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在靠AI作弊上大学，传统教育已死

pythonic生物人2025年05月18日约 2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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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不再是学习知识的场所，甚至不是为了获得文凭，名校只是你遇到创业伙伴和未来另一半的最佳地点。

从 1930 年代开始，人类的智商测试分数一代高过一代，但自 2006 年左右开始放缓，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下降。

“在这个 AI 时代，最令人担忧的不是它可能损害人类的创造力或智力，而是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康奈尔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斯滕伯格说。

假设有两个厨师。

一个厨师通过多年的实验，以传统方式学习烹饪，从掌握个别食谱到更加直觉地理解食材和技巧的搭配。另一个厨师则依赖AI，逐一生成食谱，通常是根据冰箱里的食材或市场上正在特价的东西。

AI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像第一个人类厨师一样，接触了无数食谱，并通过它们来培养对烹饪的直觉。它也经历了一个训练过程，从具体到抽象。相比之下，第二个厨师根本不需要培养这种直觉；他停留在个别食谱的层面。

在这三位厨师中——第一个厨师、第二个厨师和人工智能，第二个厨师实际上是最没有训练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二个厨师与第一个厨师，在作为厨师的层面上有什么不同吗？做为人呢？

当然，第二个厨师的思维、能力和经历都不同。他做决定的方式也不同。当一个技艺精湛的厨师根据自己一生的烹饪经验，为你做一顿饭时，那与一个人用AI挑选的食谱做饭是两回事。

或许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他的品格也不同。第二个厨师或许能做出美味的晚餐，但他不是一个通过不断尝试、失败，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厨师。他没有真正经历过作为厨师的生活，他只是在做表面功夫而已。

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他更难找到工作，更难在社会上获得生存的空间，还是什么？

假设这些差异在许多领域中重复发生。想象一下，作为极端情况，两个个体，一个自己尝试解决问题，另一个则在需要进行智力劳动时经常借助人工智能。他们会是截然不同的人。一个会成为思考者，另一个则是一个消费者。

一个人的心智会因为学习而被塑造，另一个人的心智则会由偏好塑造。一个会拥有广泛的、可适应的、内化的能力；另一个则拥有寻找帮助的能力。

在现实生活中，当然，这并非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中两种潜能的体现。在多大程度上，我们会沦为人生的乘客，而不是驾驶员呢？

在未来，如果你按月或按年订阅的智能体、大模型把你封禁了，或者就像最新一季《黑镜》第一集里，数字永生的服务，需要你经常听广告，要你不断升级会员，你付不起会费，又会怎样？

不过，人们无法抵挡技术的诱惑，就像水手无法抵挡塞壬的歌声。随着AI的普及，很多人会开始质疑，当计算机已经非常精通时，训练自己思维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去年秋天，钟仁（Roy）·李踏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他坦言，几乎所有的作业都是靠生成式AI完成的。在哥大，他很快找到了一个创业搭档，做出了一种利用AI帮助面试者作弊的工具。结果被遭到哥大的处分，被留校察看。

李同学感到荒谬：哥大不是还和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有合作关系吗？虽然哥大和多数高校一样，禁止学生未经授课教师明确许可使用 AI，但李表示：“在学校，我没见过一个不用 AI 作弊的学生。……我觉得，距离大家不再把用 AI 写作业看作作弊的时代，只剩下几年，甚至几个月。”

nymazaine发了一篇长文，引起了广发的热议，《每个人都在靠AI作弊上大学》。传统教育已死。“现在上大学，就是看你的chatgpt用得有多好。”

Everyone Is Cheating Their Way Through College

ChatGPT has unraveled the entire academic project.

