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旅前的祝愿

写作此文时，我正坐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候机室，准备乘坐CA167航班飞往日本。

在临时抱佛脚地阅读英国学者肯尼斯·韩歇尔写的《日本小史》一书的间隙，我拿出手机刷朋友圈，看到两个日本人在大连被杀的消息，心里不免咯噔一下。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巧合。

最先报道这一消息的，又是日经中文网。近期几起针对日本人的命案，都是这家日本媒体首发，基本上也是此类悲剧事件的终结报道。

根据日经的报道，大连警方提供的初步消息是，事件可能是源于商业纠纷，而嫌犯是中国人。

可以理解地，朋友圈中，一些人把事件与仇外思想联系在一起。在信息有限的当下，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想。事实真相到底为何，大概率，我们不必抱有可以被告知的希望。

所以，我不会去费神做什么猜测。但因为读《日本小史》恰好读到日本战后赔偿问题，所以有感而发写几句。作者认为，二战结束后，日本只对亚洲受害国家做了很少的赔偿，这导致亚洲许多国家至今对日本仍怀抱不满。而我一直认为，近年中国爆发的多起针对日本人的命案，其深层原因，与中国战后放弃向日本索取赔偿有很大关系。

《日本小史》载，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中，日本同意支付赔偿，但附加条款规定，这要看日本经济情况而定。尽管后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但最后日本支付得很少。

具体到中国，我们知道，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与新中国都主动放弃了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而其中的具体情形，是令人遗憾的痛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民间人士展开对日民间索赔活动。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放弃的，是国家间的赔偿，而民间仍有索赔的权利。从东到西，由南而北，都有一批志士从事民间索赔活动。当时我用近半年时间，采访多位从事民间索赔人士，以及战争的受害者，写成3万字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当时北京一家名为《开发区导刊》的杂志以封面文章刊发，可叹的是，杂志运到火车站准备发往各地时被离奇追回，14万册杂志化为纸浆。

几年后，民间对日索赔话题脱敏。不过，民间对日索赔迄今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日本政府坚称，中国的索赔权利，包括民间的索赔权利，已经被中国政府一劳永逸地放弃。

如今，民间对日索赔活动基本上已经偃旗息鼓。但包括学界，许多人仍坚持认为，中国民间仍有权利向日本索赔。这些人中，包括著名学者秦晖先生、唐德刚先生。

我一直认为，中国民间难以将熄的反日情绪，与中国没有获得日本的战争赔偿有极大关系。受害深重的中国人，实在意难平。尽管有人辩护说，日本已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变相地向中国提供了赔偿。但显然，这是两回事。

我当然坚决反对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活动。所以写出上面的文字，是为理解这些暴力事件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

同时想说的是，世界上的许多大棋，最后承受代价的，只是你我他这样的普通人而已。

好了，就要起飞了。祝愿我的日本之旅。更祝愿今后不再发生此类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