁肽之类的药物可以使人们在16个月内减去大约15%的体重。下一代药物可能会更加有效。“这确实有效，而且效果相当显著。”Vos说。

最容易建模的是药物对个体的直接影响，包括对身体状况的改善，如减少睡眠呼吸暂停、胃灼热或关节疼痛，以及对心理健康的改善，如减少社会歧视感。“减重后生活质量会立即提高。”Hur说。临床试验表明，这些药物似乎还能治疗许多其他疾病，包括成瘾、帕金森病和不孕症，但Hur表示，将这些益处纳入模型还为时过早。

GLP-1激动剂确实存在一些缺点：许多用户会经历恶心、胃肠问题或肌肉萎缩，并且当人们停止服用这些药物时，体重往往会迅速反弹。尽管如此，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科学史学家Nicolas Rasmussen说，GLP-1激动剂可能与以前的“奇迹”减重药物如芬氟拉明/芬特明不同，后者已因严重的副作用被禁用。GLP-1激动剂已用于治疗糖尿病多年，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安全的。

尽管如此，Rasmussen说，“历史告诉我们，它们会被过度使用。”虽然对于肥胖已经影响到健康的人来说，这些药物可能明显有益，但那些仅仅为了减轻几公斤体重而服用药物的人就得考虑得失了。但这似乎没有减缓需求增长，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网红和名人推广这些药物用于减重。生产这些关键药物的制药公司已经感受到了供不应求。

经济预测

除了对个体的影响外，研究人员预计，GLP-1药物的广泛使用可能会造成更普遍的经济影响。分析人士预测，到2032年，全球市场将比2024年的470亿美元更增十倍。食品等行业已经开始对这些药物的流行感到担忧。美国投资公司摩根士丹利的一项分析预测，到2035年，美国的卡路里消费量可能会下降1.3%。去年十月，沃尔玛美国零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John Furner表示公司的食品销售出现下降，并将此归因于减重药物。一些分析师预测了不太明显的影响。美国投资公司Jefferies为一家美国航空公司预测，如果每位乘客都减轻大约10磅（4.5公斤）的体重，这家航空公司每年将节省超过1亿升燃料。其他报告发现，生产用于治疗关节炎的膝关节植入物或用于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的口罩的医疗设备公司可能受到影响，对较小型汽车可能出现更大需求，以及如果人们在商业区步行更多，土地和建筑使用也将需要重新配置。

在全球范围内，GLP-1药物的经济连锁反应可能更为巨大。例如，研究表明，即使控制了种族、收入和父母的社会经济水平或教育等因素，肥胖的年轻人学业表现更差[1]，与不肥胖的同龄人相比，女孩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也更小[2]。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也被证明会导致员工请更多病假——反过来又可能导致职场歧视。

根据2022年一项关于161个国家肥胖率的报告，这些成本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以上[3]。报告发现，如果肥胖增长率相对于当前趋势突然减缓5%，各国在2020年到2060年间每年将节省超过4290亿美元。这些分析没有尝试模拟药物成本或任何其他可能导致肥胖率下降的干预措施的成本。

后果未明

然而，华盛顿特区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系统科学家Ross Hammond说，涉及GLP-1激动剂时，这些预测可能都还太早，因为使用GLP-1激动剂减重可能不会直接转化为全球成本节省和健康改善。“我不愿意说，【那些研究中的】成本估计值就是每个人用Ozempic能节省的成本。”他说。“现在还不知道后果是不是都是好的。”

例如，有个被称为道德风险的经济原则预测，如果人们不面临后果，会倾向于采取冒险或不健康的行为。目前还不清楚服用GLP-1激动剂的人在不再担心体重增加之后，是否会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些药物可以减少对高脂高糖食品的渴望。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锻炼：研究尚未显示出，人们在使用GLP-1激动剂减轻体重后，体育锻炼会增加还是减少。

Hammond指出，锻炼和健康饮食的益处不止是维持体重。单独减少卡路里摄入并不能解决由久坐生活方式和微量营养素缺乏引起的骨骼或肌肉虚弱等问题。“我有点担心，寻求药物解决方案并不能解决我们真正面对的那些更大的系统性问题。”他说。

Vos也同意，模拟GLP-1激动剂减重的健康效应没那么一目了然。他说，说到底，还不清楚一种使人们快速减重的药物，是否就堪比防止增重的干预措施。肥胖的持续时间可能会影响诸如关节炎和心血管风险等的因素，就像一个人吸烟的年数会增加其患肺癌的风险一样。

就职于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医生、经济学家Michele Cecchini说，还有其他未知因素。例如，许多人在接受减重手术几年后体重会反弹。对于那些服用减重药物几十年的人来说，情况也可能如此。“这些都是可能在人口层面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事情。”他说。