James D. Walsh

去年秋天，钟仁（Roy）·李踏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并坦言，几乎所有作业他都是靠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的。作为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他在入门编程课上尤其依赖 AI：“我直接把题目丢给 ChatGPT，然后把它吐出来的答案交上去。”

按他粗略估算，他提交的每篇论文有 80% 都是 AI 写的。“最后我会稍微润色一下，加一点人味进去。我大概只加了 20% 的‘人性’，自己的声音。”他最近这样对我说。

李出生于韩国，在亚特兰大郊区长大，父母经营一家大学升学顾问公司。他说自己高三时提前被哈佛大学录取，但因毕业前一次夜宿实地考察活动中偷偷外出而被学校停学，哈佛随后撤销了录取资格。

一年后，他申请了 26 所大学，但无一录取。于是他先读了一年社区大学，然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他的个人陈述，把这段曲折的升学历程描绘成自己立志创业的寓言，也是在 ChatGPT 的帮助下完成的。）去年九月，他作为大二学生入学，并不怎么在意学业或 GPA。

大学里大部分作业根本没意义，”他说，“用 AI 轻松就能搞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当其他新生还在苦苦应付被学校宣传为“思想拓展、个人转变”的核心课程时，李已经靠 AI 轻松应对。

他为何如此辛苦才考进常春藤盟校，却又把学习交给一个机器人？“因为这是你能遇见创业合伙人和未来老婆的最佳地点。”他说。

第一学期结束时，李已经实现了其中一个目标。他认识了联合创始人——工程学院大三学生尼尔·尚穆甘（Neel Shanmugam），两人一起开发了一系列创业点子：一款只针对哥大生的交友 App、为酒类分销商设计的销售工具，还有一款笔记软件。但这些项目都未能成功。后来李想到一个新点子。

作为程序员，他曾在 LeetCode 上花了约 600 小时，那是一个为面试准备算法题的平台。李和很多年轻开发者一样，觉得这些题目枯燥且与实际工作关系不大。他想，那这些训练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他们能做一个工具，在远程面试时把 AI 隐藏在浏览器背后，让应试者也能靠作弊通过呢？

于是，在今年 2 月，李和尚穆甘推出了这样一个工具。网站横幅上写着：“F*CK LEETCODE”。李还在 YouTube 上传了一段他使用该工具“骗过”亚马逊实习面试的视频。（他确实拿到了实习机会，但后来拒绝了。）一个月后，哥伦比亚大学学术诚信办公室找他谈话。委员会认定他“传播作弊工具链接”以及“教学生如何访问和使用该工具”，对他做出留校察看处分。

李对此感到荒谬：哥大不是还和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有合作关系吗？虽然哥大和多数高校一样，禁止学生未经授课教师明确许可使用 AI，但李表示：“在学校，我没见过一个不用 AI 作弊的学生。”李并不认为这是坏事：“我觉得，我们距离大家不再把用 AI 写作业看作作弊的时代，只剩下几年，甚至几个月。”

早在 2023 年 1 月，也就是 ChatGPT 上线两个月后，一项面向 1000 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近 90% 的学生使用了该聊天机器人完成作业。上线第一年，ChatGPT 的月访问量持续上涨，直到 6 月学校放假（并非偶然，2024 年暑期流量同样下降）。

教师们越来越常见到语言生硬但语法完美、听起来不像是人写的论文。两年半后，从大型州立大学、常春藤、东北部文理学院，到海外高校、职业学院和社区大学，学生们在学习的各个环节都开始依赖 AI。

ChatGPT、Google 的 Gemini、Anthropic 的 Claude、微软的 Copilot 等生成式 AI，不仅帮他们记笔记、制定学习计划、总结课本和小说，还能头脑风暴、起草论文提纲、直接写作。STEM 专业的学生用它来自动化研究和数据分析，轻松应对复杂编程任务。正如一位犹他州学生在 TikTok 上配文说：“现在上大学，就是看我 ChatGPT 用得有多好。”

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威尔弗里德·劳里埃大学的大一新生 Sarah（化名）表示，她第一次用 ChatGPT 作弊是在高三春季学期。熟悉之后，她就全学科通用，包括原住民研究、法律、英语，还有一门叫“绿色产业”的“嬉皮农耕课”。“我的成绩超棒，”她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大学开学后，她继续使用 AI，“为啥不用？几乎每次上课都能看到别人的笔记本上开着 ChatGPT。”

