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大使”永流芳

不久前专程去绩溪上庄，了了一桩很久的心愿——参观胡适的故居。半天多的时间里，在这个山明水秀而有深厚历史积淀的皖南村落，我听到了一些令人欷歔感叹的故事，比如胡适的故居之所以得到保存，是因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这一典型的徽派建筑被分配给了两位退伍军人，这让它幸运地躲过了劫难，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否则，以胡适的顶流“反动文人”与“战犯”之身，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其故居会有何遭遇，真是不敢想象。

透过胡适故居，也能隐约感受到风云激荡的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留下的驳杂遗产。从1985年起，胡适故居就对外开放了，并享受国家级文物保护待遇。这一事实，让人看到彼时人们所怀抱的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以及那个时期思想解放的力度。但是，在绩溪的几天，我发现，当地的普通百姓，对诞生于自己家乡的这位文化巨人，许多人并不甚了然，他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出自本地的政商巨子。而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胡适仍背负着不该背负的污名。不久前湖南师范大学网站因引用胡适有关教育的一句话，遭受网络舆论的围剿，竟让墓木已拱的胡适遭受“汉奸”“卖国贼”这样的如潮骂声，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故居中展出的胡适生平照片并不多，但不多的照片中，胡适于抗战初起时出任驻美大使这段，得到了应有的强调，例如其中有胡适与罗斯福总统在一起的合影。恰好，去绩溪的一路上，我都在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一书，该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它运用扎实的历史资料，特别是中美两国战时的档案资料，对在特殊历史时期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在任期内的功过得失做了严谨客观、令人信服的分析与评价，有助于人们系统、全面地了解胡适在中国抗战最艰难之时，为争取美国政府与民众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支持所做的呕心沥血、卓有成效的努力，这一努力，是中华民族不朽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胡适是于1938年7月20日首次得到蒋介石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的电报的，当时，他正在法国。抗战爆发后，胡适领蒋介石之命，在欧美巡回游说，争取列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日本入侵东北之初，胡适曾主张通过国际干预解决日本侵华问题，避免战事扩大，如今，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胡适忧愤交加，在日记中甚至写下恨不得扔下绅士面子去做“秦庭之哭”之语。尽管如此，接到任命之初，胡适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接受此职，因为这与他献身学术、不入政界的人生旨趣相抵牾。从胡适接到任命后的一个月内写给一向反对他从政的妻子江冬秀的信中，可见其复杂心境和最终接受任命的原因：“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那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但是，“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国难之下，胡适最终决定听从祖国的召唤。他对江冬秀保证“至迟到战事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1938年10月3日，胡适抵达纽约，5日赴华盛顿，正式就任中国驻美大使，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大使生涯。

胡适是自1875年中国首次向外国派驻外交使节以来，首位没有任何从政经历而以著名学者身份直接膺大使之任的，这一非同寻常的任命，缘于国民政府希望借助胡适在美国的影响力，达到争取美国政府援华制日的目的。中、美、日舆论对胡适出任美国大使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当时在国内舆论界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刊发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的社论，认为胡适“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纽约时报》评论说：“没有什么人能像他这样有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并向中国说明美国了”。日本《东南报》在胡适到任一周后发表《外交战》一文，认为日本需要派在美国文学界颇有影响的鹤见佑辅、口才出众的松井洋右鹤和前外交大臣石井菊次郎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得住胡适。

但是，国民政府对胡适的高期待与国际政治的现实逻辑是相矛盾的。当时的美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屡次因为卷入欧洲事务而留下的历史教训，举国上下弥漫着浓厚的孤立主义气氛。经历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孤立主义更加高涨。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暂行中立法案，禁止运送军火至交战国。

与此同时，美国同日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20世纪30年代，日本占美国外贸总额的8%-9%，而中国不到此数的一半。日本的外贸有三分之一是同美国做成的，美国全部远东外贸的五分之二是同日本做成的，而与中国只有大约五分之一。日本从美国进口的许多物质，直接支持了战争机器的运转。

上述两个因素，决定了说服美国政府实施援华制日政策的难度。对此，胡适一方面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态度，清醒地知道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不是靠一介外国外交官的口舌能改变的，但他同时主张用动态、演变的眼光去看待国际局势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正是在这一点上，胡适显示了过人的超出当时绝大多数政治家的判断力。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伊始，胡适便预言说：“我虽是国际的和平信徒，但我预料日本必遭大祸，必弄到海军被消灭，降为三等国而后已。此是日本自杀，但不能幸免。”他并判断，日本的侵略野心必然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剧烈冲突，从战争发展趋势看，它必将成为中美两国共同之敌，美国必将援助中国抗战。在这一转折到来之前，中国只能“苦撑待变”。美国对华政策在抗战时期的演变过程，证明了胡适对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走势的理性分析和基本判断是正确的。

有学者研究，胡适对国际重大问题的一些判断，要比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同光谱的政治家的判断要更清晰、准确，足证用所谓“书生之见”来嘲讽知识分子，是一个很荒唐无稽的刻板印象。

面对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胡适并没有放弃努力。《书生大使》梳理胡适任内的成就，认为有四大突出亮点：

