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最近国际上的热点,那一定不能回避特朗普总统在全世界掀起的“加税风波”, 中美两个大国在关税上的博弈更是火药味十足,这无疑把很多企业推向了风口浪尖。面对不断升级的惩罚性条款,我们的企业应该做好哪些应对措施?清华大学社科院院长彭凯平教授认为, 那些历经风雨、穿越岁月长河的“长寿企业”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性格优势”,到底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们可以从他山之玉的经验中学到什么?这是我们当下迫切想知道的答案,也是他的新书《企业的品格》意义所在。
(本文整理自一诺与彭凯平访谈,全文约4300字。整理人:煤炭愚蠢)一诺:欢迎彭老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面对当前这种不可控的外部环境,中国企业应该何去何从? 彭凯平: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245%的关税确实是非常疯狂的举动,不过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更应该思考,如何在恶劣条件下修炼自己的内功。大家知道, 日本有很多长寿企业, 其中的“金刚组”“庆云馆”的存在时间已逾千年。因缘际会,我曾与日本“长寿企业研究会”的创会会长后藤俊夫先生合作过, 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日本长寿企业的文化,源头在中国,来自禅宗、佛学、阳明心学。一诺:金刚组真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它诞生于圣德太子时代,迄今已经存在了1400多年了,主营业务居然一直是“修古寺”。彭凯平:是的。他们专营一项业务,一干就是千年,且面对战争、经济危机也从未停工。一个靠传统手艺活下来的公司,最值得研究的,不是技术,而是精神。支撑着他们延续千年的有两个条件:一是工匠精神——“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二是社会善意的支持——没有社会认同,这种企业也是撑不住的。在本世纪初,他们就遇到了重大的财务危机,最后还是高松建设出手相助。如果仅从财务报表上看,这种援助肯定得不偿失,但日本社会很重视“文化价值溢价”。这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因为一味拼价格是一种非常野蛮的竞争模式,最后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很多行业已经出现了这种恶果。曾有社会学家指出,人有三种特别重要的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实这三种资本对企业也是同样重要。如果一家企业的资金充足,但对这个社会没有影响、没有贡献、没有参与感与知名度,也会活得很艰难,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企业积极强调社会责任感的原因。而文化资本,就是看一家企业能不能代表并传承一种文化精神。一诺: 但文化资本貌似是最虚幻的,它不像账目那样能让人看得清、摸得着,所以追求这一点似乎很困难,但它实际上往往决定着我们能获得怎样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彭凯平:是的,文化资本的形态可以分为三类:物理形态(比如藏书、古物、奖章)、制度形态(比如学校文凭或政府颁发的荣誉)、象征形态(谈吐、气质、举止等)。与前两种资本不同的是,文化资本是不能被馈赠的,你可以继承遗产,获得经济资本;可以被提拔,获得社会资本。但文化资本得自己一点一滴积累。正因为不能速成,所以它最稀缺,也最宝贵,所以,一家1400多年的企业对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一诺:你在书里面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从“管理时代”迈向“心理时代”,这是什么意思?彭凯平:自人类诞生以来,生产方式发生过几次根本性的转变。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动手的能力特别重要,因为无论是手工劳动还是使用机器,都离不开人的操作。从上个世纪起,我们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先有爱迪生、爱因斯坦这样的发明家、科学家横空出世;后有马云、马化腾利用信息技术赚到了钱,他们都属于会动脑筋的那些人。
我觉得人工智能时代则属于“会动心的人”——机器已经可以替代人类做很多事,动手能力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了,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也已经超越了我们,这时我们人类的优势是应该是积极的心理。比如说,机器没有美感、幸福感、意义感,而我们明白这些字眼背后的意义,这就是独属于人类的“动心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也因此可以被称为“心理时代”。
一诺:曾有学者提出过“PDF时间”的概念:Play time、Down time(发呆时间)、Family time。这个说法貌似有些“不务正业”,但其实对孩子非常重要,因为这都是在培养孩子的“非工具性”,你刚才讲的情绪感知力、感受美的能力、表达沟通的能力,其实都是在“PDF时间”里得到了锻炼。
彭凯平:是的,人工智能遵循的是线性逻辑,但人类的智能是发散的、非线性的,可以不断地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你刚才说的三种时间就是让我们建立三种连接的——玩爽是和自然、和身体的连接;发呆是与自己的心理连接;家庭时间是与他人的连接,这些连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类的智能。如果我们也像机器一样思考,仅仅会逻辑分析、搜集数据,那我们永远都拼不过人工智能,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智性的连接,寻求身边人的宝贵意见, 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 一诺: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你在书中写道,“高感性”已经成为很多企业家的必修课了。 这似乎与大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印象有些矛盾啊。 彭凯平:二十世纪是理性主义高涨的时代,从马克思到弗里德曼再到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很推崇笛卡尔的二元论,即让理性来领导感性,甚至还有人走向了禁欲主义。 但为什么在人类科学文明如此的昌盛,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人类居然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发动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和种族侵袭,而且每一次打仗和侵袭都是由一帮极度聪明的人挑起的呢?为什么动物很少同类相残的,但人类却头头是道、堂而皇之地互相残杀呢?学者们通过反思,得出的结论是,或许我们一直以来太过推崇理性而忽视了感性,感性可能才是人类的本质。比如,当我们路遇乞丐,会下意识地产生恻隐之心,然后才会想这是不是骗局,从这个角度来讲,迪卡尔可能搞错了。那种所谓的理性计算,只是方法和策略,在我们不安全的时候,肯定要计算、要谋略、要斗争,但是当我们好好享受人性的时候,还是要回到感性的时代。另一点,在人类的发展史中,女性占领导地位的时间更加长久,在进入农耕时代之前,部落中的男性经常要为捕猎和采集离开很久,人类种族是靠着女性的关怀、照护、抚育才得以绵延至今的,只是到了农业革命后这一切才发生了改变,出现了父权社会和私有制,既然现在“动心的能力”开始变得很重要,或许是时候回归人类的本质,重新重视女性的能力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不能简单认为男人拥有的就是“男性能力”,女性就拥有“女性能力”,那些最优秀的人,往往都有“阴阳合体”的特性——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往往是温和善良的;而那些有魅力的女性面对问题也有坚强勇敢的心态,所以重要的不是性别, 而是我们愿意做的事。 一诺:你在书里提到,这个时代有六种最重要的能力(有准备的创造力、情感化的故事力、深入他人的共情力、跨越时代的设计感、意义至上、娱乐精神)能不能再展开讲讲?