临近期末时，她开始觉得自己可能已经依赖这个网站。她已经自认为对 TikTok、Instagram、Snapchat 和 Reddit 上瘾，在 Reddit 上的用户名是 maybeimnotsmart。“我花太多时间刷 TikTok 了，”她说，“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刷，眼睛疼得难受，根本没法做作业。有了 ChatGPT，本来要写 12 小时的论文，两小时就搞定。”

教师们尝试通过“AI 免疫化”作业来应对，比如回归手写答题册（Blue Book），或改为口头考试。布莱恩·帕特里克·格林（Brian Patrick Green），圣塔克拉拉大学的科技伦理学者，在第一次使用 ChatGPT 后立刻停止布置写作类作业。

不到三个月后，他教授一门名为“伦理与人工智能”的课程，想着布置一篇低风险的读书感想应该安全——毕竟，没人会用 ChatGPT 来写一篇个人化的反思吧？结果他收到一篇语言生硬、表述怪异的感想文，一看就知道是 AI 写的。

在阿肯色大学小石城分校，一位哲学教授也在其“伦理与科技”课程中发现学生使用 AI 回答课程自我介绍的问题：“简要介绍你自己，以及你希望从本课中收获什么。”

当然，作弊并不是新鲜事。但现在，“天花板被掀飞了，”一位学生如此形容。谁能抗拒这样一个几乎没有后果、又能让作业变简单的工具？过去两年多来，诗人、哲学家，也是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的伦理学教授特洛伊·乔利莫尔（Troy Jollimore）几乎每天都在批改 AI 写的论文。

他对此深感担忧：“会有大批大学毕业生走入职场，他们几乎是文盲——不仅是字面意义上不识字，也不懂历史、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更别提别人的文化。”考虑到大学其实只是人生中的一个短暂阶段，这种后果可能会比我们想象得更快显现。

目前，大约一半本科生从未体验过一个没有生成式 AI 的大学生活。“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一整代人的学习被严重削弱，”圣塔克拉拉的格林教授说，“学习过程正在被短路，而且来得非常快。”

其实早在 OpenAI 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 ChatGPT 之前，作弊问题就已达到顶峰。很多大学生是在疫情期间远程完成高中课程的，基本无人监督，且可以使用 Chegg 和 Course Hero 等工具。这些公司打着教材库的幌子，实则是“作弊多功能工具”。

Chegg 每月收费 15.95 美元，承诺 24/7 提供作业解答，最多 30 分钟响应，由其雇佣的 15 万名高学历“专家”完成，大多数在印度工作。当 ChatGPT 推出时，学生们早已为这种更快、更强的工具做好了准备。

然而学校管理者却束手无策。不可能全面禁止 ChatGPT，因此大多数学校采取了零散策略，让教师自行决定是否允许使用 AI。有的高校敞开怀抱，和开发商合作，推出自己的聊天机器人帮助学生选课，甚至开设与生成式 AI 相关的新课程、证书项目和专业。但监管依然困难：到底允许多少 AI 参与？学生能否与 AI 对话获取灵感，却不能让它代写内容？

如今，教师们通常会在教学大纲中说明自己的政策——比如允许使用 AI，但需像引用其他资料一样标注；或只允许用于构思，不可生成具体语句；或者要求提交与 AI 的对话记录。学生往往将这些说明理解为“参考建议”而非强制规定。有时，他们甚至自己都不清楚，在请求 AI 优化段落或找一篇参考文献时，是否已经违反了校规。

Wendy 是本市某顶尖大学金融专业的大一新生，她告诉我自己“反对使用 AI”。她补充道：“我是说我反对复制粘贴，我反对作弊和剽窃。这些行为都违反学生手册。”但接下来，她却详细描述了上周五早上 8 点，如何用 AI 帮她写一篇需要在两小时内提交的 4-5 页论文。