一是打开了美国援华之门。直到1938年7月，即胡适赴任之前，国民政府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努力徒劳无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战各国欠美国的战债总额约300亿美元，此时分文未还。美国痛定思痛，发誓不借款与交战国。在胡适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任内，美国借给中国5笔贷款共6.7亿美元，其中头两笔共4500万美元是在胡适与陈光甫的精诚合作下完成的。史学界认为，这两次借款虽然数目不大，并且对用途做了限制，但却是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情况下通过极其艰苦的工作争取到的，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国人抗战的信心，因而显得殊为珍贵。

二是在危机关头协调中美之间的各种矛盾（当时美国抱怨中国在购买军机等军火中机构多头且易生变化），特别是积极理顺中国在美购置军火程序，在美国重要人物之间斡旋，对中国在美购置军火起了重要作用。此外，1940年中期日本逼迫法国封锁滇越铁路、压制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在此紧急关头，胡适在美国政府部门之间往来奔走，促使美国向日本施加压力，为保住对中国抗战生死攸关的外部供应线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是成功阻止美日妥协。1941年下半年，美国一度准备以牺牲中国部分利益来换取拆散德、日、意三国同盟，推迟美日战争的爆发时间。半年多里，美日双方紧锣密鼓地展开秘密谈判，但最终，美国放弃了对日临时妥协的方案。这一结果，根本原因是日本的侵略行径危害到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双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但《书生大使》通过可信的史实证明，这一于中国甚为有利的结果的出现，胡适也功不可没。当时，胡适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敏捷地对形势做出快速反应，利用出众的个人魅力、坦诚的外交风格、强大的说理能力，向美国做了相当成功的交涉。

胡适与罗斯福总统的关系，达到了一般外交官达不到的境地。罗斯福连名带姓地直称他为“胡适”，显示彼此间不拘形迹的亲密友谊。日本突袭珍珠港后，刚刚接到消息的罗斯福，在第一时间亲自给胡适打电话：“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对此，抗战后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先生曾评价说：“在日本与美国交涉期间，胡适博士曾将我国政府的主张和希望剀切诚恳地向美国政府披陈。除此以外，他并未作任何特殊的活动，或运用任何外交手腕去影响美国政府。可是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对于这位‘书生大使’和他的慷慨陈辞，是很重视的，他的披陈是有着重大影响力的。”王世杰并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在现代的外交工作上，使节的人格与信望究竟重于使节的外交技能”。

四是以400余场演讲为中国抗战争取到广泛理解和支持。作为弱国大使的胡适深知，面对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美国大众对中国的无知和对中国浴血抗战的冷漠，要推动美国援华制日的外交目标，必须要认清美国舆论特别是民意在政府外交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这一事实，把促成美国各阶层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支持作为最基础的外交工作。基于这一认识，任使四年，胡适不辞劳苦，孜孜不倦地到美国各地向不同阶层的美国公众发表演讲达400余场。其演讲场数之多，水平之高，影响之大，为历来中国驻外使节中所仅见。其演讲足迹覆盖美国东西南北中，听众遍及国会、州议会、大学、群众团体、媒体等不同部门。有时，胡适一天甚至演讲三次，一度因演讲过度劳累而突发心脏病。这400余场演讲的主题，集中于四类：宣传中国的抗战成绩和抗战战略；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及其法西斯本质；呼吁反法西斯国家共同战斗；争取美国公众对中国抗战的理解。

对于胡适的这些演讲，国民政府内部当时褒贬不一，后世学术界也众说纷纭。蒋介石倚重的宋子文对胡适的演讲尤多贬损之语，认为是“空文宣传”。《书生大使》则为胡适做了有力的辩护，认为在当时的美国国内环境下，争取美国政府与民众对中国抗战形势、抗战决心的了解，既是胡适作为大使应做的工作，更完全符合国民政府选派他担任战时驻美大使的初衷。

该书还从美国与日本舆论的视角，佐证胡适作为战时驻美大使所做的成就。有别于华人政界、学术界，美国各界对胡适出使美国期间工作的评价，几乎是一边倒的褒扬之词。美国史学家毕尔德在其《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甚至坚称，胡适是导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他认为，颇为干练的胡适使罗斯福中了圈套，导致美国卷入本可避免的战争。而日本报纸对胡适在美国宣传中国抗战的举动进行了大量报道，认为胡适善于宣传，是日本的大对头。相比之下，日本代表宣传伎俩拙劣，结果造成美国浓厚的排日气氛。对于胡适的大使生涯而言，这真是再好不过的赞美了。

全书末尾，为胡适定谳，赞这位“书生大使”是“爱国的文人，也是爱国的外交家”。这当然是实至名归的结论。作者并以一句“我们应当尊重胡适”做结。窃以为，对于一个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为祖国唇焦舌敝、仆仆奔走、做出非凡贡献的人而言，这句话未免太含蓄太轻忽，应该用“胡适是一位值得我们崇敬、纪念的伟大爱国者”这样的话，才庶几称得上实事求是。此外，鉴于胡适在抗战中为国家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与独特的贡献，在学术界基本已是共识，这种学术成果，应该在公众中得到广泛传播，化为公众的常识。这既是对历史、对先贤最起码的尊重，更是建设一个正派、理性社会之所必需。

有道是：

书生不幸对虚无，一身辛劳一身污。

纵使苏秦当拜首，难敌网络万人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