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红高粱，有“天大”的仪式感

高粱这种农作物，对中国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它是莫言笔下“无边无际红成汪洋的血海”，勃发野性之美，但多数情况下，它是“其米可食，味平无毒”，乏善可陈。

高粱籽粒坚硬，口感粗糙，又因含有单宁的缘故，尝起来有明显的苦味和涩味[1]。因此，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作为口粮的高粱，表现一直很平淡。大多时候，它因为耐旱、耐涝、耐盐碱而被作为弥补粮食生产不足的“备选”[2]。

可偏偏是这份作为口粮的“不擅长”，反倒让高粱的命运迎来了历史性转折。尤其是在赤水河流域的贵州，在这里，一粒高粱，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备选，而是当之无愧的顶流。

我说的这粒高粱，叫红缨子高粱，它是赤水河流域的专属风土产物。

赤水河流域，处于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倾斜过渡的斜坡面之上，以高原和山地为主。发源于乌蒙山北侧的赤水河是长江一级支流，因水体呈赤红色而得名，它由西向东流经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流域面积达20440平方千米。其中，贵州省境内流域面积最大，占比59.8%[3]。

贵州境内赤水河流域中段的仁怀市茅台镇，是一片由紫色砂页岩和砾石构成的河谷，三面环山的地形下、云雾常年缭绕，流淌的赤水河带来多种有益微量元素，因受到亚热带暖湿季风的浸润，这里形成了冬暖夏热的独特小气候[4][5]。可以说，这里的土壤、水分和空气，和红缨子高粱天然适配。

红缨子高粱的前身，是仁怀的小糯高粱。从1999年起，高粱育种专家经过10年艰苦的系统选育，终于在2008年选育出了产量高、品质优的“红缨子”——它在保持传统小糯高粱优良品质的基础上，单产大幅提高[6]。

而对“红缨子”的优化选育也从未止步。2025年8月4日，红缨子“519”第七代高粱种正式发布，各项数据表现亮眼：亩产提升至367.55公斤，支链淀粉含量高达99.00%，单宁降至仅1.37%。

当地理坐标精准定位到贵州仁怀茅台镇的时候，你大概已经猜到红缨子高粱的角色了。都说“高粱酿酒香”[7]，茅台酒的“酱香”气质，正是来自红缨子高粱。就如茅台酒师所言：“离了红缨子高粱，便酿不出茅台酒的神韵”。

作为茅台酒用高粱的“红缨子”，颗粒小，皮厚而坚实，高达90%以上的支链淀粉含量，赋予了它一种惊人的韧性，足以支撑茅台“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的繁复工艺，历经反复蒸煮而颗粒不散。同时，其恰到好处的单宁含量，在漫长的发酵与陈藏中，经过微生物的神秘魔法，最终化为酒体中那些丰富的酚类物质与幽雅芳香的源头。

高粱品质的优劣直接决定着酒体质量[8]。有学者曾分析不同品种高粱的代谢组发现，红缨子高粱中酚酸及其酯类衍生物的离子丰度显著高于其他品种高粱[9]。甚至同样都是“红缨子”，生长在贵州仁怀的要比生长在贵州黔西的“红缨子”的酚酸类、黄酮类及氨基酸类化合物含量更高，更适合酱香型白酒酿造[10]。

这正是茅台如此看重“红缨子”并将其生长的土地当成“第一生产车间”的原因，从源头种子就开始“打磨原料”。甚至可以说，茅台比很多化妆品企业更懂什么叫“成分党”。

而农户就是“第一生产车间”里的核心力量。经过20余年的发展，茅台在贵州仁怀及周边县市，划定了100万亩的有机高粱种植保护区，常年种植面积60余万亩，与20余万农户结成了紧密的有机共生体。农户不是被动种地，而是和茅台“联名种地”，企农合作，从种子繁育、品种改良，到田间管理，再到保护价收购的订单保障，构建起了一条从种子到酒杯的全生命周期质量闭环。