Wendy 用 AI 写论文的流程分三步。第一步：“我会告诉它，‘我是一个大一新生，在上这门英语课。’”否则，她说，“它会给你一个非常高级、复杂的写作风格，那不是我想要的。”第二步，她向 AI 提供课程背景，并粘贴教授的作业要求。第三步：“然后我问它，‘根据题目，请你给我一份提纲或组织结构，这样我就能照着写。’”接着，AI 就会提供一个完整的结构，包括引言、主题句和每段的要点。有时她还会要求提供支持或反驳某观点的要点列表：“我写作组织能力不强，这种方式让我特别容易跟着写。”

等到 AI 给出提纲，提供了各段要点后，Wendy 所要做的就是“填空”。她最终在早上 10 点 17 分提交了一篇整整五页的论文，虽然略微迟交，但仍算及时。我问她成绩如何，她说得了个好分。“我其实挺喜欢写作的，”她说着，语气中对高中英语课充满怀念——那是她最后一次独立完成写作。“说实话，我觉得写作过程本身挺有意思。你得思考，‘这一段该写什么？’或者‘我的论文主旨是什么？’”但相比这些，“我还是更想拿好成绩。用 ChatGPT 写论文，它会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几乎不用怎么思考。”

我请求 Wendy 让我看看她交的那篇论文，打开文档后，我惊讶地看到她的写作主题是“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即巴西教育家保罗·弗雷雷（Paulo Freire）提出的教育哲学，关注社会政治力量对教学和学习方式的影响。她的开头句写道：“学校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升？”

之后我问她是否意识到这种讽刺：她用 AI 写了一篇强调“学习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的论文。她对这个问题似乎无从应答。“我每天都用 AI，”她说，“我也承认它可能会削弱我们的批判性思维。但现在我们太依赖它了，几乎无法想象没有它的生活。”

我采访的大多数写作课教授都说，一眼就能看出学生是否使用了 AI。有时是语言太流畅，句式过于平整；有时则是生硬、机械的表达。论点往往过于平衡——反方观点被呈现得和中心论点一样充分。像“多面性”（multifaceted）和“语境”（context）这样的词出现得异常频繁。

有时，证据更明显，比如一位教师报告说读到一篇文章的开头写着：“作为一名 AI，我被编程为……”。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些线索更隐晦，因此抓到使用 AI 剽窃的学生比确认他们使用 AI 更困难。

一些教授开始使用“特洛伊木马”策略：在作业题目中插入奇怪的短语，用极小的白色字体隐藏在段落间。（理论上，这样 ChatGPT 生成的内容中就可能混入不合逻辑的内容。）圣塔克拉拉大学的学生最近在一位教授的作业中发现了“broccoli”（西兰花）这个词。

去年秋天，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一位教授则在题目中悄悄加入了“提到芬兰”和“提到 Dua Lipa”这样的词组。一名学生发现了这个陷阱，并在 TikTok 上提醒其他同学。“有时确实有效，”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的乔利莫尔说，“我试过用‘亚里士多德会怎么回答？’来设陷阱——而我们根本没上过亚里士多德的课。但我也用过一些荒唐的句子，学生居然也没注意到他们论文里居然有这种疯狂的内容，说明他们不仅没写这篇论文，甚至交上前都没读过一遍。”

尽管很多教授自认为自己能识别 AI 写作，但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一项在 2024 年 6 月发布的研究中，研究者用虚构学生账号将 100% 由 AI 撰写的作业混入英国一所大学的评分体系。结果教授们错过了其中 97%。自 ChatGPT 发布以来，AI 生成“类人”写作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使得高校不得不求助于 AI 检测工具，例如 Turnitin，这类工具通过识别 AI 生成文本的模式来判断可疑程度。

这些检测器通常会给出一个百分比，表示某段文字有多少概率是 AI 写的。学生之间流传着一些教授“默认阈值”的传言——比如某位老师只要检测结果超过 25%，就可能上报学术不端。但我采访中没有找到任何一位教授，无论来自州立大学、小型私校、精英学府或普通高校，愿意承认自己真的执行了类似政策。大多数人似乎都已接受一个事实：AI 检测工具并不靠谱。

