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生的反日言论，为何感动了余英时？

我们现在要抵制日货，并不是在我们国家的日货，我们应该在各行各业都比日本人做的好。我们的官员比它清廉，我们的街道比它干净，我们的桥也比它结实，还有我们的年轻人比他们的未来更有希望。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反日、有效地反日，而且给中国争面子。这不光是上街趁火打劫就可以达到目的的。

不得不说，这位中学生的见识，超出了许多成年人，即便今天听来，也不过时。我相信，许多人对这一番话应该还有记忆。

当时，远在美国的余英时先生也密切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事态。有趣的是，他也注意到了这位中学生发表的关于反日的见解，在一篇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中，他引用了这位中学生的话，并表示：“我看了这一段非常感动”（联经出版社《余英时政论集》上册，426页）。

一介中学生的见解，为何能让一代史学大师产生如此深切的共鸣？

从上下文看，余英时先生之所以被这位中学生的言论感动，直接原因，应该是因为这一事实：当年公布的诺贝尔奖获奖结果中，日本人再次榜上有名，获得了生物研究与医学研究方面的奖项。他为之感叹：无论是物理奖还是生物奖，日本人每隔几年就拿一个，而中国本土，还无一人获奖。想来正是因为昔日的敌国在经济发展、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耀眼表现与对比之下的明显差距，让余先生心中不胜感慨，这种意绪下，听到从一位中学生口中说出的上述一番话，心中产生强烈的认同就不难理解了。

余英时远非书斋里的冬烘先生，相反，他理解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更深晓国际政治的折冲樽俎之道。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当时中国人的砸车、毁店等自残式反日举动，他写道：“中国人恨日本人由来已久，这是日本人造的孽，是日本人承受的报应”，字里行间流溢出强烈的民族感情。不过，可贵的是，余先生并没有让民族感情蒙蔽自己的理性。在中国人如何面对日本这一问题上，他反对“以头抢地”的匹夫之怒，更反对机会主义的操弄，相反，他推崇的，是一种刚健进取、反求诸己的态度。换言之，就是通过不断革除自己的弊端，建设一个比对方更好的自己，来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用前述那位中学生的话说就是，这才是“有效地反日”。

这位弱冠中学生身上所表现出的智慧与远见，想来也会令余英时先生感到欣慰，甚或有似曾相识之感。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钱穆、徐复观、左舜生等一批飘零在外的著名学人先后访问日本，并留下了观察记录。与余英时一样，这些学人都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但同时也都能用刚健进取的态度去看待这个曾经为害自己的邻国。左舜生用“可恨、可敬”评价日本（见小思著《一瓦之缘》，香港中和出版社出版），颇能代表这些学人面对日本时情理平衡的态度。日本侵华，让身经丧乱流离的他们难以释怀，但他们更希望中国人多看这个国家的长处，并且努力超越它，认为这才是治愈民族心灵创伤、战胜对方的终极之道。

毫无疑问，要超越对手，首先要看到自己与对手的差距与不足。

在权威的国际组织发布的各国清廉指数排名中，日本的位次碾压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常年靠前。在日本，亿元贪官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层出不穷。

日本没有城乡差距，实现了社保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在日本，首相与渔夫的社保水平没有任何差别。

日本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对此我深有体会。6月份，我在日本旅游整整一个月，对这个国家的整洁干净赞叹不已。东京地铁站、商场、街道等人流稠密地方的的公厕，没有任何异味，且全部供应手纸。除了京都的一家公厕大概因为游客实在太多而破天荒地散发出尿骚味外，此外我再没遇到一家有异味的厕所。至于随地吐痰现象，一个月里我转遍城乡，没见到过一例，这与在国内的体验可谓大异其趣。

日本已经是一个包容多元的社会。书店、媒体上，各种思想与观点都有平等表达的机会。自由开放的环境，为日本学术思想的繁荣与科研领域的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

还有其他，不赘述了。

要消除与日本的上述差距，仇恨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务实地正视差距，坚定地锐意除弊，将对远方的宏大仇恨转化为推动身边具体而微的社会进步的努力，才能实现对日本的超越。

这也才是最好的反日。

有道是：

喊打喊杀恨意长，弱冠一语破迷障：

口炮诛幼终非策，力除己弊是良方。