一粒粒“红缨子”，是茅台品质的源头活水，也默默托起了农户们“家门口的饭碗”，将企业的命运与土地的丰饶，绑定在了一起。

到了每年7月末、8月初，当赤水河流域几十万亩“红缨子”由青转红，沉甸甸的穗子在夏日山风中轻轻摇曳时，便是新一轮丰收的到来。

在中国人的朴素哲学里，丰收，从来不只是一个物质层面的结果，它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盛大节日，一种需要用仪式来回应的、来自天地的馈赠。

于是，便有了以“红缨子”命名的丰收季。2024年8月，茅台首次推出“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特色文化活动IP，借此表达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与敬农情怀。到了今年8月4日，丰收季活动升级为更大规模和更高规格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

这场丰收节，首先是一场感恩的仪式。它致敬天地自然，没有这方水土的无私馈赠，就没有“红缨子”的独特禀赋；它也致敬时间，致敬顺应天时、遵循“道法自然”的古老酿造智慧。

“离开茅台镇，生产不了茅台酒”。茅台曾进行过长达十余年的异地搬迁实验，尽管采用完全相同的工艺与技术，依然无法复制原产地的酒体风味[5]。因此，正是这片土地所造就的得天独厚、不可克隆的酿造环境，成就了贵州茅台与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并列的世界三大蒸馏名酒地位[11]。

它还致敬那些终日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户，如“匠心粱农”与“红缨之星”荣誉勋章的颁发，将农户的职业尊严与个人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种基于相互尊重与价值认同的新型企农关系，就在这片火红的高粱地中，伴随着丰收的喜悦，变得更加坚固而温情。

比如“红缨之星”荣誉获得者王满和“红缨子”的故事，当年因命运曲折返乡的她，如今已成为种植大户。她的“红缨子”不仅产量惊人，还吸纳了周边几十位乡亲在田间务工，带动了一整个小村的生计与信心。王满说，能成为酱香之源的一份子，“是件很幸福的事”。

在这个丰收节，当你站在仁怀的田野上，能看见“红缨子”在风中起伏，也能感受到这场丰收的厚重与热烈：归仓仪式、红缨市集、红缨长桌宴、丰收晚会轮番上演——一场场饱含民俗风情的表演，一幅幅以高粱为主题的书画创作，还有三角豆腐、高粱冰粉等仁怀地道小吃，展现着丰富的地方文化与乡土“丰味”。

这一系列活动，不仅让“红高粱美学”有了更具象的表达，也成为了茅台差异化叙事的一部分。它落实在每一个农户的年度增收上，也落实在消费者对“品质起点”的再次确认上。

正如一瓶好的酱香酒，入口的醇厚只是开始，那悠长的回味与“后劲儿”，才是其价值的真正所在。

如今，红缨子高粱已经成为赤水河流域及周边地区的支柱产业。20多年来，在“身在工业、耕在农业”的理念指引下，茅台持续提升高粱的收购保护价，从2002年的2元/公斤，一路提升至2024年的11.2元/公斤，每年带动20余万农户增收致富。此外，茅台在高粱种子、有机肥、生物制剂等方面予以农户扶持，累计投入超18亿元。那一望无际的红缨子高粱地，就是茅台酱香的保证。

茅台和农户间的互利共赢也推动了地区发展。自2019年起，茅台在高粱基地建设方面已累计投入5亿元，石漠化曾让这里三分之一的土地丧失生机，如今通过农业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农田灌溉系统的优化，让一片片土地重焕活力，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伴随丰收的节奏推进，农户依节令收割。那些被严格筛选出的“红缨子”将被贮存一年，在时间的沉淀中完成“轮换”，成为来年投料酿酒的原料“沙”。