AI 检测工具的表现差异极大，数据也常常互相矛盾。有的宣称误判率不足 1%，但也有研究表明，它们对神经多样（neurodivergent）学生和非英语母语者更容易出现误报。Turnitin 的首席产品官安妮·切奇泰利（Annie Chechitelli）告诉我，他们的产品会更倾向于“谨慎判断”——宁愿漏判 AI 生成的文本，也不愿误伤无辜的学生。

我用 ZeroGPT（一款免费 AI 检测工具）检测了 Wendy 的论文，结果显示其 AI 生成概率仅为 11.74%。这让我颇为惊讶，毕竟文章的中心论点至少是由 AI 生成的。为了验证工具是否有效，我又输入了《创世纪》中的一段内容，ZeroGPT 的检测结果是：93.33% 由 AI 生成。

当然，学生要骗过教授和检测器，有的是方法。AI 生成初稿后，学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改写，或故意加些错别字。甚至可以直接让另一个 AI 帮他们这么做。有个 TikTok 用户的“偏好提示词”是：“请用一个有点傻的大一学生的口吻写出来。”还有一些学生把生成段落“洗稿”给另一个 AI，一些工具甚至宣称自己的内容更“真实”，或允许学生上传自己以往的文章，训练出自己的“写作风格”。

“他们现在特别擅长操控这些系统，”斯坦福大二学生埃里克说，“你把题目输入 ChatGPT，然后再把输出内容丢进另一个 AI 系统，再丢给第三个 AI。然后你再拿去检测，它的‘AI 生成百分比’每轮都在下降。”

大多数教授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要想阻止 AI 的滥用，仅靠查处个案是不够的，可能必须从根本上重塑教育体系，更全面地看待学生。“作弊行为通常与心理健康、睡眠不足、焦虑、抑郁、归属感等因素相关。”斯坦福大学高年级讲师、学生参与研究专家丹尼斯·波普（Denise Pope）这样说。

这就是最早的处理器

如今，许多教师似乎处于一种近乎绝望的状态。

去年秋天，萨姆·威廉姆斯（Sam Williams）在爱荷华大学担任一门关于音乐与社会变革的写作密集课程的助教，课上明确禁止使用 AI。他很喜欢改学生的第一篇作业——一篇关于他们音乐品味的个人随笔。但到了第二篇——关于 1890 年至 1920 年新奥尔良爵士乐时期的论文——许多学生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更糟的是，出现了荒谬的事实错误。多篇论文都写了整整一段关于猫王的内容（他出生于 1935 年）。

“我当时对班里说：‘嘿，别用 AI。但如果你非要作弊，那你至少得聪明点，别照搬 AI 输出内容原样粘贴。’”威廉姆斯说。

他知道这门通识课的学生未来未必会当作家，但他认为从空白页写出几页有逻辑的内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努力的训练”。而在这方面，大多数学生彻底失败了。“他们之所以用 AI，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让他们可以不费力地完成论文。我理解他们，因为我上学时也讨厌写作业，”威廉姆斯说，“但现在，只要遇到一点困难，他们不是努力突破，而是选择逃避，用更轻松的方式对付过去。”

到去年 11 月，威廉姆斯估计自己班上至少一半学生都在用 AI 写论文。而一切“问责”尝试都变得毫无意义。他对 AI 检测器毫无信心，任课教授也明确指示他不能因使用 AI 给任何论文不及格——即便是那些明显经由 AI 润色的作品。

“每次我和教授讨论这事，我都感觉他低估了 ChatGPT 的能力，系里的态度大致就是：‘这事太复杂，我们也没法证实他们用了 AI。’”威廉姆斯说，“我被要求按‘如果这是学生真写的该得的分数’来打分。换句话说，我是在给学生使用 ChatGPT 的能力打分。”

这种所谓“真实写作努力评分法”彻底打乱了威廉姆斯的评分标准。如果一篇显然由 AI 写的高质量论文得了 B，那一篇明显是学生亲笔但“几乎是文盲水平”的论文该得什么分？这种混乱让威廉姆斯对整个教育体系彻底失望。学期结束时，他决定干脆退学，不再读研究生。“我们处于一个新时代，一个新阶段，而我不觉得自己还想继续走这条路。”他说。