彭凯平: 我就讲一个大家可能不是特别重视的能力,“故事力”。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中提出一个观点,人类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物种,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享的故事”。那些成就大业的人,一定是具备讲故事的能力。这些“故事”不是瞎编的,它们有逻辑,有根据,更重要的是能打动人。我们中国文化里的伦理道德也大多是通过故事流传下来的,《增广贤文》《三字经》等都是最好的例子。
另外要强调的是娱乐精神。 中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孩子玩得不够,心理学家发现,玩耍是孩子最重要的职责,不是学习、不是读书,是玩耍。为什么?因为“玩”能够刺激大脑的神经元建立连接,促进思维的发散、联想和创造。真正有娱乐精神的人,其实是拥有创造力、恢复力和情绪能量的人。这一点是我们在心理时代特别重要的一种能力,也是AI取代不了的。
一诺: 没错,我读分子生物学博士的时候,我的导师对我说,最好的科学家往往也是了不起的故事讲述者, 一篇优秀的科学综述也是可以引人入胜的。顺便说一句,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或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他毫无疑问是个很会编故事的人——这里就要考验我们的独立思考和批判式思维能力了,我们既要会讲故事,也要会分辨故事的真假。
话说到这里,能不能请您从心理学家角的度来分析一下特朗普。
彭凯平:哈,早在他第一次竞选美国总统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他这样的人当不了总统,结果他当晚就当选了,我被现实打脸啊!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心理学界有一个模型叫“黑暗三人格”:自恋型人格——总是觉得自己一切都对,从不认为自己犯错,特别注重保护自己的形象,不关心他人利益;
马基雅维利主义——把所有人都当工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神经质——脾气暴躁,一点事就发飙。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这样的人掌权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机, 比如希特勒就是一个例子。 而特朗普不仅这三项人格全部命中,而且得分都特别高,他的当选说明这个体制有很大的问题,很多标榜自己有独立思维的美国人也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那么, 面对这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应对之道呢?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讲,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自恋,我们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不吹牛、不乱说话、不拼嗓门,好好做自己的事情,低调做事,修炼内功;他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只关注自己,不关注别人,我们就要多关注自己身边的朋友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把福利带给普通百姓。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变得更加淡定从容,正像中国的君子之风所描述的那样——“喜不过予,怒不过夺”,跟欧盟国家改善关系、阐明观点、做活市场。总之,从心理学角度看,破除黑暗三人格的方法就是走向光明三人格。
一诺:你的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们谈心理学,一般针对的是个人,你是怎样想到把长寿企业的特质与心理品质联系起来的呢?
彭凯平:人有心理,企业也有人格。我们为什么喜欢一些企业?不仅是产品好,更是他们有“气质”。那种不急不躁、温和坚定、富有信念的气质,其实就来自于企业的心理品质,但凡能走得长久的企业, 身上都有六大特点(积极心态、福流(Flow)体验、意义感、认知健康、意志品质、品格优势与美德)。
其中,积极的心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品格,所有的长寿企业都相信未来会更好,这个信念让它们能够延续上千年,或许我们也听说过这句话,“生命如昙花一现,刹那灿烂即为永恒”,但企业要做得好不能有这种心态, 不但要相信未来的美好回报,还要有利他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做战略规划, 制度设计。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那些走得长久的企业都有这些共性。
一诺: 面对现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您会给大家什么建议?
彭凯平: 首先,大家面对困难要有健康的认知,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天塌不下来。人的适应性其实特别强,这条路走不通,那我们就试试别的路。世界的法则从来都是适者生存,而不是强者生存。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让我们把活好当成最大的道德。
第二,要避免非此即彼的二极管思维,人是有辩证思维能力的,我们要能从坏事中看到好事;也能在好事发生的时候想到坏事,能够随时随地纠正自己的思想,不偏激、不极端。这就是我们现阶段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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