到了每年重阳节前后，仁怀大地便会迎来酱香酒最具仪式感的时刻——“下沙”。制酒工人们会在高粱堆顶挖出凹形坑，注入润粮水，合围翻糙，使每一粒“红缨子”均匀吸水。此时，赤水河谷的湿润空气、自然温度与微生物群落便悄然介入，摊晾、撒曲、堆积、下窖、封窖发酵、开窖取醅、上甑蒸酒、取酒，如此循环往复七次，最终产出酱香酒的轮次酒，等待勾调。一粒“红缨子”，终于华丽转身为一滴醇厚甘美的酱香。

而以它命名的 “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意义也远不止于庆典的热闹。

对内，这个特色文化活动IP如同一场年度总动员，极大地加固了茅台的品质基石。“匠心粱农”的榜样力量，无声地激励着所有种植户在来年的耕作中更加精益求精，将有机种植的标准内化于心。

同时，这也让茅台布局酿酒原料种子业务、从源头掌控酱香酒用高粱种子战略安全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通过对“红缨子”这一核心原料的持续研发与保护，茅台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构筑起一道更宽、更深、更难被逾越的护城河。

对外，“红缨子”已不局限于贵州一隅，而是走出了赤水河谷，在安徽、重庆、云南等10多个省（市、区），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超过3000万亩，创造农业总产值750亿元以上，带动农户850万人次增收超100亿元。

与此同时，“红缨子高粱丰收季”IP也显现出强大的文旅融合潜力。当人们不再满足于品尝一杯美酒，而是渴望探寻“酱香风味”背后的故事时，赤水河谷这片高粱地，便拥有了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天然基因。

从一粒红高粱到一个产业生态，茅台不只是在酿酒，也是在酿造一个中国品牌的长期主义。

[1]Kobue‐Lekalake, R. I., Taylor, J. R., & De Kock, H. L. (2007). Effects of phenolics in sorghum grain on its bitterness, astringency and other sensory properties.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87(10), 1940-1948.

[2]李秋芳.(2014).明清华北平原高粱种植的崛起及其原因.北方论丛,(02),91-95.doi:10.13761/j.cnki.bflc.2014.02.020.

[3]吴一帆,唐洋博,李玮,李翀,耿晓君 & 曹燕.(2025).赤水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点保护区识别研究.科学技术与工程,25(18),7874-7883.

[4]彭恩.(2023).历史地理学视角下赤水河白酒产业发展探究.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5(04),61-64.

[5]李聪聪,熊康宁,苏孝良,许留兴,高香琴 & 向廷杰.(2017).贵州茅台酒独特酿造环境的研究.中国酿造,36(01),1-4.

[6]韦勤勋 & 涂佑能.(2020).红缨子高粱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浅析.南方农业,14(22),56-58.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0.22.016.

[7]范文来.(2023).固态法白酒主要酿酒原料高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酿酒,50(02),3-9.

[8]闫松显,袁河,雷元春,赵亮,罗汝叶,倪德让 & 王莉.(2018).酿酒高粱籽粒微观形态分析及其果皮厚度和单宁含量的相关性.中国酿造,37(03),67-71.

[9]王红梅,李哲,李令,温福丽,刘光钱,张芮... & 王松涛.(2023).川南白酒产区主要酿酒高粱理化性质与代谢组学分析.酿酒科技,(07),44-56.doi:10.13746/j.njkj.2022267.

[10]时伟,夏堡,袁磊 & 郑红梅.(2025).基于多元统计分析不同产地红缨子高粱理化性质及其代谢物差异.中国酿造,44(05),132-137.

[11]程体壕 & 张坤.(2023).基于RMP分析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酒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西部旅游,(21),17-19.

[12]郭嘉欣,叶梦笔,陈杨 & 曾勇.(2024).中国白酒产业酿酒专用粮研究现状分析.酿酒科技,(04),98

[13]曾庆军,周鸿翔,曾佳佳,邱树毅 & 刘凡.(2023).赤水河流域不同产区酱香白酒挥发性风味物质差异分析.中国酿造,42(10),6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