乔利莫尔已经教写作二十多年，他现在确信，人文学科——尤其写作——正迅速沦为类似“篮筐编织”这类可有可无的选修课程。“我每次跟同行聊这事，大家都会说同一句话：‘我什么时候能退休？我什么时候能走？’我们现在全都在想这个。”他说，“这根本不是我们最初投身教育的原因。”

威廉姆斯和我采访的其他教师都认为，AI 带来的冲击已经是一场彻底的存在性危机。“学生们大致也知道这个系统已经坏掉了，他们不知道再做这些作业还有什么意义。也许我们原本希望传达的那些教育目的，已经彻底失落，或者根本没能传递给他们。”

他也担心长期后果：让一群 18 岁的年轻人自行决定是否认真完成作业，是否会加速未来职场中软技能鸿沟的扩大？如果学生的整个教育过程都依赖 AI，他们还能带着什么技能进入职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讲师拉克希亚·贾恩（Lakshya Jain）尝试用这些问题与学生讲道理。“如果你交的是 AI 写的作业，”他会说，“那你和一个 AI 引擎的人工助手没有区别，那你也就非常容易被替代。谁还需要雇你呢？”这并不是假设。最近，一家科技研究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就当面问贾恩：“我们为什么还要程序员？”

事实上，大学原本被视为思想成长的殿堂，是人们沉思、探讨深刻观念的地方。但早在 ChatGPT 出现之前，这一理想就早已开始瓦解。高昂的学费与赢家通吃的经济结构，使大学越来越被视为一项“交易”，一条通向好工作的通道，而非本身有意义的经历。（德勤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刚过半数的大学毕业生认为自己所受的教育“物有所值”，相比之下，76% 的技校毕业生认同自己的投资值得。）

某种意义上，AI 之所以能如此迅速、高效地完成大学水平的任务，恰恰揭露了体制核心的腐烂。“如果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都还没来得及清除社会对学校造成的精神与认知伤害——即把学校看作一条高薪工作的路径，或者一些社会地位的来源——那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学生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乔利莫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更糟的是，许多人已经开始认为教育根本没有价值，把它看成一场信心骗局，一种精致的骗局。”

这不仅仅是学生的选择：现在有多种 AI 工具，可以自动为学生论文生成评语反馈。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是学生用 AI 写作，而教授用 AI 批改——整场“学术训练”简直成了两个机器人之间（甚至一个机器人自言自语）的对话。

我们要花很多年时间，才能真正搞清楚这一切对学生大脑造成了什么影响。一些初步研究已经表明，当学生把认知任务交给聊天机器人处理后，他们的记忆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可能都会下降。

过去一年中，多项研究发现 AI 使用与批判性思维能力退化之间存在关联，且这种影响在年轻人群体中更为显著。2025 年 2 月，微软与卡耐基梅隆大学联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个人对生成式 AI 的信任程度越高，越可能减少独立思考的努力。

这一切所带来的净影响还无法完全预测，但至少可确定，我们正在从“高强度的探索和信息搜集”转向“整合和验证”型的学习结构。而如果你再加上 AI 不完美这一现实——它可能引用错误信息，甚至完全捏造——再结合社交媒体对 Z 世代判断真假能力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的规模就远远超出了生成式 AI 本身。

所谓“弗林效应”（Flynn Effect）指出，从 1930 年代开始，人类 IQ 测试得分一代高过一代，但自 2006 年左右开始放缓，甚至在部分地区出现下降。“在这个 AI 时代，最令人担忧的不是它可能损害人类的创造力或智力，”康奈尔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而是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学生们也在担忧——尽管他们并不愿放弃 AI 所带来的极大便利。佛罗里达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丹尼尔告诉我，他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用 ChatGPT 的情景。他走到高中计算机老师的办公室，打开 Chromebook 给老师展示。“我跟他说：‘哥们，你得看看这个！’我爸会把乔布斯发布 iPhone 的演讲当成改变世界的时刻。对我来说，那就是我人生中每天都要用的东西。”