Cecchini表示， OECD计划明年发布一份关于GLP-1经济影响的报告。他的团队此前已经研究了肥胖对教育、劳动力参与和医疗保健支出等因素的影响。甚至气候变化也受到肥胖率上升的影响。随着需求的增加，食品制造产生的二氧化碳水平上升——尤其是红肉生产——以及由于负载加重，交通工具的排放量也更大[4]。

Cecchini指出，减重药面临的挑战在于缺乏长期数据。他还强调，独立的研究尤其缺乏，因为许多研究都是由药物制造商资助的。

结果迥异

有些数据相比其他的更可靠一些。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T.H. Chan School的决策科学研究员Zachary Ward说，研究人员可能有信心预测这些药物对于60-70岁、高体重指数（BMI）人群的影响。众所周知，肥胖影响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症和这一年龄段的某些癌症等疾病。

去年11月发表的一项涉及超过17000人的研究发现[5]，Wegovy能够使患有心血管疾病且超重的成年人心脏病发作和卒中风险降低20%。另一项研究团队估计，美国有9300万人可能从Wegovy受益。如果这些人全部使用Wegovy，研究团队计算，这将在十年内预防150万心脏病事件[6]。

但是，服用GLP-1激动剂的年轻人可能很多年也不会遇到这些疾病，而生活方式和环境暴露等因素在几十年间可能发生变化。“看得越远，做的假设就越多。”Ward说。

一些模型显示，较年轻的人可能会从GLP-1激动剂中获益最多——如果他们余生一直使用的话。Sexton Ward的团队发现，与常识相反，这些药物对于BMI非常高的人的成本效益较低[7]。相反，它们在BMI在30到40之间的年轻人中可以预防更多疾病——这是肥胖范围的较低端。“在这个范围内，它的效果足够好到减重20%就可以降低并发症风险。”她说。

他们的分析发现，如果美国每个人都能免费获得司美格鲁肽，由此导致的与肥胖相关的疾病减少将为纳税人每年节省245亿美元，不过这不包括药物本身的成本。

Sexton Ward同意由于数据缺乏，难以预测人口层面的健康和经济影响。但她强调了一个观点：在她与人合著的、由司美格鲁肽制造商Novo Nordisk资助的一份报告中，她的团队发现，GLP-1可以为美国的黑人和拉美裔人群带来比白人群体大得多的经济效益[8]。

平均而言，美国黑人和拉美裔人群比白人更容易患肥胖及其相关疾病，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不平等，比如较低的平均收入和由此而来的获取健康食品的困难。反过来，肥胖又加剧了由环境暴露和医疗保健歧视引起的其他健康差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这些药物可能会开始缩小这些差异。”Sexton Ward说。尽管肥胖并不是健康不平等的唯一原因，她说，“我认为这可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目前，这些药物非常昂贵，只有相对富裕的人群负担得起（尽管在美国的一些州，低收入个体有政府医保计划的覆盖）。Rasmussen说，如果网红和名流能轻易减重，对肥胖的污名可能会增加。这可能会进一步伤害低收入人群，后者可能更多地面临肥胖带来的社会、经济和健康后果。“只要药物保持高价，这种差距就会增加。”他说。

高成本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一项挑战，加州一家非营利性组织RAND公司的健康政策研究员Adeyemi Okunogbe说，这些国家的肥胖率增长速度是高收入国家的两倍。在每年由肥胖相关问题引起的约500万例死亡中，77%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

Okunogbe说，与肥胖相关的医疗保健成本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双重疾病负担，其中许多国家已经疲于应付更高发病率的传染病。在低收入国家，其他的成本也很严重，如病残导致收入损失。在没有国家医疗体系的国家，个人还得自掏腰包支付GLP-1激动剂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这种药物还为时尚早。”Okunogbe说。

有公共医疗系统的国家也在为这些药物付费的问题为难。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目前只为个人减重提供两年的司美格鲁肽资助，而这种药物必须终身服用以维持其效果。美国的法律不要求纳税人资助的保险计划覆盖减重治疗（尽管治疗糖尿病可覆盖同种药物）。这些药物甚至远未达到可负担得起的程度：去年Hur团队的一项分析发现，司美格鲁肽的成本需要降低85%，才能对青少年具有成本效益。“就当前情况而言，对全球健康结果的影响不会很大。”Ward说。

Cecchini表示， OECD的分析将考虑更便宜的非专利药和混合GLP-1激动剂药物的影响，这些药物开始在许多国家的市场上出现。一些立法者（包括美国）开始反对高昂的药物成本，特别是有分析发现Novo Nordisk公司可以将Ozempic以每月5美元的价格出售仍能盈利后[10]。

在更多人能够负担得起这些药物之前，研究这些药物对全球健康影响的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只能使用虚拟模型，而非真实行为研究。“这些药物带来了莫大的希望，但是（世界）必须先得其门而入。”Sexton Ward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