AI 让丹尼尔更好奇，他喜欢有问题就能立刻得到详尽答案的感觉。但他也常常想：如果我不是直接找答案，而是自己去学，我是不是会收获更多？

在学校里，他用 ChatGPT 来润色语法、生成段落，或者在时间紧迫时直接代笔，还用它完成编程作业中重复性的工作，几乎在所有能“抄近路”的地方都用到了 AI。有时，他清楚地知道这违反了学生行为准则；但大多数时候，他觉得这是灰色地带。“没人会说请家教算作弊，对吧？可如果那个家教开始直接给你写段落呢？”他说。

最近，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新生马克向朋友坦白，他在一个编程作业中比平常更多地使用了 ChatGPT。朋友给了他一个略带安慰的比喻：“你可以是个盖房子的承包商，虽然用了各种电动工具，但房子毕竟还是你盖出来的。”不过，马克说：“问题就是，这到底算不算是我的作品？真的很难判断。”

我给丹尼尔提出一个假设，想了解他如何划分自己和 AI 的劳动边界：如果你发现你的伴侣给你写了一首 AI 生成的情诗，你会生气吗？他想了一下，说：“我觉得问题在于——这首诗的价值是什么？是它表达的内容，还是它是对方亲手写的？在过去，送一封情书通常意味着两者兼具。”

如今，他依然写手写信——但通常是在用 ChatGPT 起草之后。

“语言是思想的母亲，而不是女仆，”杜克大学教授奥林·斯塔恩（Orin Starn）在一篇名为《我与 AI 作弊的败战》的文章中引用了 W.H. 奥登（W. H. Auden）的一句名言。但，培养批判性思维的不只是写作。

“学数学其实是训练人有系统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便你日后不会用到代数或三角函数，这种能力依然能帮助你在混乱中理清头绪。”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副教务长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说。

青少年需要经过“有结构的困难”来成长，无论是数学题还是家庭琐事，这些都有助于建立自尊与责任感。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也曾主张，让孩子学会“做难事”的重要性。而科技正在让逃避变得前所未有地轻松。

OpenAI 的 CEO 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对 AI 在学术界的使用问题一贯轻描淡写。他把 ChatGPT 比作“文字版的计算器”，认为“作弊”的定义需要更新。“传统方式写论文将不再是主要形式。”奥特曼（斯坦福肄业）去年如是说。但在 2023 年出席美国参议院科技听证会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我担心随着模型越来越强大，用户自身的判断和思考会越来越少。”

OpenAI 并不掩饰其对大学生市场的兴趣。最近他们在期末考试季向大学生免费提供原本月费 20 美元的 ChatGPT Plus 服务。（OpenAI 表示，师生都需要接受 AI 的“正确使用教育”，并推广其面向高校推出的 ChatGPT Edu 产品。）

3 月底，当李在 X（原推特）上公开其听证细节后，哥伦比亚大学将其正式停学。他无意重返校园，也不想进入大厂工作。

李告诉我，他通过演示 AI 如何在远程面试中作弊，是在推动整个科技行业和高等教育一同“进化”。“每一次技术革新都迫使人类重新思考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工作。”他说，“以前也有人抱怨机器取代铁匠。但现在，学打铁已经毫无意义。”

李已经不再折腾面试作弊工具了。4 月，他和尚穆甘推出了新产品 Cluely——一款可实时扫描用户电脑屏幕并监听音频、在不需要提示的前提下提供 AI 建议和答案的工具。“我们开发 Cluely，是为了让你永远不必独自思考。”他们的宣传语如此写道。

这一次，李还尝试了一次病毒式推广——他们制作了一支价值 14 万美元的广告视频，由李饰演一名年轻程序员，在一次和年长女性的初次约会中偷偷佩戴安装了 Cluely 的眼镜。当约会逐渐冷场时，Cluely 提醒他“提及她的艺术”，并给出对话脚本：“我在你资料里看到那幅画，有郁金香。你真的太美了。”李照着眼镜屏幕读出来，成功扭转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